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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聂卫平介绍，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中日双方各阶层的人士都认为日本必胜的情况下，中国反而赢了。日本围棋界脸面上总有些下不来，所以第二届擂台赛他们请出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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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为九段以后未和中国棋手交过锋的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大竹英雄作为日本队的双保险，以必定获胜的决心和中国队再赛一场。赛前《新体育》杂志进行了预测，在９９５５封中国读者的来信中，仍有占５６％的５４６０人认为是日本队获胜。后来，当中国队赛得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的时候，日本队损失的人马还不到半数，主力阵容还根本没有轮到上场。
聂卫平即将接战的是刚刚战胜了马晓春的日本年青八段新秀片岗聪。形势十分严峻，对聂卫平来讲每一盘都是决赛，而日本棋手却有五次夺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压力之大不敢再想。
决赛之前的一个休息日，邓小平同志邀请聂卫平几个国家体委的人打桥牌。吃饭的时候，小平同志举起酒杯要和聂卫平干一杯。
因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聂卫平临时戒了酒，就没有举杯，并马上解释说：“我戒酒了”。小平同志脸上出现了疑问。因为以前聂卫平和小平同志碰过几次杯，都是一饮而尽，酒量少说七、八两。说完缘故，就请围棋队的另外一个同志代聂卫平饮了这杯酒。小平同志关心地问起了比赛的形势，聂卫平详细地作了汇报，当汇报到中国队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而日本队还有五位八、九段高手时，小平同志沉思了片刻，用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只说了两个字“哀兵”。谈话就此便结束了。聂卫平原想他可能要鼓励几句，或者指示些什么，但是他什么都不再讲，只有“哀兵”两字的声音在聂卫平耳边回荡。
聂卫平说：当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邓小平同志作为前委书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英名传遍全世界。现在他又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成为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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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敬仰的伟人。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不可能赢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却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擂台赛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中国队不但可能赢而且必然赢的结果。
“必胜”是紧随着“哀兵”的，但是邓小平同志却不讲出来，后来揣摩他的深意，可能是将这两个字留下让我用事实来讲。
想到这时，我心中马上涌上了一股热流，全世界公认的伟人都认为我能赢，还不大获全胜？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取得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五连胜的非常重要的精神因素。围棋是一项长时间的竞智对抗比赛，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因素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的比赛结果恰如小平同志的预料，尽管这五盘棋没有一盘没风险，但是最终聂卫平取得了胜利——“哀兵”必胜嘛！
聂卫平还说：“在生活中还和小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使我感受到了他人格的其他侧面。
凡是初次见过小平同志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就是伟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在常人身上见不到的恢宏大度的气概，都会对他沉稳的举止、深邃的思想、敏捷的头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话不多，却自然就有一种威严。接触多了，我又感到他是一位非常爽快、慈祥的前辈。“
聂卫平回忆：“一次在北戴河，小平同志在那休假。国家体委在秦皇岛有个训练基地，那年轮到围棋队去那里训练和避暑，有天我就去看望他。聊完天，我感到他这段时间可能不太忙，就悄悄和他秘书商量，能不能让围棋队其他人也来看望他，因为大家都非常敬仰他，都十分羡慕我能有机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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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在一起打打桥牌。我把这一意思刚说完，马上又有些后悔，心想小平同志对党、政、军的方方面面都要管，这要求未免太唐突了吧！没想他的秘书很快就请示回来，告诉我可以。
不久，围棋队的人就荣幸地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接见。
我一一把国内的围棋名手介绍给小平同志，当介绍到刘小光在擂台赛中有四连胜的战绩时，小平同志说：‘来，干一杯。
‘于是刘小光成了国家围棋队第三个有幸和小平同志碰过杯的人。本来大家都有些紧张和拘束，这一碰杯，一下子打消了普通百姓和国家领袖之间的距离感。在原本十分敬仰的感情中又添了亲切的成分。“
文章最后，聂卫平充满感慨地写道：“以前我认为，身居高位的邓小平同志每天头脑中装满了国家大事，一般市民所关心的中日擂台赛，他可能无暇顾及。后来在北戴河，我曾见到小平同志指点他的孙儿们下围棋，方知道小平同志在围棋方面颇有造诣，并十分关心擂台赛的胜负，观看了所有中央电视台擂台赛的实况转播。第二届擂台赛我和日本队的副帅武宫正树那盘棋，小平同志就是从转播中得知我获胜消息的，他让秘书打电话到我家里向我表示祝贺，遗憾的是我赛完以后忙着和武宫进行局后研究，没能直接接到这电话，但是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常常感慨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有雄才大略，而且在很微小的事情上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事，他也同样高兴。
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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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邓小平在经济理论中的创新
厉以宁，１９３０年生，江苏仪征人。
１９５１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从事资料编译工作，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在大学时代即与人合译了《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以后又译有《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
、《罗马帝国主义经济史》。
１９８５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教授。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编著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路》、《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厉以宁作为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的第一期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接受《大地》记者瞿启运采访，畅谈了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
厉以宁说，当代中国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
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还没有系统的、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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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同以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比，厉以宁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造性突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者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上，科学地得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结论，简明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一科学界定，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厉以宁认为，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几点：１．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得以实现的体制；计划经济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经济中的一种手段。
２．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前人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过的。邓小平抓住“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论点，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答。例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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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习惯势力阻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同步富裕不切实际，人为地拉平收入差距反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先富帮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３．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是非判断根据是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里，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是区分是与非的标准，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阐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厉以宁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理论。
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大突破。
厉以宁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论述，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指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么办？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详细的论述。
在一段时间内，包括苏联和中国，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损失。邓小平同志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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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定论。
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这一论断所得到的启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定要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原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
如果不改革，墨守陈规，那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如果不改革，或者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那么最后将丢掉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的血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厉以宁在谈到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大创新。
厉以宁介绍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划上等号，把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画上等号的。因此，如果要谈经济体制改革，那就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作某些修改或进行某些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明确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一论断，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代替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
厉以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结合使用计划或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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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下，资源主要用中央计划进行配置，市场只不过是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市场的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政府则起着高层次的宏观调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计划和市场的兼用，既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配置资源和重新组合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使社会主义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中发展。
厉以宁说，邓小平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的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而又极其深远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必将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
厉以宁最后说，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是邓小平同志创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
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的实践，改变现实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步伐和经济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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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昊苏：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伟大领袖
陈昊苏，１９４２年生，四川乐县人，陈毅元帅的儿子，１９６５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历任七机部某研究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丰台区委常务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论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５日和１７日，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同志在故事片《百色起义》新闻发布会和首映式上两次讲话，谈论《百色起义》和邓小平同志。
中华民族在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陈昊苏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五四运动开始，７０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发生的影响，在时间跨度方面是创造了最高的纪录。
他从２０年代末就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加过缔造红军的伟大斗争，并为苏维埃区域的建设和红军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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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战略区的主要指挥员，在淮海、渡江战役中担任过总前委书记，为战略决战的胜利立了大功，并表现出是非常卓越的统帅人才。建国后，他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