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北还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石勒骑兵的南北一下一上，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久就陷入饥困两难的境地。
司马越派使臣面见怀帝，向他讨要檄文征募天下兵士支援。可怜的晋怀帝，涕泪交加地对使臣哀叹道：“以我的名义宣示天下：今日来救我还来得及，再过几天恐怕就救不到了！”可惜少数援兵还没来到洛阳，就已吃了败仗早早退去，洛阳城内终究没有等到任何援兵。（晋室的王公大臣当初奢侈已甚，丢尽天下人心，终于自尝恶果。）
司马越无奈之下，亲自率领晋军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此时晋怀帝早已不满司马越的专权，又下诏命驻守青州的苟晞讨伐司马越。（晋室又出内乱，唉，有名将而不用，在生死存亡之际又自相残杀，没什么可说的了。）司马越临时组织一支部队对抗苟晞，又被击败，这位“八王之乱”的最后得利者、“八王”的唯一幸存者，终于忧愤成疾，病死军中。
太尉王衍代司马越率众东下，护送司马越棺柩回东海，行至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被石勒的轻骑兵赶上包围。石勒指挥骑兵四面射杀，使王衍所率十余万人无一幸免。被俘的王公、贵族、大臣们请求免死，王衍更是将晋朝之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说朝政不干己事，又乘机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以求活命。石勒看了眼王衍，轻蔑地说道：“你年轻时就已名闻四海，登临朝堂，肩负重任，眼下却说出这样不是为官者所说的话。如今天下之乱，全是由你们这样的人引起的！”立命左右推出。当夜，石勒就派人排墙将这批权贵全部填杀，一代“清谈大家”王衍就这么死了，所谓“清谈误国”，莫过于此。
李恽原本是司马越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
到了永嘉五年的夏天，刘聪认为灭晋时机已经成熟，即命大将军呼延晏领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晋军毫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连败十二阵，被歼灭的士兵竟达三万多。呼延晏乘胜与刘曜、石勒、王弥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汉军以极快的速度攻破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军追获。刘曜带着汉兵杀入宫城，又大杀了一批王公大臣。于是，晋朝的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晋朝的皇陵宫庙被洗劫一空、焚烧殆尽，晋都洛阳沦陷。——这一年是公元311年，距司马炎灭吴仅有三十一年。
九、刘琨孤城抗汉兵
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崭露头角的刘琨就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呵呵，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祖父与父亲都曾在魏晋朝中为官，他年轻时文才出众，长于诗赋，与哥哥刘舆并列于当时著名的文士集团“二十四友”之中。
（说起这西晋“二十四友”，谓之曰“人才济济，星光灿烂”也不过分，且不说东吴才子二陆、诗赋大家左思、文学理论家欧阳建、大富豪石崇，光提一个美男子潘安（本名潘岳）的名字，就足以慑服世人了。西晋末年士族阶层虽趋炎附势，奢豪无度，却也在客观上由于类似“二十四友”这样的门客组织的存在从而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学形式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可惜，这样的“魏晋风流”只换来了铁蹄的践踏，“二十四友”大多在乱世间不得善终，烟消云散，唯有文采流传到了今天。）
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步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的鲜卑拓跋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跋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各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但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看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意欲说服石勒降晋。
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
（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以石勒的资质能力，他当然不会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时至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打败王赞的军队，生擒王赞，又乘着日益骄奢的大将军苟晞不听手下劝阻，刚愎自用的时机，突击其所在的蒙城，一举将其擒获。
解决了两名晋将，石勒开始将屠刀挥向控制青州的晋朝降将王弥。
原来这王弥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曾私下派人召自己的部将曹嶷引兵偷袭石勒，以达到自己据守青州称王的目的，不想保密工作做得不周详，使者被石勒意外抓到。石勒杀了使者、截了文书，将王弥轻轻瞒过，暗地里却已有了除掉王弥的意图。
石勒擒了苟晞，把他封为左司马（苟晞、王赞后来企图叛变，终被石勒所杀）。王弥心中不满，就写信对他说：“石公擒获苟晞而善用他，真乃妙招！假若以苟晞和我做石公的左膀右臂，区区天下又何足挂齿？”
石勒笑着将信拿给张宾看，说：“这个王弥，身居高位而故意言语卑微，看来他又有当初图我之心啊！”
张宾答道：“王弥有据青州而称王之心，将军不也有倚并州而成事之意么。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只不过还没找到方便的时机罢了。倘若机会一到，曹嶷军队同时杀来，两敌互成羽翼，怕是又不好对付了。将军不妨乘着王弥势力小有衰败之时，诱而灭之。”
恰好王弥与晋将刘瑞对峙，相持不下，向石勒求救。石勒也正与乞活军（流民军队）陈午作战，犹豫不决是否派援，张宾马上进言说：“将军不正愁没个机会消灭王弥吗，如今机会来了岂能错过？陈午不过小竖子，有何可虑？王弥才是人杰，就此搞定。”石勒这才下定决心，发兵进攻刘瑞，大破晋军。石勒乘王弥未加防备，邀请他前来赴宴，酒酣之间，石勒一声令下，刀斧手一齐用命，王弥及其手下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冤鬼。
“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虽然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慑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而这时的晋朝势力（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一部分晋朝显贵官员；另一部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则认为应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
十、“右侯”张宾
由于晋朝的统治中心还未完全转移到南方，石勒对江南形成的攻势被认为是一举攻灭江南晋朝势力的好机会。然而，与历史上多次南北战争出现的情况一样，北方的士兵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上这一年进入二月以后大雨连续不止，石勒军中的士兵纷纷患病，死者将近半数。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石勒的部将们也是各怀心志，军心浮动。
晋军听说这些消息，便将军队集中在寿春一带，准备进攻石勒军。石勒诸将分化成了议和派、避守派与速战派这三派：右长史刁膺认为应该先以钱款交于司马睿，请求降晋，待晋军退却，再慢慢图之，石勒听罢仰天长啸；中坚将军夔安则要求先择高地避雨，石勒不屑一顾地说：“将军何怯邪！”而孔苌、支雄等将军则要求分出一部分兵力连夜攻下寿春，再一鼓作气，于同年平定江南，石勒听到这一请求，笑道：“是勇将之计也！”并赐给这些将领每人一匹铠马。
面对三派观点，石勒尚未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当然要先问问自己十分信任的张宾的意见。张宾当然明白石勒问他的意思，他答道：“将军攻陷晋朝的京师，抓住了天子，又亲手杀死了这么多晋室王公，对于晋朝的罪行早已擢发难数了，如今又怎么可能以臣下的身份降晋呢！去年刚杀了死对头王弥，本就不该来此，如今天降暴雨，显然说明将军不宜久留此地。邺城乃是北方的军事要地，只要据守在那里，将来就可以经营河北，只要河北一定，天下再没有可出将军之右的人了啊！晋军守在寿春，只不过是怕将军前往攻打。如若将军退兵，晋军必然对自身得以保全十分高兴，哪会有工夫袭击我们的身后呢？将军可以将辎重车马先运往北方，自引大军前往寿春。等辎重走远了，大军再慢慢返还，哪里还怕进退无处呢？”
石勒喜道：“张君说得正是啊！”当时就斥责刁膺畏怯，把他贬为将军，而擢升张宾为右长史，号为“右侯”。从此以后石勒更把张宾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凡事多多少少都要与张宾交换意见。（石勒称王以后对张宾依旧十分敬重，即使是上朝之时，也从不直呼其名，都以“右侯”称呼，一个晋朝的士人在石勒的心目中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实在是相当不容易的。）
（谈到张宾这次提出的计谋，或者应该说是计划，我们不得不对张宾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感到叹服。幽、并一带当时已经成为石勒势力的中心，而冀州、青州等地，也在他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只要假以时日潜心经营，石勒将在黄河下游一带形成自己强大的势力，这是张宾所能清楚看到的，也是被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了的。而反观刘聪的势力，自从攻下洛阳之后，其主力部队如刘曜军正在西线一带进行扫荡，且局势并不显得有利，刘曜由于攻打长安失败还被刘聪贬了职。同时，由于汉军内部的组成及其复杂，各部相互猜忌，战斗力已经远不如前，尽管刘聪和朝中大臣对石勒一直存有戒心，但由于王弥被杀，无力东顾，所以事实上已失去了对石勒部的控制。同时，江南晋军虽弱，但在后方未稳，且士气不高的情况下贸然南下，势必造成战线拉长，且有全军溃败的危险。张宾在对这些事实有一个清楚分析的基础上，直接指出三种观点的问题所在，给出了石勒下一步（甚至可以说是后面的整个行动）的行动方向，也基本上奠定了这以后十数年中国的整体形势。张宾是汉人，他的这一计划实际上也使得汉人政权晋得以保全，退兵对于双方皆有所利。南方得到的是安定，北方尽管战乱继续，却由于石勒军重心的确定而转向稳定方向发展。）
石勒引兵从葛陂北还，所过之处都已坚壁清野，没有任何战利品可以抢夺。兵士饥病交加，还出现了“士卒相食”的事件，到达黄河时，与晋将向冰相遇。石勒将要渡河，担心向冰半路邀击，他又采用张宾之计，以轻骑兵抄小道袭击向冰，大破晋军，石勒渡过黄河，重新恢复了军中士气，长驱军队直逼邺城。
这时邺城附近的晋将刘演据守三台（即指曹操当年所建的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三台，皆为战略要地，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石勒手下诸将纷纷提议攻打三台。
张宾不以为然地说：“刘演实力虽弱，但毕竟还有数千兵士，三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硬攻并不容易拿下，还不如把它舍弃，时间一长，他们将士补给跟不上，自然而然就会崩溃。更何况我们大军行军已久，斗志不高，王浚和刘琨这两个强敌一直对我们虎视耽耽，现在决非打仗的好时候。我看不如选择一处便宜之地为都城，广聚粮草，如此霸王之业可成。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两地是赵国的旧都，依山凭险，都以地形取胜，望将军选择其一。”
石勒闻言赞道：“右侯之计真是在理！”于是他下令缓图邺城，而将粮草运送至襄国，积蓄力量。刘聪为了安抚石勒，也不得不加封石勒为冀州牧、上党公，并掌握冀、幽、并、营四州军事。
幽州刺史王浚果然乘着石勒初到襄国，立足未稳，派遣督护王昌与鲜卑部段就六眷及其兄弟段末柸、段匹率领五万联军前来攻打。石勒的城墙尚未修好，守备还没到位，只好临时设置栅栏、障碍，抵挡来犯之敌。然而鲜卑骑兵冲击力强大，石勒手下的军队数次出战都不是对手，这时鲜卑人又加紧修造攻城器具。
形势吃紧，石勒召集众将商议，提出：“现今敌众我寡，围城的军队攻势不止，我们又一时得不到有利的外援，如若坐以待毙，即便是孙武吴起再世也难挽救败局了。我的看法，不如以精兵出城，与对手决一死战，以求生路，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多数将领都有些畏战，只说：“我军坚守不出，敌军疲惫自退，到时候再追击，不怕不取胜。”
石勒略显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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