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
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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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汇价大跌。
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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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施密特：
邓小平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原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总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４年秋，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并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第二次访华时，邓小平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纵论了天下大势。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记述了他再次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以及参加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阅兵式的感想。
施密特两次访华，两次印象绝然不同。初次访华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破坏。”
他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古老的大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腾飞。
他在谈判第二次访华时的印象时说：“１９８４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３５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
施密特重访中国时，邓小平已满８０岁，但在施密特看来，邓给他的印象却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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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当了８年联邦总理后，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演说家和评论家，他的政治判断，尤其是他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全世界深受重视。
下野后的施密特喜欢办报，搞新闻工作。当有人问他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回答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１０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完成了这一杰作，而没有某个人被枪决，或者像在莫斯科那样，某个人通过自然死亡让开了路，“邓通过自己的示范使老一代自愿退下来”。原联邦德国著名的报纸《世界报》以“施密特谈谁最伟大”为题发表了他的这一谈话。
下面是从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摘录出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４年以后，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１０年以后，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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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１９６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
１９７１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
１９７２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１９７５年秋这次访问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花夹。
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７０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
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
毛泽东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判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木刻般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严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毛泽东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一言未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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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沙发椅上将近两小时，没有表示他对整个谈话是如何看的。但是，第二天，他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谈话。在我拜会毛泽东之前，邓小平和我已经进行过一次详细的会谈；此外，我们还在一次或两次宴会上会晤过。在这些会晤中，邓小平请我谈谈我对世界战略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
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１９８４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
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
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邓小平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即９年前会见我的同一个地方见我的。
在此之前不久，即在８月２８日，他已满８０岁，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感；对谈话的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在一次延长了的午宴上，几乎整个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这次宴会是小范围的，中国和德国的客人在其他几桌就坐，只有邓的出色的英文女翻译坐在我们的旁边。翻译对邓必须大声说话，这对我倒很有好处。
开场白之后，我感谢他亲自促成邀请我访华，并对他的８０大寿和他显然是极好的健康状况表示了恭维。邓回忆起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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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们的谈话，然后回过头来谈他的生日：“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
但１０年至２０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
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１９７５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
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他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
“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该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１０年中的看法。我承认，自从１９７４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把话题引到苏联。
“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
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欧洲形势怎样？“
我回答说：“自从１９７６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
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ＳＳ—２０导弹有关。
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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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人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完全站在公开反对中国的一边，并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我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大国扩张主义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样，”邓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
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２００亿美元（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
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后来，在波尔布特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它们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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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
因此，我们在１９７９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我问了邓，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要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我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
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表示，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国。
“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
我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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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卫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表现激动，并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尽管邓头脑冷静，对世界形势作了完全切实的估计，但日本过去占领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创伤。最后我问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
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我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人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４００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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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３５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表示，军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