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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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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湖南长沙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科学会和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科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兼自然辩证法部分主编、《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副主编。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导师。龚育之早年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出版有《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等著作，后来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研究和当前党的政策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等书，并主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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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毛泽东１００周年诞辰的时候，龚育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采访时，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摘录如下：
两位伟人及其共同点
龚育之认为：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那么，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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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
，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如果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龚育之认为，强调“实事求是”
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分别成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两次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基于思想路线上的这个共同点。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大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所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新路子，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在农村的。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我看，在中国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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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了农村和农民，就抓住了中国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握住了这个战略基点。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很重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邓小平也很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龚育之认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１９２１年党的成立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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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集体“
，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龚育之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方面。
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
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
从“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
，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
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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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第二条，就是继承。
“反正”就是继承。
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基本的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两位伟人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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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目的是要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这是十四大对党的７０多年历史的一个新概括。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个命题的提出，从思路来看，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已经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也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
那次全会前夕，他在全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可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小平同志，我们党中央，就从现代化和改革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问题。
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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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平同志过去多次讲到这个命题，但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１９９２年初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进一步作了新的发挥。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
这就深刻地说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因而就引起注意了。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文件。
“两次革命”的概括，提供了一个纵览历史的大视角。这样，就可以从更高更大的跨度上来概括我们７０多年的历史：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为核心，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次伟大革命”
是从实践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是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讲的。两个提法的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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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两次飞跃”体现在“两大理论成果”上，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就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讲，那就是纠正、继承和发展。纠正，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继承、发展，这三条，头两条的组合，就是拨乱反正，后两条的组合就是继往开来，全面改革，就是开来，就是开拓，创新，发展。只有拨乱、反正这两条，还是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之内，根据实践检验，将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改过来，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新时期还要创新。新时期遇到许多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面对过的新形势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或是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但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从内政到外交，改革开放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