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4部分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许一下子想起政治上处于逆境时的孤独与寂寞，他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本记者的言论，没有感到无聊吧。特别是那些经常访问中国的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曾与“四人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他理应是知道的。

　　　　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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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我们损失了１２年。在这期间，日本等国家进步了，所以合起来我们落后了２０年。

　　　　因为落后，就必须学习。“

　　　　（２５日，邓小平在经济团体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士光会长等人的谈话）

　　　　在造成１２年损失的“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到农村。拜访田中角荣时，邓小平说：“你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北京郊外的农村。”

　　　　而田中角荣似乎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意，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

　　　　据说在田中角荣宅邸，邓小平偶尔显得面部无表情，那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吧。

　　　　他大概对来日本之前那些针对自己的非难和批判感到厌烦吧。

　　　　“无论什么事，都有反对者。在国内也是这样。一年半以前，就有‘四人帮’这伙人。”

　　　　（２３日，邓小平在拜访福田首相时，针对首相说“除极少数国民外，都赞成日中条约”所作的回答。）

　　　　“落后的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需要日本帮助的事情很多，科学技术和资金等，就是这样。我认为，中日贸易规模也应该增加到长期协定的二倍三倍。

　　　　只要我们中国发展了，合作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

　　　　（同前，在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公平地讲，他的这次访日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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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国分良成：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

　　　　国分良成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国分良成教授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用比较的方法，对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

　　　　他认为，“１９３５年以来，毛泽东身居最高领袖的地位，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直到他逝世，与其说他是建设家，不如说他一直是革命家。”他特别指出，“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

　　　　作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必须指出，作为外国学者，国分良成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分析，他的一些提法、用语、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相信我们的读者能够判断。

　　　　本文是从日本同时代出版会１９９２年４月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一书中摘译的。

　　　　一般认为，毛泽东以后的新时代，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是经常被称作“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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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转变呢？这次会议作出了以下几点决定：１．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２．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中止符，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路线。

　　　　似乎可以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执掌大权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意义，其真正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点。

　　　　从这点考虑，可以说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确实以“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为特点。一方面，这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事实。然而，这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奠基人。另外，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看，领导人的变更并不意味着一举改变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和机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和以后，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没有发生变化呢？

　　　　两个时代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到目前为止，毛里和子作了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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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的论述。她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特征概括为（１）党在一切领域实施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２）中央集权的制度；（３）自上的感化和动员的“大民主”式的政治文化；（４）毛泽东具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超凡的领袖魅力和权威。

　　　　一进入邓小平时代，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的危机管理体制，过渡到面向经济发展，维持稳定的政治体制。

　　　　（１）允许“有限的多元主义”

　　　　；（２）不依靠意识形态，而依靠智力；（３）政治动员在逐步减少和淡化；（４）预测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大等。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的性质是“权威主义体制式的”。

　　　　的的确确，这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各自基本性质及其背景。不过，关于党的代行主义，即使进入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改变基本性质，虽然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和权威，但依存于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权力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而应该注意到政治权力的不变的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支持一元化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哪些发生了变化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专门放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试作概括。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也许应该把它当作产生新的现代化政治社会体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来认识。

　　　　在此意义上，如果将８０年代以来的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对比评价，也许和预测今后的中国政治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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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由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句话说，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现实的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推迟了。

　　　　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

　　　　第二，毛泽东时代在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上，虽有程度差别，但却是一贯的。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句话说，这是由“教条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现实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

　　　　当然，这不是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和毛泽东时代在这一点上却有天壤之别。

　　　　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居党的最高地位，但却常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监督之外。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其说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断发出指示，还不如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超凡魅力，置身于群众中发动和领导运动。然而，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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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尚未具有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他主要依靠的是共产党的组织。为此，他注意不断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素质。

　　　　从５０年代起，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他确实是与“组织上的人”

　　　　这一称呼相适应的领导人之一。

　　　　从这种意义上讲，邓是比毛更有组织基础的处在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似乎可以说，他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四，虽然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过部分地承认地方分权的时期，但基本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央集权式的。进入邓小平时代后，由于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分权化了。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式结构不利于搞活经济和社会，有鉴于这一反思，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便将轨道修正为承认地方和各企业的自主性的方向。

　　　　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针对８０年代以后的体制改革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

　　　　从８０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现实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生前一直警惕“资本主义复辟”

　　　　，这未必不中肯。……

　　　　在今天的中国，各地区和各企业自作主张以及各地区间差别扩大，这些已成为普遍现象。

　　　　第五，正像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集中体现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反复开展群众动员；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动员”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出现。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没有来自群众方面自发参与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那显然是由于毛泽东从上面动员的结果。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不仅这种动员式的政治运动没有了，就连对权力提出异议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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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参与也不见了……

　　　　第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外国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毛泽东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将中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

　　　　可是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信息的扩大导致意识的多样化。

　　　　８０年代的中国社会，由于信息的扩大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被称为大众社会那样的状况确实在以城市为中心开始出现。

　　　　两个时代的共同点

　　　　下面，我想着重联系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阐述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连续性。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不断扩大并且承认个人的权力。两人都是第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则具有组织性的权威。虽有这点不同，但在决定重要政策时，他们都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从职务上看，邓小平虽然并没有达到顶点，但没有人怀疑他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第二，两个时代均以党的代行主义维持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当然，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产生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以至于在党内外也出现了多种意见。

　　　　然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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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８０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好像与社会的多元化毫无关系似的，对一党专政的权力机构并没有做任何修改。

　　　　第三，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都缺少党内民主，政治透明度差。

　　　　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多种意见存在，但结局都成了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成了一方打倒另一方这一弱肉强食的历史反复。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这种构图基本没有改变。的确，党内存在多种主张，如果不实行公开化，就不可能发展党内民主，使民主制度化。

　　　　第四，依靠“人治”胜过依靠“法治”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的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人控制制度和组织的倾向在中国很严重。

　　　　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专政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从政治发展的理论上说，军队的作用和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状况成为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原来就是军队，所以军队的作用比较突出，军队与平民百姓的区别极为暧昧。在老一辈革命家占大部分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到了邓小平时代，革命的一代人相对减少了，而且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军队的作用降低了，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加快了，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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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鲍大可：

　　　　邓小平后的中国

　　　　鲍大可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发表过多种著作。本文摘译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外交政策研究所系列论著《新世界——新方向》，是鲍大可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鲍大可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并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１９７８年后为“邓小平时代”。

　　　　他赞扬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才使中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鲍大可有感于１９８９年后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巨变，运用他多年来观察、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来回答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心理上的两个问题。中国是否也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改变改革的进程？鲍大可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走苏联同样的路，因为不论从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还是国内民族关系来看，中国社会的构架都不会随同苏联东欧国家那场“雪崩”而陷于坍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动性，即使有某些变动，中国也不可逆转地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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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家们关注邓小平引退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历史学家们称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他们也一定会把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历史时期看作是“邓小平时代”。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

　　　　然而，随着１０年的快速增长，它也面临着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些问题。

　　　　由于８７岁高龄的邓小平自７０年代末以来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他在将来最终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个时候就会成为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许多分析家在他们估价继承问题的过程和可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