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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将军因此建议：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这样才能落实毛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嘛。”将军对总理说。
你们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我们一起向主席报告。周恩来吩咐道。
而在此刻，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也起草了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他把文稿送到将军他们手里，说是让看看，其实是让将军他们按照他的意见定调的。将军等拿到陈伯达的文稿，在请示总理后，趁工交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又在征求和听取意见后，突击几天几夜，完成了一份关于工交战线“文革”的《十五条》通知精神——陈伯达起草的是十二条。几天后，陈伯达把将军和谷牧叫去，见了两位便劈头盖脑地大发雷霆：“看看你们多能耐！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末后，又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就你们有本事！我也是小计委的成员，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可你们把我放在眼里吗？”
将军和谷牧不想跟这样的人吵闹，知道再解释也无用，便从陈伯达那儿退了出来。但陈伯达是什么人？当时的“文革”负责人之一、毛泽东身边的人哪！他的话不能不重视。将军与谷牧径直上了总理那儿把事情作了汇报，并把为什么写成现在的《十五条》作了说明。
“没那么严重吧！”周恩来对将军他们担心陈伯达闹事并没看重，又说：“明天下午，我再听你们汇报一次。然后再向主席作个报告。”
不日，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基本同意他们的《十五条》通知，工矿企业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但工人们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运动。
“只要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就好办！”将军听后异常兴奋，并且天真地这样认为。
哪知又过几日后，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将军：毛泽东批示，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你们要赶紧准备一个全面材料。
林彪要主持会议？不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事嘛！他“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对工业工作也感兴趣了？将军甚至兴奋地对起草材料的郑耀舜几个小青年说：“‘中央文革’的人都是书生、秀才，不理解我们当兵人的心情。对不懂工业的人谈工业，等于对马弹琴，实在难办。以后有事我才不去找‘文革’那些人呢！我们要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
郑耀舜是当年《十五条》的起草执笔者，我在2004年“五一”前采访他时，先生正和将军的老秘书李晔等人在华北油田写一部中国石油反思的书，郑先生谈起“文革”这段亲历时，说得生动精彩又有几分悲壮：“那阵子我们真是整天不知所措。搞一个文件得让那些本不相关的人传来看去。不这么做又不成，连总理做工作都常常有点儿像地下工作似的。那次在京西宾馆开的工交座谈会，十几个人。总理、陶铸、先念，对我们起草的‘十五条’逐一通过，都说好。可后来传出话要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我们不得不又重新起草修改。又一天总理在京西宾馆召集秋里、谷牧和林乎加等开会。李晔、李灏和我当时都是首长的秘书。开会时坐在后排。总理一进门见我们三个年轻人，就非常警惕地问秋里他们这三个人是谁？余秋里同志就一一介绍，指到我的时候，他说：小郑是林乎加同志的秘书，铁杆保皇派。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对我们这三个秘书是放心的，可他仍然非常憎恨地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秘书了！估计他不知吃过谁的秘书之苦。那天会上，总理在谈到工厂闹运动停工停产，十分恼怒，并说到悲愤处，一抹脸，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话后来传到林彪、江青那儿后，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交会上，几位老部长、老市长谈起各自领域的混乱状况时气不打一处来。最有趣的是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将军，别人在会上慷慨激昂地陈斥，他在一边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和‘九一八，我的家在哪儿……’我就跟正操部长开玩笑，说我上造反派那儿给你告一状。将军摇摇头，说你不会的。那天总理打电话说林彪要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我们的工交《十五条》，秋里、林乎加和李人俊还有谷牧同志就聚在一起，商量连夜准备汇报提纲。我是起草执笔者，赶了一夜。林乎加口述，我笔录，秋里同志拍板定稿。第二天下午，林彪到中南海，我把准备的材料整理好后送到秋里同志的手里，并送他上了车。去之前，我看得出秋里同志对这一次林彪听汇报是寄予巨大希望的，所以晚上我们在起草材料时都尽可能把当时工交战线甚至将财经方面的问题也一起写入了汇报材料之中，期望能借同样军人出身的‘林副主席’之力扭转乾坤。晚上下班之前，秋里同志夹着皮包回到办公室。一进门，他将皮包往桌上一扔，脸色非常难看。我心想事情肯定坏了。只听他长叹一声，回天无力地感慨道：唉，准备大乱吧！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像当作没用的垃圾一样，被赶出了中南海……”
关于向林彪汇报工交问题时碰到的遭遇，将军后来曾著文这样叙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一共开了三个半天，连续进行。会前将军曾对林乎加说：“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就是挨批、下地狱也要把工交企业的情况，如实说清楚。”他和小计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是抱着决一雌雄的信念参加林彪主持的会议。果然，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张春桥攻击谷牧的汇报是代表了一部分走资派的情绪，否定企业里存在的两条路线。上纲又上线，帽子大得吓人。江青则瞪着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林乎加，说他们是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康生则阴险地说什么“现在的工厂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陈伯达更是气急败坏地指着余秋里等人的鼻子叫嚷：“你们搞的汇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商量。我也是计委的副主任嘛！你们是搞突然袭击！”要不是周恩来一再给他们解释和挡拦，“文革小组”的那帮人还不知真的是否想把将军他们活扒撕烂后给吃了！
林彪开始一直阴着脸，也不说话。将军们摸不清这位从不过问经济工作的“副主席”到底支持哪一派，因此寄希望于他的最后定调。第三天下午，林彪终于说话了——声音阴沉，但将军他们听了却如埋在身边的炸弹爆炸：“这次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
怎么错啊？工交部门与文教部门不同，问题也少些，不能像文教战线一样整天停课闹革命嘛！将军急了，站起身来争辩。
林彪脸色骤变，声音也变了调：工交部门的问题还少？比文教部门的问题少？这是你的认为。余秋里，我看你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承认犯错误，要不我看你是危险了！
将军还想要争辩，被周恩来用眼色制止了。
完了。彻底地完了。将军走出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和小计委的几位同志遵照总理愿望力争的全部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工人停工停产，全国还不大乱一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一天将军回到办公室独自坐在木椅上久久未起，为革命忙碌了大半辈的他忽然感觉没有什么事他可以再做了。
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人所期望已久的。不夺了“小计委”一帮人的权，不摧毁周恩来为首的这个“经济建设参谋部”，“文革”就乱不成全国性的，也只能是几个学生娃儿和文人们在那儿叽叽喳喳，成不了大事。现在把看守国家机器运转的将军他们这样的一帮人的主张摧垮了，神州大地不都是林彪和江青他们的天下了吗？
斗争如此残酷。当将军他们有泪落不出时，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却欣喜若狂了，因为“文革”的每一步完全操纵在他们手中。刘少奇、邓小平已经是“死老虎”了，周恩来你一个人还能跳多高？至于余秋里这些小干将，先刹刹锋芒，等哪一天借毛泽东的手，再来个一抹到底。你不是因为大庆油田才成了大红人吗？那好啊！先把大庆给搞乱了。
林彪江青想法多得很哪！一个密令下去，大庆油田便乱成一片，连铁人王进喜也一夜间成了“大工贼”了。
“他们、他们这样搞不行！”中南海，在李富春副总理召集的工交负责人谈形势会上，将军痛心疾首地挥动着那只右胳膊：“我们的大庆，是几万工人当年忍饥受冻、流血流汗一口井一口井地打出油来的，现在造反派竟然强令工人们停钻封井。北京有人还自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跑到大庆，煽动工人们成立战斗队，搞什么停产闹革命，说大庆红旗是假的、黑的，连铁人王进喜这么个工人先进分子也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他们还有没有点王法了？啊？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他们想毁了它，我、我死也不能答应！”
将军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泪流满面。
在场的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独臂将军也有落泪的时候，连周恩来都愣在那儿不知所措。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将军什么时候落过泪？我问将军的夫人刘素阁阿姨，刘阿姨说她没见过将军落过泪。
四女儿晓阳说，她见过父亲落过一次泪，那是周恩来逝世后的第三天，从不带儿女参加公务活动的将军，那一天听小女儿说也要跟他去周总理的灵堂时，竟然破例同意了。“我当时都惊傻了：爸爸一踏进灵堂，还未见总理的遗体，突然‘哇’的一声大哭，简直像山塌下来似的。随即见我爸一哭一拜地走近总理遗体，再度恸哭起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吓人的也是最悲惨的哭声……”女儿这样说。
将军的秘书李晔说：在将军的生死好友、另一位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去世时，将军痛哭过。上将军衔的贺炳炎与余秋里同为独臂将军，他们俩之间有许多传奇，两人同一年参加红军，又都在贺龙元帅手下成长为红军高级将领，两人曾几度在一个师旅团担任军政一把手——贺炳炎断的是右胳膊，余秋里在战斗中失去的是左胳膊。两人断胳膊时都是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被人用钢锯锯掉的。而且两人是在同一年失去胳膊的。两人在同一师旅团一个当司令、一个当政委，是真正的“一把手”部队，曾威震日寇，名扬全军。贺炳炎比余秋里大一岁，在打仗中是有名的“独臂孤胆英雄”，以打仗又猛又勇而闻名。余秋里则是有勇有谋的多数时候是政委身份，他与贺炳炎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两人配合默契，战无不胜。贺炳炎时时处处以大哥的身份爱护着余秋里，而余秋里则在贺炳炎受到政治迫害时挺身而出救过他。解放后，贺炳炎留在大西南当成都军区司令员，余秋里则受命在东北指挥石油大军。1960年，贺将军不幸英年早逝，余秋里闻悉噩耗后立即前去奔丧，那一天他恸哭了，比失去亲兄弟还要悲恸。
将军的老战友说将军在战争年代也有过一次落泪：1948年，在西北的瓦子街战役中，将军的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指挥部队攻占敌39军军部时，头部突然中弹负伤。将军闻讯后跑到担架前，俯身去叫任团长的名字，可那任团长握了握将军的手便断了气。当将军从担架上直起身时，战友们看到他满脸泪水……
参加过《余秋里回忆录》材料整理工作的李国昌先生还向我介绍过他亲眼看到的将军流泪情景：那天李国昌先生与将军谈起了一件在石油部颇为忌讳的事——1979年底的“渤海二号事件”。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事件，但它却是留在石油人心头一块很痛的伤痕，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大庆采访时仍然感觉到石油人不太愿意谈论此事，因为一向团结向上、亲如兄弟的石油部几任领导间为了这事出现了旁人想象不到的尖锐矛盾，这事关及到将军，尽管他那时早已离开石油战线。但由于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石油部出现“渤海二号”严重事故后，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葬身于滔滔大海之中、一艘进口的自升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沉陷，这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它震惊全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对这起事故的责任单位石油部给以最严厉的指责，可以说那一阵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压力绝不比前阵子川中油气井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小，因为出现“渤海二号事件”那个时候，我们的媒体很少报道所谓“有损国家形象”的重大事故，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透明度都很大。故而“渤海二号事件”公布于众后，石油部陷入了全国性的谴责声浪中。最后国务院作出两项重大人事处理决定：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关于“渤海二号”事故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认为是石油部领导和具体操作平台的人“不讲科学”和“蛮干”而造成的人为悲剧，而石油部内部坚持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及环境气候所致才出现的沉船与伤亡事故——后来证明石油部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中央决定出来后，全国人民对“渤海二号”事故的情绪倒是平息了，可在石油部上下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指责。至今石油部内部的大多数人仍对解职、受处分和被判刑的那些“弱者”给予同情，而对当时身居高位的“石油老领导”的余秋里则存在极大的埋怨，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没有“保”宋振明和康世恩，也没有给石油人留下面子。最要命的是个别受处分的石油部领导本人也是认定这个理，这更使得多少年来共甘同苦、并肩创下新中国石油工业辉煌史的石油人之间出现了情感上的深深裂痕。那些日子里和之后的相当岁月中，将军其实在石油战线的高层干部间成了孤寡之人。曾是部长中属于年轻一代的宋振明下台后没多少日子因患绝症而英年早逝，他的死更让石油人心头留下重重的创伤。不少人老话重提，甚至把怨愤泼到将军身上。他们哪里知道，“渤海二号事件”对将军内心的伤害有多深。他身在高位，尽管他早已离开石油战线十几年了，可一旦出了大事，有人还是把账算到了他的头上——自大庆油田之后，一直在中央走红的“石油帮”早在一些人眼里视为异己而被人妒忌。“渤海二号事件”终于让一些人找到了给将军为首的“石油帮”撒把盐的机会了。这回将军自己被人“不打肥皂刮胡子”了。石油人当时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年过二十多年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了一些事的真相：关于作出对宋振明、康世恩的处分决定，将军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他也有一个“服从中央”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将军还得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