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
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
１９７９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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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Ｃ．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
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９８４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１９８９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
Ｃ．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Ｃ．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
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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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Ｃ．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Ｃ．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
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２１世纪。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
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
正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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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
４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责为“第２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家和行政专家。邓小平能做到随时承认可能的错误及纠正的必要。然而，每一次他重新出来工作，他都坚持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使这使得他看来前后可能不一致。
因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风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他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他曾经两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在１９７７年重新得到任命以来的斗争经历相当多地显示了他的特性、他的决心、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精心管理之下的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关于在他之后新的领导继承问题的观点。
他献身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胜利的事业。邓小平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白猫黑猫之争，只要猫能逮到老鼠就行。
在他看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没有必要加以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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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
１９７７年他复出后，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他保证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极大地清除了原来那一套“左”的东西，但并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他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就是把所有思想都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他充满风暴的生涯表明他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服务。例如，１９７１年，他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之后，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来信，并批示把信印发到全国，向群众传达。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４月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作为一名干部，在一个工厂劳动，同时耐心地等待中央重新安排他出来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在党和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
期间接近于毛泽东的一些人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四人帮”被交付法庭审判。
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各种努力重新安置和任命各种干部。
最后华国锋辞去了总理和党的主席两项职务。邓小平说服他亲近的温和派的同事们从他们的高级领导职务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允许年轻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负起最主要的责任，这反映出邓小平非凡的能力。对全盘通盘考虑之后，邓小平以其娴熟的政治艺术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跟周恩来不同的是，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关系，调和与极左派别之间的分歧，同时，不得不注意自己日益虚弱的身体。因而，周恩来在事实上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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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政治生活的助手，而邓小平自１９７７年复出以来，他实实在在地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战略。……
正是由于人们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许许多多的人才欢呼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领袖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左”
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剧了领导和群众的分裂。
只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继续拨乱反正，才重新赢得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努力了解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林彪倒台以来所起的作用，这两位温和务实的人在其教育和生活经历上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方面，他们的目标都毫无区别，这一点使他们和“四人帮”泾渭分明。
例如，周恩来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家庭。邓小平作为一个工读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以前，则不像周恩来那样受过这么正规的教育。
两人在运用共产主义的艺术方面大不相同。
周恩来与其对手打交道时更耐心、更含蓄。另一方面，邓小平向敌人发起攻击时，总是态度明朗、咄咄逼人。一位是调和者，和平的设计者，争论的调停者。另一位是抗衡者，战场的战斗者和独立的计划者。周恩来的大部分经验都集中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方面，集中在共产党的谈判方面和外交事务方面。
邓小平则具有更多的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从１９２６年开始担任低级职务到后来担任高级官员：野战军政委、地方党政首脑、党的总书记、财政部长、副总理，还处理了中苏冲突、中美建交这样的高级外交事务。周恩来与邓小平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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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关系，两人在党政工作中都有丰富的经验。
然而，自１９３５年以来，在每一次权力斗争中，周恩来都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由于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由于他自己的才华，他能常常使自己不依赖于毛泽东。邓小平也十分忠实于毛泽东，但是，在政策和党的事务方面，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从来也不反对毛泽东。这几个重大的差异也许能说明这一事实，即周恩来从未受到过清洗，而邓小平则两次被撤掉职务，受到公开批判。只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夺权斗争的特殊环境才使得邓小平作为温和政策的领袖不可避免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周恩来在林彪摔死之后曾经更为有力地支持这种温和政策。
华国锋在１９８１年辞去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的时代开始了。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许会出现许多变化。周恩来和邓小平曾经一道制止极左思潮。他们两人都要求党和政府稳定化和制度化。自林彪倒台以来，他们的政策倾向反映了通过不屈不挠的和平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强大国家这一基本的革命目标。
可以肯定，只要在邓小平的拥护者的领导下，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会失去它们的价值。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不仅会迅速地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会很快地影响中国在调整和改革方面的国内政策。
如果邓小平选定的领导人能充满信心成功地超越２０世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负担，使中国走上温和、稳步发展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种种目标，“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
和“赛先生”的口号也许能够实现。那时，中国也就能再一次成为真正的中国。
中国将不必抛弃她伟大的人本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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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
在中国和法国的早期生涯
邓小平自己１６岁时，和在国家危机时代追求“新知识”
，寻求个人成就的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一样，来到重庆听课，准备参加去法国留学的资格考试。他考试获胜，是四川省政府保送的９２名学生中的前１０名之一。
１９２０年夏，在去法国的船上，邓小平担任这组学生的领导，这是年轻的邓小平在他学生同伴中首次显示组织领导能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的中国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劳动，以支付教育费用，但相当多的人不久就开始全天工作了。邓小平也是不单纯追求正规学院学习的学生之一，他在一家橡胶鞋厂全天工作。抵达法国不久，邓小平便发现，他的中国同伴分成了很多派，有些是赞同１９１１年推翻满清统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则是各种各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
１７岁的邓小平，同其他许多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在法国的５年中，邓小平没有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其他娱乐上，而是用在紧张的思考、工作以及对中国前途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辩论上。
……欧洲支部的成员们把１９２３年莫斯科和广东政府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视为中国国共合作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欧到莫斯科，接受中山大学的训练。邓小平也毫无例外地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一幻想也同样吸引了中国国内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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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莫斯科，邓小平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了解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在法国最要好的朋友中，有２位杰出的人物：赵世炎和陈延年，这两人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被杀害。
邓小平自己，简单地说，无论在欧洲时还是回国后不久，都并不十分突出。
他被中共的中央当局从一处派往另一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看到苏联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走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倍受鼓舞，希望中国借鉴并引进苏联革命的成果。但那时的中国，和他６年前去法国离开中国时一样，内有分裂，外遭剥削。
１９２６年对邓小平来说，正是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熟时机，这一运动已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似乎都谋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求国家统一，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尽管他们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以至革命的道路都不相同。
更进一步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裂痕，更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壮大。
国民党同地方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也为中国各左派进步势力在２０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