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部分

　　　　但据此就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热情好客，并且似乎渴望与西方接触，他们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的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以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多少世纪以来，无论是外来侵略者还是外来思想，都没能永久地征服中国，而是被它所吸收、同化……

　　　　　　　　　　　　　　　　　　　　　　　　　　　　　　

　　　　７

　　　　直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掌权之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要每个中国人在贫穷中享有平等的一份。今天，已允许一些人先设法脱贫致富。邓认识到，他必须在以贫穷为代价的平等与以不平等为代价的进步之间作出抉择。当他把中国极其贫穷的困境与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之后，他选择了带有某些不平等的进步，而不要没有进步的严格平等。

　　　　我在１９７２年第一次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忧郁气氛中的中国。自那以来，表面上的改观是惊人的。中国依然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看得到电视。

　　　　大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穿着西式时髦风衣和套衫的人群。青少年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滚乐队音乐会，吃肯塔基炸鸡。过去把短发塞在毛式帽子里的妇女，如今在北京的美容院里预约登记烫发。从中国各省迢迢而来的游人遍布北京，带着日本造的照相机，游览长城和故宫。

　　　　１９７２年，大多数北京人只能安步当车，如今他们骑着自行车，有些人已有了汽车。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

　　　　１９８６年的年增长率为１１％，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年增长率的３倍。农业方面的成就最为惊人。在邓的改革的头两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毛时代的２０年。

　　　　新的鼓励制度允许农民把超过政府定额的农产品留存和出售。

　　　　这使中国现在能生产足以养活其１０亿人的农产品，还有剩余以供出口。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最近对我说，中国以其仅占世界６％的可耕地，养活着世界２２％的人口。对比之下，仍然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劳动的俄国农民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２．５亿苏联人的农产品。

　　　　　　　　　　　　　　　　　　　　　　　　　　　　　　

　　　　８

　　　　西方一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行动。

　　　　对人权的每一个微小让步及公开性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西方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于渴望每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做出伟大事情之故。苏联正在发生的事确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只显示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这台失灵的发动机加点润滑油。邓小平则已开始彻底重建中国的发动机，制定了有条有理地使农业、工业和科学现代化的计划。

　　　　所以，至少就目前而论，尽管戈尔巴乔夫年轻，精力充沛，衣着入时，谈吐侃侃，他仍落后于８４岁的、穿着毛式制服、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笑声带有喉音、脚边放着痰盂的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在做的事，戈尔巴乔夫迄今还只能梦想。

　　　　改革深得民心

　　　　邓小平的果敢行动冒极大风险。削减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威胁到共产党机构中利用这种控制作为自己权力基础的人。改组中国武装力量则威胁着军界集团。玩弄西方自由经济概念可能会危险地激发中国人性格中固有的强烈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曾导致义和团暴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短暂统治。

　　　　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于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

　　　　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决非是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

　　　　　　　　　　　　　　　　　　　　　　　　　　　　　　

　　　　９

　　　　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当邓在１９８７年被迫撤掉他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首脑胡耀邦时，西方的一些人惊恐地认为，中国发生的正是他们所预料的事。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自由，以适应新的经济自由。

　　　　强硬路线分子指责胡，认为他在维护严厉的思想纪律方面有失误，邓本人表示要无情地回击那些纵容游行示威的人。

　　　　邓小平的态度引起西方报刊的尖锐批评：社论撰写者均表失望，认为他显然在走回头路，背离了有希望走向民主新中国的长征。

　　　　这些批评家完全不理解邓小平的目标和困境。

　　　　邓的权威的源泉是共产党。他需要这个权威以治理中国。邓知道，他的改革决不能过分挫伤党的权威，以免受到党内的反对而遭致命打击，或者更糟的是，使党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西方的某些超级鹰派人物希望中国最好再来一次革命痉挛，殊不知这要造成多少人死亡，并使中国和亚洲陷入混乱。

　　　　到１９８５年底，改革派重新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显然，许多人低估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对于政府内那些年迈的强硬派保守分子可能不中意，但却深得民心。许多人自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有能力购买电视机和冰箱等高档消费品，这在毛时代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流通领域内金钱增多也造成了腐败现象和通货膨胀。由于工业部门不能生产足够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城乡矛盾加剧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扭转改革的总方向，永远不可逆转的是中国人民对未

　　　　　　　　　　　　　　　　　　　　　　　　　　　　　　

　　　　０１

　　　　来的新期望。历史的不愉快教训之一是：从未体会过繁荣和自由的人，没有这些也能长期生活下去；然而人们一旦得到了它们，就不会善罢甘休地放弃它们。邓的改革所产生的政治混乱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假如北京的强硬派废弃了改革，那么政治动乱就不得了。

　　　　在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邓移交了中国政府的日常控制权。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选择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家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府，都是极不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显然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位给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格·艾哈德。当艾哈德对我谈到阿登纳对他的轻蔑态度时，眼泪夺眶而出。日本首相吉田茂是少有的例外。他仔细地准备了几个人（池田勇人、福田纠夫、佐藤荣作）作为他离开政治舞台后的接班人，从而使日本在约１４世纪内一直遵循吉田茂的亲西方的保守路线。

　　　　A这个问题不仅与政治体制，而且与领导人本身有关。以有条不紊地、庄严移交权力著称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可能使政策陷于一片混乱。

　　　　在集权主义国家，有可能强迫领导人下台，但国家的基本政策却不变；例如，去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被废黜，就是如此。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

　　　　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

　　　　　　　　　　　　　　　　　　　　　　　　　　　　　　

　　　　１１

　　　　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在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后，究竟谁有代替邓小平的实力和远见卓识。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

　　　　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

　　　　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

　　　　　　　　　　　　　　　　　　　　　　　　　　　　　　

　　　　２１

　　　　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

　　　　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

　　　　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

　　　　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A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

　　　　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

　　　　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３１

　　　　我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４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１９８９年春天，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中苏最高级会谈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这使中国将来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方面执行的方针的关键问题鲜明地显露出来。这两个事件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不相信西方需要担心５０年代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苏集团会恢复。

　　　　１９８２年，齐奥塞斯库曾经对我说：他相信这两个主要的欧亚大国会消除它们的分歧，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完全恢复关系，不是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有长达几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中国对关系正常化提出的３个条件：即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减少驻扎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带的军队，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许多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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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行了１０年的进步的改革一扫而光。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已经使他的国家发生了无法扭转的变化。强硬路线领导人无法把时钟完全倒拨过来，当中国的领导人看了世界上的其余地方，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周边地带时，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惊和羞愧。特别使他们不安的是，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贫困和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之高形成强烈的对比。

　　　　当中国人民观看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电视报道时，现代化城市、先进的工厂和高技术奇妙产品这样一些背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中国是中央王国——文明的中心，因而由于他们猛烈觉醒过来而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觉醒是必要的。虽然单是这一点不能使任何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这的确使他们不想回头走老路，并且促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在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曾经同他们坦率地讨论了改革的进程，既谈到变革的必要性，也谈到变革引起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说，虽然邓小平年纪很大了，但是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准备把他的进步的政策执行下去。

　　　　在１９８５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２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８２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７８岁的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在我们广泛进行的交谈中，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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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他首先照例提出官方的说法，说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同样的威胁。但是，他后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同这种立场大相径庭。我不禁想到，如果邓说的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怎么中国没有为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提出“三项条件”

　　　　，这是多么奇怪啊！

　　　　无论如何，邓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还强调说，美国永远不必担心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最后会落到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