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
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战争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
和美国记者共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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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１９６３、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
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
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尽力阻止和消除他们所做的，并且粉碎他们想做的一切。
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也是苏联威胁的主要目标。在回答瓦尔特、克朗凯特和《时代》周刊记者提到的关于邓小平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缔结条约的建议时，邓承认，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是邓小平后来对《时代》周刊记者阐述的）应该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战争危险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条约和联盟，我们需要的是对局势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努力。当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进一步问邓小平对苏联威胁的真正性质的了解是否比对美国领导人更多时，邓闪烁其词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采取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霸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一场军事行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尽管它是由苏联支持的。
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
对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２月访问美国时的讲话，彼得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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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报》分析说：它“充满了彻底的反对和敌视苏联的偏见”。邓小平同意７０名退休美国军官的意见，这些军官对任何在裁军领域里达成协议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宣称，即使签订了一个裁军协议，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
彼得洛夫接着说：从邓小平访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作了如此的翻新：帝国主义完全消失，甚至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盟友。北京发现它现在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要充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领袖，要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空洞的承诺它也难以启齿了。而不久前，它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决忠于这两个信念。
随后不久的日子里，《真理报》又提到邓小平，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宣布：“苏联是人类和平的威胁”
，并且他号召“一致坚定地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该报还引证说，邓希望“把华盛顿拉入反苏队伍”
，他放弃了缓和紧张对抗的政策，指责各种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并且呼吁建立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
《真理报》宣布北京领导人是“东方的战争根源，霸权主义”
，指责他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还指责邓小平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与此同时，在“反苏骨干集团”中十分卖力的卡特政府迫切希望打出“中国牌”来压莫斯科单方面让步。
２月１０日，《消息报》推出了一篇题为《危险的道路》的文章，其中说道：邓小平富有侵略性的声音，在东京就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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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的严重关注，日本害怕莫斯科进行反击。在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邓小平要求日本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予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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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莱耶：
邓小平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
朱恩·丢弗尔·德莱耶是美国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知名专家。
１９８９年，他在纽约派拉门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的专著，受到外交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德莱耶先生从外交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改革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所作出的贡献。
下面的文字是从德莱耶先生《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摘译的。
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邓小平的领导地位经历了３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他首次建立起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但仍在继续为赢得全面的领导地位而斗争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奉行谨慎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是他首次巩固了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而处于权力顶峰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利用自己已巩固了的地位，在外交上采取了几个大的主动行动。这些主动行动与他的个人政策取向和政治形势是一致的。
第三阶段开始于彼此竞斗的政治联盟重新出现之时，这限制了邓小平在使用外交策略上的自由，其结果是，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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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交政策更为谨慎。
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间，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外交政策上会作何种取舍。作为周恩来信任的出掌政府大权的人选，他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注重与华盛顿结成不言而喻的战略联盟，以抵销苏联的力量。
１９７４年，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与美国相比，“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与此相似，邓小平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保证说，正常化“最终”将实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抵制苏联的野心。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为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增加了更大的动力，因为他谋求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获得先进技术。
因而，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已经准备好至少维持美中安全关系的现状，并寻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这种关系的良机。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国内国际条件。
华国锋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经济领域里的事务逐渐不再负责，并把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责任很快移交给了邓小平。
与经济领域相比，毛泽东、周恩来也确实造成了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人才空缺。华国锋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李先念副总理虽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一直负责接待外宾，但他的作用仅限于他资格老，而不是因为他有经验。因此，邓小平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缺。
５０年代里，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活动就很活跃，１９７５年，他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并经周恩来同意，负责制定外交政策。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塞路斯·万斯，这时他的权威已显而易见。当时，邓小平刚刚正式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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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他１９７６年４月被解职前所担负的领导职务。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事情很清楚，他对制定外交政策负有根本的责任。
１９７８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这一年邓小平负责两次使命：引导中国绕过柬越冲突，然后反击河内对越南华人的政策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
邓小平负责掌管外交事务以后，面临着华国锋先前所面临的战略僵局。苏联人利用华盛顿竭力远离东南亚大陆冲突的心理，在中国边境扩张。
１９７８年，莫斯科成功地把河内拉进了苏联阵营，而越南正准备以自己扶植的领导人取代金边的波尔布特。问题日益尖锐化了。中国的后院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河内１１月份与莫斯科签订了安全条约，１２月份即入侵柬埔寨。越军入侵柬埔寨一年之后，苏军入侵阿富汗。
这样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的余地，但可能使中国努力谋求中美关系能更为友好地发展。然而，无论怎么说，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对美政策上和华国锋一样很容易受到责难。虽然他已经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并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但他必须考虑巩固自己对政治官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邓小平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但他对可能削弱自己未来领导地位的批评仍很敏感。在万斯访问北京期间以及访问之后，邓小平地位的这种不稳固性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与万斯的谈判中，他几乎不愿意去谈台湾问题，明显地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后来，白宫发表的报告指出，会谈就美中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并说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的条件表现出灵活性，这时邓小平尖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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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说，万斯的正常化建议从福特政府立场上后退了，万斯的访问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倒退。……
但不管怎么说，从１９７８年年中开始，美中关系开始改善。
５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
此时邓小平的权力已经扩大，他表示中国愿意谈判正常化问题。这股势头一直持续到１２月，北京同意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随后的两年中，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制度化了，并向军事合作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中国对美政策中这一新潮流的发展，……正常化谈判的速效催化剂来自美国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华盛顿第一次接受了从台湾撤军、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毁约３项要求，虽然它继续保留向台北出售武器的权利。中苏关系也对中国的反应有影响。在苏越条约签约一个月之内，也就是越南向柬埔寨发动预期的进攻之前，邓小平个人对正常化谈判产生了兴趣。苏越进行安全合作和中国准备以军事行动作出反应这两点联系起来，促使邓小平接受了美国的正常化提议并访问了美国，以此强调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结果，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为卡特政府在后几年中美中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不过，第二阶段中，邓小平国内声望的提高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作出反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正当华国锋利用其声望压过“四人帮”的短暂时期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有限步骤时，邓小平的声望又超过了华国锋，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类似的时机。他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取得了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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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很大的成功——按中国的条件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明显地显示了他与美国打交道的能力和对苏越将在即将到来的旱季在柬埔寨问题上进行安全合作的预见力。正常化步伐和特点既反映了这些发展，也反映了邓小平的领导权威，后者使他得以把这种关系发展到不仅仅是达成一个正常化协议的地步。正是这个时候，美国抓住这个吉利的时刻做好“吃螃蟹”
的准备，由于中国国际国内发生的变化汇聚到一起了，这使北京特别容易接受美国的提议。
在正常化实现的过程中，邓小平把跷跷板上亲美的一头置于上风。在访问华盛顿和漫游美国期间，邓小平引人注目地把自己扮成一位美国的朋友。他在记者面前戴上一顶牛仔帽，也非常欣赏得克萨斯州的烤牛肉。实际上，据报道，他在接受罗伯特·诺福克采访时争辩说，中国和美国应该结成“同盟”。类似的是，邓小平的反苏言论几乎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的攻击同样激烈。最后，整个１９７９年，随着美中之间贸易关系、学者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正规化和不断拓展，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１９７９年，中国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由此开始了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
……
１９７８年底，邓小平不仅建立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地位，而且成了反对华国锋领导和同意清除激进派影响的温和派政治家们的领袖。由于华国锋暴露出不会管理经济的弱点，邓小平又取得了一个胜利。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作为制定政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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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胜利之后，邓小平领导地位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了。
反华国锋阵线出现了裂缝，抵制邓小平的势力也有了发展。曾支持过邓小平复出的保守派和“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过清洗的领导人不再全力支持他的路线和政策。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亲美立场处于下风。从卡罗尔·哈莫林对邓小平的采访已能看出，邓小平不愿意重新制定一个偏离反苏方向的政策，但来自其他政治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说中国对美国太友好了，而对苏联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因而，邓小平在集中精力抓国内建设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明显的亲美立场，并执行较为温和的对苏政策。这一出乎意料的变化使华盛顿处于难堪的境地，它要求结成反苏统一战线的请求被搁在一边。
但是，邓小平的后退并没有使中国像以前那样对美帝国主义口诛笔伐，而是对双边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作低调处理，以集中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相反，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是因为北京对美台关系的忍耐超过了限度，一个根本的政策转变出现了。
１９８０年，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里根政府前期，由于总统就美台关系发表了引起争议的讲话，这一转变进一步发展。
１９８１年中国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说，如果华盛顿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就要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的级别。
……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的美中公报虽然正式解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吵，但作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继续公开与美国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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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竹内实：
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
竹内实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被誉为“毛泽东研究权威”
，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政治研究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
１９２３年生于中国山东省。
１９４９年京都大学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