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下面多转转。”一到玉门，余秋里就对自己的秘书说。这也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方法。
秘书李晔现今也是“古来稀”的人了，他亲口给我讲了将军让他在玉门进行“微服私访”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买粮”。
那天余秋里在走访了玉门大小十几个油田生活基地后，突然对李晔说：“你去执行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李晔问。
“去买一次粮食。”余秋里说得很平静，然后一甩手，“我还要到食堂去。”
李晔笑笑，心里明白了：首长来这儿当了一个星期的炊事员，现在他要为油田职工出口气了！
刚出门的余秋里突然又从门外回过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的秘书，问：“你就这样去？”
李晔手拿借来的粮本，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怎么去？”
余秋里瞪了他一眼：“一看就知道你没当过侦察兵。你穿的一身机关模样，完得成任务吗？”
李晔恍然大悟，边笑边连忙脱下衣服。
当李晔再出现在大街上的那个粮店前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穿着油乎乎一身旧军服的人会是北京来的部长大秘书。排队。买粮。李晔一点没碰到与众不同的事。
当他拎着一小口袋买来的米回来时，将军早早等在那儿。不等李晔开口，他的手就伸进了米口袋。
一把“米”捏在拳里，然后再展开。余秋里的嘴唇立即颤抖起来：这就是卖给咱职工们吃的“米”？
几个干部凑过去一看：妈的，太欺人了，净是沙子嘛！
“去！你们去通知玉门市的市长、书记，还有那个——粮食局长！”余秋里胸中的火山要爆发了。
不一会儿，他带着玉门局的几位领导出现在李晔刚才买粮的那个店面。
哪来的大干部呀？北京来的！老百姓闻讯赶来，一时间，粮店前挤满人群。他们本来对一只胳膊的人就有种畏惧感，又听说他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并且如此怒发冲冠：今天有好戏！
那个粮食局长肯定是个倒霉蛋了。
果然，一只胳膊的人举起那只右手，从天而降地在粮食局长的脸前挥动着拳头：“你！你这做法叫丧尽天良知道吗？这粮店是谁的？是我们共产党的粮店呀！你把石油河里的沙子掺在米里，再卖给老百姓，你让老百姓说我们共产党是什么吗？”
粮食局长早已浑身像筛子似的在颤动，眼睛看着鞋尖，只感觉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像根钢鞭一般地在抽打着自己……
“你不配！你不配当人民的粮食局长！”一只胳膊说这句话时，在场的老百姓流着激动的泪水，发出一片叫好的欢呼声。自然，这个粮食局长后来为此丢了乌纱帽。
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四十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着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呢！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的眼睛瞪圆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被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由于表现好，所以多次被评为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两个偷木柴的，便三下五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两个党员干部被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马。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大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把两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他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还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被重新安排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沙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烟灰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时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非常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特别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扑通”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两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下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两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部长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定下一个遗嘱，每年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扑通扑通”地磕响头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搭上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乡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援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知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荡。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看到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得出奇，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吗？”当他得知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气冲冲地跑回家，让夫人做了碗红烧肉端到李晔家。这事让李晔非常感动，因为他对余秋里家的情况一清二楚：余家的五个孩子也已经有很长日子没闻到肉腥味了……
“好多了。您那碗红烧肉可是救了她的命。”李晔颇为高兴地答道。
余秋里苦笑地摇摇头，然后默不作声地进了软卧室，一头倒在铺上，扯起毛毯捂在胸口，长叹一声：“唉，天灾人祸啊！怎么会这样呢？”他想不通，也根本不曾料到。
李秘书从一个小药瓶子里倒出几颗安眠药，又把暖水杯倒满放在茶几上，然后轻声说道：“明天到了大庆再说吧。”
明天？大庆？这话更勾得余秋里一夜无睡意。
……五万余会战大军，又添了近万名来队家属，这么一大群饿肚子的人留在狗不拉屎的荒原上，真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就说饿不死人，可这油田开发的会战又怎么个弄法？
愁啊！愁死人啊！怎么比当年的长征还让人发愁呀？余秋里闭着双目，翻来覆去，可眼皮外晃荡的净是那些讨饭的老妪和脸如树皮肚如鼓的小孩，还有就是一排排躺在干打垒里的石油职工……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唯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一排排“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地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说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宋振明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患病中，有20个是党团员……
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除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座谈会顿时有些活跃。在场的干部都知道，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余秋里一生除了工作从来不会其他什么娱乐活动，而且也是极看不惯那些嘻嘻哈哈、搂搂抱抱的舞会啥的——用现在的话说，一点也不开放！我从余秋里的几任秘书那儿知道，余秋里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一次舞会，他本人更不会跳了，再说一只手也没法跟人跳嘛！“他？他就是生五只手十只手，也不会上舞场的！”余秋里的女儿们笑说。我还知道，即使在几十年后身为总政主任的余秋里，他也从来没有到过一次名声显赫并且经常需要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面前的总政歌舞团。有人曾经暗暗埋怨过他这一任总政主任：“余主任在位时，我们总政歌舞团是最不受器重的！你千请万请让他上团里视察一次，他就是不来，还说什么我对那些扭屁股、咧嘴巴、扯嗓门的事不感兴趣！你瞧他这个人！多没情趣！”从生活这个角度，余秋里绝对是个“不活泛”的人！但我知道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却帮助和关心过多位著名艺术家。现在名声很大、专写重大历史题材而闻名的王朝柱就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写出像《长征》、《延安颂》等名篇，就是因为当年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大笔一挥，调他这个“流浪文人”到了总政歌舞团当编剧。如果没有余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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