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拴在一个战车上。”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的语调远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绝对化。他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他接着说：“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
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他说，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但是，只要改革行得通，这些势力将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最初实行的农业改革已经改善了中国９０％的农民的生活，邓相信改革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在我们的会晤快要结束时，我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模式已经名声扫地，而美国的模式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过于先进。邓用很响亮的语调说，他不赞成输出经济模式，苏联永远不会承认中国的做法优越。他强调说：“他们想使大家仿效他们的模式。”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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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
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
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
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
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
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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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
，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
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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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９年会见邓小平的情景，那时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刚刚过去４个月。他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了我，我对他说，对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中国应当采取行动平息文明世界的愤怒。当着世界各地的几十名记者，他如背新闻稿似地讲了一通不会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话。
当摄影记者走了以后，他变得活跃了许多。当时，这位中国身经百战幸存下来的年长的领导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听力。
他谈话有一种超现实的性质，翻译把我的话翻成汉语，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喊，而他的女儿又用尖嗓音把这些话传进他的右耳。尽管他在听力上有困难，但作为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却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我说，中国在经过若干年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之后，现在是团结的和独立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饶恕他们的领导者向另一个国家道歉。紧接着，他提到了方励之问题——当时，方励之正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并对结束这一僵局提出了非常建设性的意见。
邓小平的意思明确无误：我们的分歧能够通过幕后谈判加以弥合，然而公开的、激烈的论争只会使它们更趋加深。
几个月之后，方励之获释（原文如此——译者注）
，但这是中国做出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对美国的要求做出反应。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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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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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特：
邓小平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他当政时期，由于他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追述了同邓小平会晤的情况，披露了邓小平当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中美两国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１月２９日至３１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来访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由卡特亲自主持的，机场上的红地毯长达一公里，鸣礼炮２１响。
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在内。
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
１９４６年，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访美，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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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已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
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绝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上的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且一起出席了白宫的欢迎仪式和美国国宴。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卡特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的会谈情况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在卡特看来，邓小平是一位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邓小平和卡特第一次会谈结束后，邓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幽默、诙谐地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对邓如此回答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亲自领略到了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
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夫妇的来访举行了盛大国宴。在宴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是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特意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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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
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宴会桌上还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５０万美元的文艺晚会。
一次，邓小平与卡特闲谈，邓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
，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非常开心地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邓小平在美国的８天时间里，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及其他人士进行必要的会谈和接触外，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了晚餐。
他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在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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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
下面的段落是从卡特总统的回忆录《忠于信仰》中摘录的。
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为了准备我同邓小平的会谈，我对电视记者发表了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我在谈话中向中国人民强调了这个新关系对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和对全世界的价值。
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何等的高兴，并说，届时对邓小平副主席、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这种心情。
我说，我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以及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的新协定奠定了基础，这本身就表明，这次协定在我们两国领导人中间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这个电视节目曾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在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任期内愉快的经历之一。
在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位中国领导人看上去也同样高兴。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日记）
我们计划一起举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从分析两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开始。邓让我先谈，我根据一个简单的提纲谨慎地讲着，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一停，以便译员向邓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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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员复述我的话。我特别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东南亚经印度洋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
我还谈到了指导我国同别国关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
我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我的职责。
我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我们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们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
然而我请邓谈谈他的看法。
他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他接着说，在过去５年里，他认为中东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在那个地区，一些因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同苏联接近，某些态度暧昧的国家已进一步向苏联靠拢。
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实体，不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当我后来问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关系时，他回答：“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