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57部分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

　　　　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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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３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

　　　　，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

　　　　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

　　　　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１９４９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１２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１９４９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

　　　　１９４９年１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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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月、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２月８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

　　　　总前委认为以３月半出动，３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４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３月８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４月１０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４月１０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４月１５日黄昏渡江。

　　　　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

　　　　４月１４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４月２０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４月２５日后渡江。

　　　　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１０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５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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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４月２０日夜是阴历２３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

　　　　于是总前委４月１７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１８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

　　　　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２０日开始攻击，２２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２０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

　　　　，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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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吸引武汉、九江之敌；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直取信阳，威逼武汉，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如此虚虚实实，造敌错觉，使敌军处处被动挨打，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是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调整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了两个大包围圈。

　　　　四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五是以大无畏气慨和严密组织，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军渡江后三日，就解放了南京。面对此情此景，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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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江成功后，我军逼进上海，蒋介石下达命令一方面要死守上海，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杀害所谓政治犯。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蒋介石发布了“十杀”令，使得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向守志回忆道：“小平同志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十分紧迫而又艰难的现实，与陈毅、粟裕及华东局领导同志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保全上海，保护爱国民主人士，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总前委确定了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市，免遭战火的破坏，以利日后建设。正如陈毅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此，他们对我军攻城作战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上海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向守志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总前委书记、华东局书记的岗位上，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精通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同自己的亲密战友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通观全局，精心策划，继淮海战役之后，又导演了渡江战役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永载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武装斗争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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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法唐：

　　　　邓小平的功勋永远刻在世界屋脊上

　　　　阴法唐，山东肥城人。

　　　　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冀鲁豫八分区濮阳县大队政委、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４０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五十九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１９５０年率部进驻西藏。

　　　　１９５２年后，任西藏江孜工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１年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１９８０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１９８５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多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特别是部队进驻西藏后，阴留藏，邓又特别关心西藏工作，阴多次受到邓的直接教诲，对邓小平有很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３年夏天，阴法唐携带着雪域高原的尘土，去北戴河，想看望邓小平，并向他汇报西藏的工作。但中央办公厅有通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疗养期间，不要打扰他们。

　　　　后来因为阴法唐来自西藏，而中央领导又很关心西藏工作，破例接待了他。一天上午小平同志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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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３０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老兵，阴法唐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一些问题问得很细，一些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和阴法唐交谈完之后，就径直游向大海。

　　　　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

　　　　阴法唐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都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３０多年前阴法唐作为入藏部队的指挥员之，曾在邓小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并一直留在西藏工作。对此，他还记忆犹新。

　　　　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

　　　　当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大陆上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号召。毛泽东曾经希望由西北局去经营西藏，但彭德怀同志认为从北路入藏困难较大，而且短期内难以克服。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在莫斯科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于是，这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二野肩上。刘邓首长研究后，决定由十八军完成进驻西藏的任务。同时报告中央，并请求“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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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１月８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和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当时阴法唐是十八军中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说：“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人，这种一代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

　　　　为了搞好进驻西藏的后勤供应，西南局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但在邓小平同志心中，进军西藏，不仅要粮秣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先行。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的主要领导。

　　　　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则接着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西藏的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有政治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所以，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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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阴法唐十分感慨：“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