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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心下属，使人永生难忘
邓小平同志在全局工作中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当许多“小事”将会影响到“大问题”时，他却是无微不至的。戎子和满怀深情地说了两件事：“早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减少到七两，我的体重从１２５斤减到１００斤。一次小平同志约边府杨秀峰、我和李一清同志谈工作，我和李一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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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不足，就打起了瞌睡。
小平同志看到眼里，触动心情，就当面告诉杨秀峰同志，边区政府厅一级的干部一个月津贴增加到１０元。“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批评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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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香山：
邓小平的讲话艺术与工作作风
张香山，１９１４年生，浙江宁波人。
１９３７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副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现为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译著有《现实与典型》、《战斗着的日子》、《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等。
张香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上海来到晋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驻地，与邓小平初次会面。
随后８年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
解放后，张香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邓小平曾一度主管对外联络部工作。张香山曾先后７次随邓小平赴苏访问，两人关系交往密切。
因此，张香山对邓小平有较深的了解。
他讲话新颖，提纲挈领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顿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总政副主任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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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要约见他们。
当时张香山还只听到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对于邓小平是怎样一位同志，在他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但是这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就给张香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香山后来回忆道：“随着王科长走进小平同志的住房，看到王科长向一个约摸３０岁左右的同志敬礼，我们也行了礼。……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他让我们坐下，叫小鬼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我们每人的经历，又问我们来此后对八路军的印象。
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地谈谈嘛。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阵。“
这是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这个人的初次印象。接着，邓小平同志谈到了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他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张香山他们一听邓小平的话，就觉得他的话非常新颖，便很认真地听了下去。张香山回忆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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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他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他们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的。
张香山听了邓小平的话，很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他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这次谈话不到两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当张香山回到宣传部，向王科长问了一些小平同志的情况后，他更觉得小平同志不简单，他说：“听了王科长的一些介绍，好像读了一首史诗，总觉得八路军的领导人都有各自传奇式的光彩耀人的革命经历。”
如果说张香山与邓小平的初次会见还只是“印象深刻”的话，那么，后来邓小平的讲话则使张香山同志终生不忘。
他的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千钧之重
１９４０年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１９周年举行集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使张香山感受特别深。
张香山说：“报告中有一段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有千钧之重的历史份量，因而就一直萦回在我的心头而不忘。”
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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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在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们党的成就之后，关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所带来后果不同的一段话。邓小平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有切身感受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所讲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不断地获得胜利的这个论断，通过自己３年来的战斗生活，是易于领会的”。而邓小平则在１９３３年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最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自己所谈到的“三上三下”中的第一次“下”。因此他对正确路线下工作如何幸福，要比张香山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张香山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小平同志作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三年冬季，太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时我才亲自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不过抢救运动毕竟还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某项工作的政策性错误，所以它是比较容易被纠正的。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深刻地认识到在错误路线下，党员干部是无法为党为人民做出像在正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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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所能做出的那样的成绩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错误路线下，一个正直党员的内心是如何痛苦，毕竟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了。这已是后话。不过，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地想起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那种幸福。“
早就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早在５０年代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
那是１９５６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下面一些话：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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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
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７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
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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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
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
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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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１９６０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８２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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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统一指挥下，继１１月２２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１２月１５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再全歼社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
、陈（赓）
４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