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这2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
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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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
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1964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
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1100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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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赫鲁晓夫: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自1960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以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赫鲁晓夫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9年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1934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2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
1964年10月,前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此后,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
1971年因病逝世。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正面的交锋。
1974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据这本书的英译本编者称,赫鲁晓夫生前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用了4年时间录下了长达180小时的谈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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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赫鲁晓夫逝世后,他的家属和朋友通过秘密途径把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送到了西方。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这些录音带在美国经过音图鉴定后,证实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声音。
自该书于1974年在西方出版后,苏联官方始终都没有发表正式评论。
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1954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是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国》中,赫鲁晓夫详细谈到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由来,谈到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谈到了他的3次访华,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当然,他的回忆录当中不乏对中国内外政策,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和诬蔑,这是不足为怪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往当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
3个字。
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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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
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
,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
,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手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后来,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
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下面的段落是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摘录的: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
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
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过,毛把他看作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他后来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前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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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拉吉夫·甘地: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吉夫·甘地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国大党政府总理。
1988年12月,拉·甘地应中国政府总理李鹏的邀请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84岁的邓小平握着44岁的拉·甘地的手说:“欢迎你,我年轻的朋友。”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随后,邓小平问拉·甘地说:“你同意这样看吧。”甘地回答说:“我同意这样看。”在甘地看来,他同邓小平的友好会见标志着他的访问达到了高潮,这显然是他期待的一种象征。美联社记者当日报道说:印度年轻的总理21日会见了中国年迈的政治家。
新德里同北京麻烦的关系突然间似乎成了过去的事情。政治僵局已经打破。
邓小平与拉·甘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为题,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
我发现,他谈到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过去40年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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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努力的事。那就是努力争取建立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把对抗作为解决办法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努力争取建立一种比较公平合理的新经济秩序。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能够也应该向前走。我们已经奠定了两国建立和平、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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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撒切尔:
邓小平非常执着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1982年9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22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来到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中国。”
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依然有效。”她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
24日上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身穿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她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交谈片刻,随后前往福建厅,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撒切尔夫人一见到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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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弦外有音地回答说:“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对中英最高级会谈,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许多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
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
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和威信的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3点原则性意见,即:第一,主权不容讨论。
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外电评述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英国前首相、政界元老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脸色凝重的女首相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步下人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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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北门石阶,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最短时间合力将铁娘子扶起。自然,这很快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
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
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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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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