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45部分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含冤逝世。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谈及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陶铸说：“１９４９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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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

　　　　１９５８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

　　　　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１９５４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从中南局调来北京中央，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字报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说，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党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写成“不老实”？为此，还写信问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横杠，并且打上了“？”然后将原信退给曾志。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

　　　　“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

　　　　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同志发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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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

　　　　特别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看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毛、刘两位主席在一起的照片，陶铸依然照办。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扫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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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Ｑ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

　　　　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１０月２５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是一条压制群众、反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保刘邓，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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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由于陶铸始终不能遵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总是与“文革”小组那帮人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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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清：

　　　　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老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师组织部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第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

　　　　１９８２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８７年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

　　　　１９９２年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从任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起，长期在邓小平部下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华清作为中央军委主要成员之一，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领会。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共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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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

　　　　，刘华清作为军委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比较全面地谈了他对邓小平军事理论的认识和体会。

　　　　刘华清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

　　　　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

　　　　早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精辟分析国际新形势后指出，大仗５年打不起来，应当集中精力整顿军队和国防军工企业。

　　　　１９８５年，又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刘华清认为，这个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军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了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刘华清认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正确理论指导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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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如裁军百万，在精兵合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干部四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法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等等。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得到了调整，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就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军转民的正确方针，在这一点上，比某些国家早十几年。实践证明，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刘华清还分析了邓小平军事理论的特点。他认为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和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化，他总是以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的本质。他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把教育训练、科技、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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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

　　　　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军事。

　　　　１９３０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中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率部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为总前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５４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６６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刘邓大军，开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先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双方相互支持、信任和理解，相处极为融洽，彼此了解甚深。

　　　　１９７６年，正当已默默地在病榻上度过了多年的老元帅刘伯承在为老战友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担忧时，全国一些大城市里广泛流传着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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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传闻：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这则传闻的真实如何，有待考证。

　　　　但它是一种当时政治斗争的折射，是一种民意和民心，也说明了刘邓关系非同一般。人们信赖刘帅的预见力，如同刘帅打仗时的预料性一样（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古有知上下５００年的刘伯温，今有刘伯承）

　　　　，既然刘伯承认定要邓小平为其料理后事，也就是暗喻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担当起治理中国的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整整１０年之后，刘帅与世长辞，真的是邓小平为其主持追悼会。

　　　　他最先来到灵堂，向刘伯承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挡，想起了在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奋战，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遗孀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长辈灵前。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能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在中国，也只有这位死者能独享这份礼遇。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新的“名字”

　　　　，如马恩、朱毛、刘邓……刘邓的结合真可谓珠联璧合，“刘邓不可分”

　　　　，一直是一二九师、二野部队广为流传的佳话。

　　　　按邓政委讲的办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

　　　　即使因为斗争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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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两人暂时分开，各为一个指挥所，所发出的报告、命令和指示，仍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签署文件的落款都是“刘邓”。

　　　　他们虽为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双全。因此，他们能在军政工作中，长期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在许多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往往是惊人的不谋而合。

　　　　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是邓小平同志表过态的事，假若你去问刘师长，他必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

　　　　；同样，要是刘伯承同志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他也必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