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部长与国家- 第31部分

大庆会战和大庆油田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和上马的呢？现今40多岁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正是我们共和国处在最困难的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难，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中央当时给大庆会战追加的经费是两个亿。两个亿能干啥事？现在造一栋并不怎么气派的建筑就得花两三个亿，可那时国家拿出两个亿去搞石油会战，这已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事了。余秋里不靠提倡这种“约法三章”的做法，四五万人每人多吃一口饭，多加一碗菜，也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两个亿吃得精光，到那光景还谈什么大会战、找大油田？

“约法三章”其实是孕育大庆精神的第一把土壤。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从安达到萨尔图的沿铁路50多公里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地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扯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

“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和复杂得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地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得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20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以最早出油的松基三井为中心点的南部战区，会战的队伍已经到位，可真要甩开膀子大干时，技术人员拿出的那些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图纸时，竟然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哪儿该打生产井，哪儿该打勘探井！

“队伍开到了前线，敌人也就在眼前，却不知道仗怎么打！这是什么事嘛！”余秋里面对如此混乱而毫无章法的战役，真的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他把康世恩叫来。

康世恩也抓着头皮直嚷：“怎么弄怎么弄嘛！”

余秋里气得无可奈何，“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外面瞅着，谁也不敢上前去敲一声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小窗口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

许久，门突然开了。余秋里右手叉在腰际，冲工委副书记吴星峰喊：“通知所有会战指挥部领导上我这儿来学习！”

学习？学什么？

“学‘两论’！”

“两论”？“两论”是什么？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都不知道？”

噢，这样啊！

吴星峰猛然省悟，拍着脑袋转身去通知各位领导上将军这儿来。

那些处在一片混乱中的会战领导干部们被“请”到余秋里面前，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部长，因为谁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打肥皂刮胡子”，这也是碰到一般问题时，眼下是大大的问题了！队伍乱七八糟到有点失控的地步……干部们只敢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将军那只空袖子——空袖子一甩，麻烦和噩运怕就轮到头上了。

奇怪，这回空袖子没甩呀，而是听到一个非常温和的口吻在说：“同志们，你们先放一下手中的活，关起门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他一个星期时间……”

干部们抬起头，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有人轻声问道：“那外面的事管不管了？”意思是说队伍乱成一片，就不去管了？

“不去管，让下面的人盯着。”余秋里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主席的这两篇文章学好、学透！”

这是前线指挥员们所没有想到的。居然在大战和恶战出现难以收拾的时候，他余秋里居然一改往日雷霆万钧的暴脾气，让高级指挥官们跟着他天天关上门静静地坐在小桌子和炕头上看起书来。

你瞧，他比谁都认真：每天必有半天什么人都不许去打扰，坐在那儿除了抽烟就是翻书，再便是站在窗口前久久沉思……另有半天，他便上技术人员那儿，盘着腿，听他们没了没完地讲，讲地质、讲钻井、讲取岩芯的意义。

干部们见这景况，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翻“两论”。开始时，大家脑子里依然是外面乱哄哄的情形，慢慢地，慢慢地乱哄哄的情形消失了，变成了一条条清晰的思路：是啊，这么大的会战，谁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不跟没吃过梨子一样嘛！咬上一口尝一下，不就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实践的意义原来就是这个理哟！这不，过去一直说松辽、说中国不会有油嘛！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了大油田？不就是用革命的精神和非常的手段嘛！在地质理论方面也是这样，靠的是从实际出发，重视大量实践、大胆探索才产生和证明了陆相生油的理论。在勘探方面，我们既学习外国经验，又不受外国经验之束缚，从松辽的具体地质情况入手，以最短的时间，打出了油，控制了油田面积。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已经证明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用最短时间、用有限兵力最大可能地达到战略目标的战术思想。中国的石油工业落后，条件和设备差，人少力薄，进行必要的大协作、大会战，不正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早日扔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伟大目标吗？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搞过世界级大油田的开发，地上的和地下的矛盾错综复杂，而这么多矛盾应该怎么抓，抓什么？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解决好了这些矛盾，我们才有可能胜利实现会战的目的。

哈哈，毛泽东的“两论”原来都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通过辩证法和唯物论，都给解释得一清二楚了啊！领导干部们合上书本，纷纷来找余秋里：“部长，我们现在明白了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的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又该怎么处理了！”

余秋里笑了：“你们说我们现在的会战怎么个干法？地上的问题和地下的问题怎么处理？”

干部们说：“得抓主要的。眼下主要的问题是要任务清楚，岗位到位。地上的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地下的情况掌握好了，地面上的问题才会不乱。”

余秋里笑得更爽了：“对头嘞！哎，学了‘两论’是不是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

干部们说：“可不！前几天看着队伍这个样子心里着急，越着急心里就更乱了，这我们当干部的一乱，队伍就更乱了。哎，部长，你当年指挥打仗是不是也经常碰上这样意想不到的事？”

余秋里说：“那是。打仗的时候，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事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指挥员就得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思想，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干部们开心地讨教：“那个时候你也学毛主席的‘两论’？”

余秋里乐了：“学毛主席的‘两论’是周总理在前些日子对我说的。他说大庆会战会遇到极大困难的，你们应该用毛主席的‘两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决好各种矛盾，才能夺取会战的全面胜利。”

原来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余秋里的空袖子又甩动起来。

开会的结果，会战面临的矛盾一个个被解开：

不是队伍混乱吗？那就先抓明确战区、明确任务、明确指挥者。于是，余秋里的麾下迅速呈现一个司令部、三个战区的战役布局。它们分别是：司令部，即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副手唐克、吴星峰。康不在时唐、吴代理。张文彬，负责总部常务工作，并兼管总调度室、工程技术室、规划室、钻井指挥部、运输指挥部、水电指挥部等部门；焦力人，负责地质室、采油指挥部、运销处、研究站等；陈李中、王新坡、只金耀、刘少男四人以陈李中为主，分别负责基建处、油建公司、工程指挥部、建筑指挥部、设计院；党务和行政机关方面，李荆和在吴星峰回部开会时负责党委全面工作，并管人事处、石油学院等部门；宋世鉴负责供应指挥部；杨继清负责保卫处、技术安全处等；宋世宽负责计划处、财务处、卫生处、行政处、办公室等；李镇靖负责党务日常工作和群众运动……

“司令部”——会战总指挥部，统一服从石油部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余秋里拍板一切重大决策。

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葡萄花、太平屯、高台子、升平杏96号井以南一线的南部地区，其工作由最先在此作战的松辽勘探局负责，李荆和局长和副局长宋世宽领兵；第二战区以杏树岗、龙虎泡杏96井以南一线北杏16井以北一线之南地区。由四川、青海局负责，李镇靖和李敬、杜志福、郭庆春等领兵；第三战区以萨尔图、喇嘛甸、林甸杏13井以北一线的北部地区，由新疆、玉门局负责，宋振明和李云等领兵——第三战区后来是会战的主要战场，惨烈的战斗和最辉煌的战果几乎都是在这儿产生，今天的大庆市就建在这个战区之内。

好了，指挥系统已建立起来。可仗怎么打呢？

去动员？去一个个钻井队挥着鞭子督促？这自然要的，但队伍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每个战区也有几十公里的范围，干部下去，到一线指挥当然必不可少。但所有井队、所有部门，都面临着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如此情况下怎么个干法？

“部长，1205队跟其他的队不一样，他们一到这儿不是在等，而是自己想办法，钻机没到的那几天，他们主动上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工。钻机一到，他们立即自卸自运，把几百吨的家伙，硬是靠人拉肩扛弄到了井场！”身材颇为高大的三战区指挥宋振明向余秋里举手反映一个情况。

“这个好嘛！他们的队长是谁？”余秋里最爱这样的有自己脑筋、敢于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并冲锋陷阵的队伍。

“王进喜。”

“王进喜？”

“就是在克拉玛依跟1202队队长抢话筒打擂的那个！”张文彬说。

余秋里拍拍脑袋，哈哈大笑起来：“噢——是他呀！”

“这人可不简单，他们队到萨55井后啥也没有，他就说，为了早日甩掉中国的贫油帽，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上！争取早日开钻多打井！”

“嗯，人拉肩扛。有条件也上，没条件也上！好嘛，我们这次大会战就是在啥也没有的条件下进行的，我看这个口号叫得好！”余秋里连连叫好。

“王进喜到这儿后，整天没日没夜地干，腿伤了也不休息，天天起早摸黑，使不完劲似的……房东赵大娘见了，感动得称他是铁人。”

“铁人？！铁人王进喜！”余秋里的拳头又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大声叫好，“好，铁人这个名字好！我们石油工人就得有这样的铁人！大庆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铁人！”

“吴星峰，你们政治部得好好抓一抓这样的典型。”抓典型、树红旗、以点带面，是余秋里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的一大工作艺术特色。王铁人无疑是余秋里抓的又一个最成功的典型。

“可听说这人有历史问题。”有人在下面轻轻嘀咕。

“什么历史问题？”余秋里追问一句。

“听说他是国民党的注册党员。”

“注册党员？噢，那玩意我知道。国民党垂死挣扎的时候，为了扩充所谓的党员力量，硬拉强扯地把一些人弄到了他们的党员队伍去了。有的人连自己都根本不知道。哎，王进喜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余秋里认真地问。

“是。他们玉门油田有不少人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入了国民党的。”

“王进喜他本人在解放前是什么情况？”

“他是个穷娃子，15岁便到了油矿当童工……”

“这样的同志是我们真正的工人阶级嘛！”余秋里放心了，又问宋振明他们：“这人还有什么情况？”

“这人还能写诗呢！”

会场一片哄笑。

“写诗？”余秋里也笑了，“写什么鸟诗呀？”

“他们队到松辽后，大伙儿在雪地里施工，非常艰苦，又刮着北风，王进喜为了鼓动大家，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哈哈哈……”会场又一片哄笑。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余秋里喃喃地重复着，“好！有气概！这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气概不简单！”

得到鼓励的宋振明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老宋你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宋振明扯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宋振明说。

后天是4月9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灯火通明。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正在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的决定。

“不行。太长了！”第一遍，厚厚的10多页纸，余秋里瞅着就打了回来。

第二遍，压成七八页。“不行，还是太长。”又被退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