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后，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他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战胜利后，又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那么，周恩来比毛泽东则要提前了大约１０年。他们于２０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即在一起了。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对他与周恩来不同寻常的交往有一段深情的追念。
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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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接着她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可以接替毛泽东来“掌舵”
１９６５年，在“文化大革命”
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是在众人（包括外国人，如赫鲁晓夫）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太了解了。是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周恩来特地把他从蒙达尼区调到巴黎，与陈延年共同负责编辑《赤光》，邓小平具体负责油印工作，“油印博士”
的绰号就是周恩来给起的。
１９２７年周恩来与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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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环境的险恶，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之间也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这些绝密情况。他将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从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而邓小平当时年仅２４岁。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处于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
在军事上，邓小平２５岁就领导了百色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配合刘伯承作战，刘伯承主军，邓小平主政，刘、邓大军成为一个震撼历史的名字。周恩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刘伯承是举轻落重，邓小平是举重落轻，二者相得益彰。所以无论是党务、政务、军务，邓小平都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对此，周恩来当然是心中有数的，也许在他看来，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周恩来的这种选择在他病重期间再次表现出来。在毛泽东暮年和他自己病重的时候，推出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接班人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了。
他下去到农村是锻炼
１９６９年，在林彪的“一号通令”驱使下，邓小平被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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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江西，同时去江西的还有陈云、王震。在这个风浪中，周恩来伸出了援助的巨手，为了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人免遭迫害打击，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３日，在他们去江西之前就给江西省委打了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向有关领导指出：“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周总理又问江西有无暖气，他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６０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要帮助他们。”
然后，周总理特别交待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６０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
周恩来再三强调，这些人下去，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
并且对下去的地方，都做了具体安排。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周恩来又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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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太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较差，故不妥。随后，周恩来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称“将军楼”。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住处不远。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才放心。
副总理已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了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
１９７２年１月，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功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和时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
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１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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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同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
这年８月中旬，毛泽东作了对邓小平同志问题的重要批语后，周恩来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抓紧促成邓小平的复出。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在关于让谭震林从桂林回北京而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着重提及：“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复出、复职。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也突然接到了中央要他返回北京的通知。自２月下旬至３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但党中央最终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即向中央政治局告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自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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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
１９７２年５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告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持忘我工作。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目中的特殊重要位置。
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在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邓小平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１２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１２月２２日，病情沉重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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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中共中央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使“四人帮”深感不安，认为夺权时机已到。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地顶了他们。江青一伙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偷偷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１０月１９日，特意找到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事情经过。然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提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两人主持，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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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上旬，周恩来连续１０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１１月６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医院经过紧张的工作，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及候选人名单等方案基本确定。
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５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批评了江青、王洪文。
由于周恩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一伙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而委邓小平以重任。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随后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之后，２月２日，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文件。
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样，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９月７日，病情严重恶化的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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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幽默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四届人大之后，由于劳累过度，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常住医院，在医院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