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７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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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
邓小平能干、活跃、乐观
刘英，张闻天夫人，湖南长沙人，老红军，大革命时期即是湖南革命的积极分子，曾任湖南省妇女部长。
１９３３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途中，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警卫队指导员。
１９３９年任中央秘书处长。
１９４５年先后任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
建国初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部党组成员。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与丈夫张闻天同受错误处理。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２０年代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刘英就认识邓小平，到了中央苏区后，刘英与邓小平再度相逢，并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
很随便的一个人
１９２８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找到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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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是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在他的家里，假装他的姨妹子。
１９８９年夏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去看望刘英时，刘英对她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而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
刘英笑着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
１９２８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
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很达观地对待第一次倒霉
１９３３年，刘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局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在这里，她和邓小平两位老友又走到一起了。
当时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而受打击，被下放到农村搞巡视员。后因王稼祥坚持，调至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又到总政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
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刘英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１９３３年我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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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
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
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窜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这里所说的扩红，是指刘英于１９３４年４月至６月被调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任务，扩红３３００名，比规定任务２２００名超额５０％。
刘英还撰文回忆：６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见到我，就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莫名其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回到住地跟一位熟人说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告诉我：“你还不知道？
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都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我说：”看他那模样，一点儿事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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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扩红的确上了报，以《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为题登在６月２１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
小平同志很能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
据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大约４月间，刘英接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
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当时刘英任中央队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调红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刘英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哈哈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刘英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李富春笑她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指张闻天了。李富春和蔡畅两口子觉得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回答：“李富春呗！”
毛泽东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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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并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刘英接替中央队秘书长一事，刘英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有过同样的回忆：“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有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小，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你爸爸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的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
邓小平从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路上精神会餐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开始，刘英和邓小平同在中央纵队。长征途中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很乐观。几十年后，刘英跟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对那段往事有过生动的回忆：“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起。
只要有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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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说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
‘他就说：’这里是边区！
‘反正是四川菜好。
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刘英在观看电视剧《邓小平》后说：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到，邓小平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心胸宽阔。在他受打击的时候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以极大的魄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领导一二九师发展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这是很了不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根据中国国情，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中，他到各地视察，深入细致地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１８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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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靠群众的实践，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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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
反“罗明路线”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错误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建党之初，曾接替毛泽东任湘区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５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
１９３１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撤职，会后赴莫斯科。
１９３３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后又历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长等职。从１９４８年起至１９６４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建国后还任全国政协科书长、政务院秘书长，１９５６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文革”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副主任。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同邓小平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曾一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再度共事，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邓小平任会（昌）
、寻（邬）
、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也许是由于职务的关系，李维汉参加了反“罗明路线”
，专门写文章公开批评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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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而且邓小平当时的夫人阿金（金维映）离小平而去，与李维汉结了婚。
但这并没有影响李维汉后来与邓小平共事，而且关系亲密，因为那毕竟是时代造成的。对于在江西这段历史，几十年后，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里作了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检查，下面是摘录。
１９３２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
４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我到达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那时，我对毛泽东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１９３２年１０日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
、寻（邬）
、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２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３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罗明、邓小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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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抑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
，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
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
这时，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
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党中央书记）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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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