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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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总书记时，在一篇报告中说：“我国是一个有６亿人口的国家。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团结这么多的人是一项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团结，我们必须同所有的人协商共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那时，他正反对毛泽东大办农村公社的“大跃进”的建议。很久以前，邓小平就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全盘控制是不行的。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恰恰是近８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农民们在中央政府尚未制订正式政策之前就分了公社的地。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是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邓小平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把纪律与自由相结合，是为了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革命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容易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真正代表。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方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定。

　　　　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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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同时，他也了解和熟悉军事指挥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他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和野战军指挥员一起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地区，以后又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在这一地区取得彻底胜利为止，他实际上行使了最高权力。国内战争这几年，有助于他在军队中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也有助于密切他和野战军将领的私人关系。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些将领曾支持他重返党政部门工作。对他作为今日中国的“舵手”来说，这些独特的历史背景特别有用。

　　　　邓小平领导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从不在党、政、军任何部门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邓像周恩来一样，十分尊重各级政府官员。他到处都有忠实的朋友和下级，但不是小集团联盟。毛泽东去世后，在他争取复职的斗争中，他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才华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他比周恩来更具有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经验。

　　　　５０年代初，他刚从西南调到中央，在周恩来手下担任财政部长，并担任党的总书记。

　　　　自那时起，他就以头脑敏捷、口才出众、具有管理天才而著称。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免职为止，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有２０余年（原文如此——译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有他这样丰富的经验。

　　　　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样比不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怂恿毛泽东解除了邓的职务，以邓小平的丰富经验和管理才能，无疑是周恩来理想的接班人。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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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愤怒，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要求为周和邓昭雪的暴力事件。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第四个方面，是他取得对华国锋斗争的胜利后，牢牢地把握住了领导集团。自那以来的新政治环境，使得邓小平第一次能对所有重要决策作最后的仲裁。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他身上没有个人崇拜。实际上，他更愿意依照部下不同的组织能力，将决策权交给他们，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总之，他处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顶峰，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决策环境，毛泽东还未曾有过。

　　　　另一方面，周恩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作出过主要的和独立的决策，他仅仅是巧妙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并认真负责地贯彻已作出的决定。相形之下，邓小平却能否决已经作出的决定，并公之于众。出于他的意志和政治需要，邓小平显然不愿意在党和政府中任职，这样，在权力交接时，就可以使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退休。他始终关注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集体决策。这样，洛德·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和极权都导致腐败”

　　　　，就不一定适用于邓小平，至少邓以前不适合这一名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邓小平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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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代内什：

　　　　邓小平的改革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受益

　　　　巴拉奇·代内什是匈牙利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国外名记者之一。他较长时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和报道，对我国情况比较熟悉。

　　　　自１９７３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目睹了邓小平复出与再次被打倒，接着又再次复出的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而对邓小平产生了高度的敬意，对研究邓小平实践和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多方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邓小平》一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光辉生平和一些主要思想。

　　　　该书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译本中节录的。

　　　　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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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

　　　　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

　　　　，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

　　　　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当宴会接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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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大概是上第７、第８道菜的时候）

　　　　，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当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

　　　　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任务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

　　　　的最后一幕开始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１０年后我重访北京。那时，人们已经知道，邓小平１９７６年的再次倒台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戏剧性的插曲。其间，这位四川出生的政治家经历了他漫长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政策制定人。简而言之，他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邓小平的真正作用始于他６９岁时那一次４月举行的宴会。事情自然并非如此，当时开始的事不过是他漫长的人生经历的逻辑性的延续。

　　　　他的经历早在１９６６年前就已经使他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总书记职务，在等级体制中只是第６、第７个位子，但是，在数亿中国人中，或者说在当时１０００多万党员中，居于第６位的也决非常人。然而，上述论断也不无一点道理。因为，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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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一条政治路线的突出代表。

　　　　同他过去的经历相仿的事，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遇到过。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是独一无二，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在毛泽东之后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以不可抗拒之势，把邓小平推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由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五个核大国之一，由于以邓小平名字为标志的改革方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教益，由于这一新的政策直接产生在“文化革命”的骇人风暴之后，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又为缓和以中国和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为起点的１５０年文明矛盾提供了机遇，人们来了解这位新阶段最主要的建筑师，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有可能呢？迄今为止，邓小平总是不同意在国内发表他的传略。

　　　　他在１９８６年９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指的是例如没有反对“大跃进”等，因此，错误中也有他的份。他还说：“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这当然是他个人特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嘲讽精神。……

　　　　自从邓小平１６岁那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起，他的名字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出现在各个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

　　　　那些经历了革命全过程的人——其间他们成了掌权的人物，虽然也曾一度失去过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了今天的地位。

　　　　他们认为，邓小平最明白无误地为当代总结了这段旅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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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邓小平积累了最广泛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最好地运用这些经验。……

　　　　我写的既非天使，也不是魔鬼，我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政治家，那些过去和今天仍在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寻找道路的政治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但是，当他急于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时，他失败了。也有人在那震撼天地的梦想破灭之后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正是从前者借用来的，借以唤醒全国）

　　　　，用日常的政治语言说得更通俗一点，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中国，过去好多年来把宣传这一口号当作邓小平的罪状，今天则成了他的功绩。至于笔者，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告诉我，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并非邓小平一人，但只有他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裂痕

　　　　在党内，高岗、饶漱石事件无疑是１９４９年全国胜利后出现的第一次较严重的裂痕。这两个领导人的地位的上升，与毛泽东没有多大关系。满洲是苏军全歼日本关东军的地方，１９５５年前是拥有自治政府的人民中国东北部的特区。

　　　　１９５２年前以高岗为首的领导人同驻扎在那里的苏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岗是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热情的拥护者。解放后，饶漱石在华东区和上海担任领导要职。

　　　　１９５４年２月，在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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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全会上，对这两个人及其集团进行批判，这意味着，在五大行政区中，有两个区的领导人受到了批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邓小平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谴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邓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

　　　　２５年后，在关于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又重新提起这件事。

　　　　３年后，即１９８３年公布了他的这个讲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作他的接班人，而高岗和饶漱石在林彪的支持下，用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极力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他们还试图拉拢邓小平，但遭到邓的拒绝。邓小平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政治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反映了篡权的野心。

　　　　在１９８３年公布的一篇文章中，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３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１９８０年的一些讲话重新提到高饶事件，但是也提出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