饪赡芫拖胪恕�50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当时没担任军队现职，他们不仅没有授衔，更不用说军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又是一条纪律准则。另外，我们查阅了外军资料，各国军队也是如此，一旦离开现役，就不再穿军服。
这样有情有节、有据有理的说明，多数老同志转过了弯。但仍有些依然不接受。将军只好向他们敬个礼，情深意切地说一声：拜托了。
不那么简单。将军为公鞠躬尽瘁一生，因这样的事也被人放过“暗箭”，而且射得蛮凶。甚至有人在他离休之后重病在医院住着时，也还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军装”一事没办好。将军听后沉默许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将军说：“不给老同志发军装是军委的决定，他们这样埋怨你不公平。你应该向大家做个解释。”将军摇摇头，说：“我执行军委的决定，理所当然。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我能理解。但对这项工作我不后悔。”继而又说：“我这个人被人误解过，也被人诬陷过。但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自己又加了一条：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军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义也在于此。
无须讳言：现在有人做官后为自己的家乡倾斜点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过分。但将军则在这方面真可谓铁面无私。
自1929年15岁时跟着红军离开吉安老家后，一别就是五十四年！这五十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在家乡驻足过。1983年5月，将军在浙江金华开完“军地两用人才”交流会，正巧与回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间还差几日。金华与吉安相距甚近，将军这回终于萌发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
阔别半个多世纪，谁人不忆家乡？一路上，将军兴致勃勃，对随行人夸口：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与当地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借他仍在当农民的弟弟的嘴巴说：“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可什么事情也没为家乡办过，大家都说你六亲不认。”
将军那天低下头，沉默很久后说：原则问题上我就是六亲不认。过去在当国家计委主任时，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让我多给江西点项目和经费，我对他们说，我这个计委主任是全中国的，不是你们江西计委主任。现在我还认为这话没错。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权力专为老家做事。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冈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得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分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将军在对自己和家人的问题上，有时真的很无情。但这种无情中却蕴藏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情大义。余浩是将军唯一的儿子，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余浩自己说从小几乎就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太忙了，连跟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极少。同一小院住，却见面很少。将军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床上班时，孩子们一个个已上学校早读去了。节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么公园玩一趟的事，余浩说好像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就根本没有过。80年代，中国的南方边境有过一场战事。余浩当时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有一天将军见儿子突然问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儿子答：刚从部队转业。将军感到意外：好像儿子当兵也是第一次听说，更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转业？那时南边已经开仗，身为总政主任的将军这回对儿子特别关心起来：你不能转业，得重新回部队去！儿子有些恼：凭什么？我当兵时你关心过没有？现在我转业了你倒关心起来了？将军两眼一瞪：给我回部队，这是命令！
回就回！儿子也不是孬种，转过身就到新部队报到。
不几日，将军又碰见儿子，便问：在哪个单位？
儿子说：总政下属的一个单位。
将军立即不悦地：你上那里干什么去？
儿子：是组织安排的。
将军怒气上来了：你这算什么兵？下去！
儿子只得离开北京，上了南京军区。
不行，得到一线的作战部队！
将军听说南京军区的领导将他儿子安排在非前线作战的机关当参谋，好一顿将军区头头训斥。无奈，军区领导不得不将余浩一竿放到底——安排他在最前线的某军一师一团。这个团就是将军在红军时期一手创建的，现在正执行南疆前线的攻坚任务。
战斗异常惨烈。一团英雄官兵们在抢占高地的激战中伤亡惨重。将军身在京城，却每天可以看到前线的战报，但他把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之情，倾注在前线所有的官兵上。“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那些日子里，将军不准有人提及他儿子在前线的事。
“如果说儿子，那么几十万前线指战员他们都应该是我的儿子。我牵挂他们中的每个人。”将军在前线的无名烈士墓前，高高地举起右手，向默默躺在那里的“儿子们”敬礼，心底在喃喃地念叨着一句话：我为你们自豪。
经过战火洗礼的儿子真的让将军自豪——余浩从硝烟弥漫的南疆回到祖国时，已是战功显赫的英雄。将军这时才有了笑容，而这时人们似乎猛然发现他的满头寸发也在一夜间全部银白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的情在心底，在细微处，在他挥手与斥骂中，在他沉默与大笑间。
女儿晓阳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将军掌上明珠。晓阳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正在大庆会战，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记忆中的父亲很少与我们在一起。1979年我出国留学，之前没跟爸爸商量过，怕他不同意。爸爸是个很传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最痛恨跟“洋”字沾边的，尤其是自己家的孩子。听说我上瑞士，爸先是沉默不语，然后问学什么专业。我说是金融。爸竟然站立起身，爽朗地说了一声：那你把它好好学了！好像在指挥下级的一名油田开发者：你把那个油田拿下吧！爸就是这样的人。别看他是老红军出身，从小没上多少学，但他从不墨守成规，相反，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每次我从国外回来，爸显得特别高兴，常常还在外人面前把我炫耀一下：这是我小女儿，在国外读工商硕士呢！有一次晓阳把从国外带回的一个很大的巧克力蛋给了父亲，那会儿将军正随胡耀邦总书记在昆明视察工作。将军见女儿的礼物，好不喜欢。看着看着，突然说：这个给耀邦吧！于是带着女儿，抱了巧克力蛋，去见了总书记。女儿后来又随父亲上了大港油田。晓阳手头带了一份刚刚翻译好的外文资料。将军见后甚为惊喜，令秘书说：晓阳的翻译论文，你把它放在我睡觉的枕头旁。“当时我很感动，爸爸那时是副总理，日理万机，可他却对我的一篇极普通的翻译作品看得这么重。我知道那是他对我的一片父爱之情……”晓阳说到此处，有些哽咽：“父亲每回在我从外地回来时，总说：你怎么又瘦了？饭要吃好嘛！每回临走时，他又总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外加注意身体。他基本上都是这几句话，可我感觉里面有千言万语。每回走出家门时，我总要回头看一眼，而每回准能看到白发苍苍的爸爸和妈妈一起站在院子门口，正远远地朝我挥手，那一瞬我总忍不住泪水满面……”
二女儿晓霞可能更遗传了父亲的性格，做事风风火火，干脆利索，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可一谈到父亲，立即有种肃然起敬的神情。她的话也顿时变得如同喷射的火山：我爸像一座高山，巍峨挺立；像一片大海，可容纳整个世界。他对人爱，爱在你水深火热之时，爱在你危难险峻之刻，爱在你痛苦绝望之瞬。而他平时则用严、用骂、用罚你工作更高要求、用罚你不断清醒、保持谦虚谨慎和进步，来表达他的爱。
女儿的这段话总结得很到位。
王宏，一军某师副参谋长。年轻又帅，更因为他有一大串光芒照人的头衔：曾是“硬骨头六连”连长、一等功臣、国防大学首届集团军作战专业研究生班硕士毕业生。在春风荡漾的西子湖畔，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位“军中少帅”说过自己的成长经历，脸上微微一红，说：没有余主任（总政主任余秋里——笔者注）当年对我的关爱，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经历有些传奇，在“硬骨头六连”任职时，因为南疆一战建立显赫战功，成为全军战斗英雄。但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后骄傲了，连军人的基本纪律都不放在眼里，为此吃了个处分，降职到另一个连队。将军巡视下属部队知道此事后，专门找他谈话，勉励他正确认识错误，重新奋起前进。受挫的年轻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绝望的痛苦时刻，军委总政首长会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找他谈话。感激涕零之际，是振作奋起的动力。后来王宏又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1998年他带领部队在九江抗洪前线荣立战功，受到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表彰。
现在，我的这部关于将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将要收笔了——我知道不收笔准会写下百万字的长篇鸿著也断然不存在问题。但，那种欲满则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笔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叫李晔，曾经是将军的一位秘书。李晔现在也是我称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晔伯伯太可爱了，他对中国石油的挚爱，对人生的赤诚，对痼疾的蔑视，都让我感到震撼与敬佩。
2004年“五一”前夕，我和将军的二女儿、三女儿专程从北京赶往河北任丘油田，因为事先得知李晔在那儿正与几位“老石油”在写一部“聊聊石油”的书。将军的女儿们说，你见了李晔叔叔，就能像见了我父亲一样。言下之意：李晔是个活脱脱的“小余秋里”。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我全然沉浸在对“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赏之中。
“高兴高兴！见了两个娃儿就高兴！”矮小而体弱的李晔一见晓霞、晓红，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那张布满纹丝的脸上绽放着父爱的笑意。
李晔1949年在我军南下时参军，后到西南军区。1954年到了将军身边。李晔生性刚阿不屈，开始让他到将军身边当秘书，他不愿。原因是听说将军脾气大，不顺心时会把钢笔摔在桌子上。李晔说自己虽是个“小萝卜头”，但受不了这种气。哪知在不得不“服从组织”之命到将军身边后，一干就是十五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不知要在将军身边干到什么时候。
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沧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李晔哭什么？为何而哭？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现？这是我初见李晔时内心存有的极大疑惑。
“当然有。”老人告诉我。他拿出一份几年前写给中央领导的信，让我读——
石油之兴衰，关乎国运。事之成败，关键在人。我们大半生拼搏在石油战线，对石油有深厚感情，我们恳请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护石油、支持石油，任用对祖国石油充满信心的得力干部，制定发展方略，特别是制定鼓舞石油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发挥第一线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以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步伐，则国人之幸，民族之福……
“这样的信，我写过几回。这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诉说中国石油建设的血和泪……”老人说到此处时，一声又一声扼腕长叹，拄着拐棍在房间里不断走动起来，无限悲愤的激动之情昭然可见。
“每每想起首长，想起他生前想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在全国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时，我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然后号啕大哭一场……”老人开始拭泪，继而双手伏在膝盖上久跪不起，那双瘦削的肩膀竟然在不停抽颤。
其情其境，让人心酸不忍。
“六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行程4万公里，访遍了祖国陆上、海洋所有油气田（台湾除外）。收集各类资料近300多公斤，接触访问了700多位石油职工。其中，深入座谈研讨的石油界的局以上领导干部与资深专家学者就有100多人。为啥？就是为了想把这些年来中国石油事业上的成功与教训向世人作个我们认为正解的解释。新中国石油事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自给自足时代，现在我们每年则有近一半原油要进口，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们这些老石油人最忧虑的事。我们是过来人，了解中国的石油工业状况，所以更怀念余秋里、康世恩时代他们留下的中国石油开发思想。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说，如果当年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们制定的石油战略思想得到很好的延续和执行的话，中国的今天会更加强大和繁荣。可眼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制约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的能源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大家不都看到现在国家一年比一年用电紧张情况吗？而在能源中石油总是第一位重要的，可现在原油缺口之大令我们更加担忧……”一旁的郑耀舜先生对我解释道。
李晔、郑耀舜和毛华鹤、王福臻四位在石油战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费尽心血要向国人“聊聊石油”，到底想聊清些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耿耿于怀的还是当年将军和康世恩等老一代石油开拓者和领导者对中国石油的战略思想和后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种战略意图所带给现实中国石油大量进口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像胜利油田这样的好油田到底能不能建成“第二个大庆”和与之延伸出的在“全国建立十来个大庆”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争论上。
让我们来听听李晔他们是怎样“聊”以上那些好似石油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全局的方向问题的——
关于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的战略思想，是1984年2月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