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
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
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１９４０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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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中，刘邓部队的纪律强、士气高。
杨国宇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日寇恼羞成怒，集重兵向我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彭德怀命令我们集中全力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关家垴。
发动进攻那天，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
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夜１０时许，接彭老总电令，规定次日４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４时开始到中午，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增大。只见刘伯承在指挥所里拿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
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
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
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最后有些残敌钻进山洞不肯出来，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
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况酷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指战员正遵照这些威严的命令浴血奋战，真是军令如山倒，义无反顾。
这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其实，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刘邓的权威还建立在他们的战略思想上。
杨国宇回忆说：在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速歼羊山劲敌后，毅然南进，千里跃向大别山。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直插敌人战略心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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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并且建立了根据地，扎下根来。这样的战略谋划，使人不能不也不得不服，不能不也不得不“怕”其权威。毛泽东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鼓励，也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高评价。
他们是座威严的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中，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害怕刘伯承，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
；也害怕邓小平，他们曾把邓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在相片下面加了“在太岳”三个字。所以，杨国宇说：“当刘邓连结在一起时，就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杨国宇曾在刘邓麾下１３年，对刘邓的合力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刘邓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于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特派记者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给杨国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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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２年春夏，为了扭转根据地因敌人“扫荡”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去中条山，刘留太行山。两人分手后，刘一直担心邓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一天晚上收到邓的电报，说是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师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等电报。作战科参谋一下子又到机要科来问电报，问得机要科的人都烦了，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天快亮时，刘师长来机要科，适陈赓来电，他就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两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
、“号令”
、“命令”等，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突然改变自己原制订、中央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４个纵队１２万人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驱大别山。
８月３０日，邓小平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把高度集中的部队撒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地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
后来。
蒋介石动用４个整编师，３３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刘邓为了调动围困大别山的敌人，决定一方面内线继续作战；一方面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阵势。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邓再次分开。分手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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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原局机关所住的地方与敌人所宿之处相邻。真险，双方疲惫不堪彼此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于是各机关闪电般集合转移。这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枪声大作，敌机也在我们上空盘旋，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未发现。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
此时，邓小平听到枪炮声，估计刘遇敌情，马上命令六纵派部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南来。直到不久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才完全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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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
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戎子和，１９０７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
１９３６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
１９３７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令员。
１９４１年后，任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
１９４９年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部部长、财政部顾问等职。
他专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于解放前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有很深刻的了解。
其中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长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多年后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和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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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太联办以及后来的边区政府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他说那时邓小平同志所抓的大事主要一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二是精兵简政；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以建设边区民主政权为例，戎子和同志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
随后北方局开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党中央根据发动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采取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举措。当时“三三制”规定：“无论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能占１３或少于１３。”
A A为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这个时期提议在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前，首先成立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再由临参会来筹备选举边区政府。
“三三制”
刚颁布时，一些党内的同志不十分理解其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我党的领导。
１９４１年５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戎子和同志说：“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党对政权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整个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指导意义，影响是很大的。
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地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据我的回忆，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但是，作为当时晋冀豫边区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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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干预。戎子和说：“我在政府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未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直接干涉边区政府具体政务的事。从这一具体事实上，证明当时的党委对政府的职能很尊重。应该由政府办的事，党委决不插手，更不包办。”
他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戎子和说：邓小平写文章，作报告，讲话都很实在，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对于抓财经工作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重视财经工作并非今日始，而是早在４０年代初的根据地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再加上连续的旱灾和蝗灾，使根据地一度进入最困难时期。这时小平同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著文作报告，分析困难，采取措施，增强大家的信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戎子和同志对１９４３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深有感触。他说这篇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喜欢看。
“小平同志的文章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最重要的一点是真理与实践相结合，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同小平同志对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领导，同小平同志一贯注意财经工作以及他正确的财经思想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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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戎子和在财政部工作，邓小平那时也兼任财政部长，抓财政工作更是实在，戎子和同志回忆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
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记得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财政部开始编制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１９５４年预算收支计划。
１９５４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出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
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
后来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１９５３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他坚持权责分明
邓小平办事果断，既敢抓又敢担担子，但他坚持权责分明，从不含糊。
因此，对于他的指示，下属是易于操作的。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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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对此回忆说：“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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