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27部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不让激进分子们搬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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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的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提倡补充新鲜血液。为确保他身后能平稳过渡，他准备好让第二代干部接替第一代干部。为此，他推行了强迫退休的政策。

　　　　邓小平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由于裙带关系、懒散和低效，官僚机构变得腐化起来。邓小平千方百计在这些机构中推行制度化，并注意到中国数千年来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经过反复考虑，他辞去了副主席职务，而在他选定的接班人背后施加影响，希望这种方式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法制化的领导体制。他还努力精简机构和军队，并对中级官员强制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培训。

　　　　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就整个经济来看，他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他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１９８４年起，他开始在城市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为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了按劳分配，允许存在收入差别。

　　　　到１９８６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为责任制经济奋斗了几十年。他不喜欢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但在１９７８年前，他未能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８０年代初，他几乎获得了制定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部权力。

　　　　计划经济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使他的步子放慢一些，但他不会轻易作出妥协，因为这也许是他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后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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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把谋求平衡运用到了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历来以对俄国人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和刘少奇一样，始终认为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处理对苏联的关系时，他极力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折，但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美国帮助，邓小平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美国的新朋友们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邓小平时常提醒美国，他对现存的美台关系不满。

　　　　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叛逃到美国后，他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时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质问说，美国人怎么能不把他们朋友的女儿送回家，而过继给自己。

　　　　中国外交界人士多次指出，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将遇到危险。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既然是朋友，就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家事。对中国人来说，朋友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化。

　　　　邓小平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政治前提是，苏联从中国的边境地区和从中国的邻国撤军。

　　　　朋友就不该包围对方。

　　　　１９７９年的中越战争，被看成是由于越南进攻中国的盟友波尔布特，而对越南进行惩罚。越南的作法不可思议。中国曾倾全力援助越南人的事业，但此时却发现这位“小兄弟”背叛了“老大哥”。这两位以前的“兄弟”之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邓小平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的行为像个朋友。不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提法失去意义，而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也逐渐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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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国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由于中国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霸权支配的世界的革命领导者，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义务感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也宣称愿与国民党谈判，只要他们接受中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就允许他们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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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魏克德：

　　　　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埃尔维因·魏克德是德国外交家。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他担任联邦德国驻我国大使，会见过我国不少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多次见到邓小平。

　　　　他出使中国期间，正是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通过拨乱反正，开始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他目睹了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继而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目睹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包袱重重的中国开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生机的惊人变化，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和鼓舞。

　　　　魏克德结束在华使命，返回故国以后，写下了《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书中披露了作者在华期间亲身经历过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特别是介绍了他多次与邓小平交往的不少材料。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谈到了对邓小平的印象、对他的评价。在西方人士谈论邓小平的言论、著作中，魏克德的这部书是材料比较直接、观察比较细腻、立论比较公允的一部代表作。

　　　　有必要指出，国外不少人把邓小平看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

　　　　，魏克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魏克德的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的文字是从魏克德先生的回忆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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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使》一书中摘译出来的。

　　　　他身材矮小，也许他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中最矮小的一位。但如果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

　　　　他和其他中国领袖人物一样，很少谈自己的事，但却非常健谈。他不谈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不幸遭遇。他遭到过谴责和诽谤。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他的攻击是如此蛮横，以至人们为他的生命而感到担忧。他的一位亲密的同志，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曾对我说，他当时决定把左轮手枪常常放在身上，以备安全。

　　　　若有情况，就击毙“四人帮”。

　　　　我相信，他当时有这种考虑。

　　　　在一生经历中，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３年，他当时２９岁，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被毛的政敌打倒了。第二次更为严重，在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下去了，７年之后，１９７３年他才东山再起。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他在这一年第三次被打下去了，这一次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在第二年——１９７７年的８月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涉及这些已流逝的岁月，也不谈他的第三次复出。记者却常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像《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可是，对记者们的这一提问，他默不作答。

　　　　他喜欢谈他老了，谈他现在的生活。

　　　　１９７８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到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回答。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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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说话敏捷，不乏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

　　　　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持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然后思路清晰地予以思考，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如果他对客人的谈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很客气很礼貌地说出他的看法。

　　　　我碰到过一次，他笑声朗朗，然后严厉地批评了中东的一个国家。如果对方谈话很单调，讲不出什么内容，他就捺不住了。在接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齐默尔曼的时候，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如果客人未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

　　　　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

　　　　他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不礼貌，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他。

　　　　１９７８年，一个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当时我说了美国人希望明年就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记者就这个问题问邓小平，他是否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笑了一笑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听他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是１０月中旬，２个月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喜欢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１９７８年，中国放映了几部日本电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国外新电影，其中一部片子叫《望乡》，是描写从农村来的少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被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卖到一个妓院。影片中描写妓院里的暴行的情景是逼真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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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观众都为此而激怒了，引起轩然大波，群众将批评信寄到报社。最后，官方决定这部影片停止放映。当时，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后回国，听到这一消息。

　　　　他看了这部影片后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并且还在电视上播出。为什么要放这部影片？

　　　　他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的情况，也不能对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闭眼不看，国内今天还有暗娼。”

　　　　人们也不要把邓小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所谓的“民主墙”

　　　　，即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大字报采取压制的办法，压下去了。

　　　　１９６１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出现不少问题，邓小平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他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就撤销了人民公社。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火了：“是哪个皇帝的手谕？”

　　　　事实上，他既无金钱又无权力。人们没有指责过他与别人同谋争权。

　　　　他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狡猾小人。

　　　　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说邓小平投机自己想当总理，或者说毛泽东逝世后他曾要求出任总理，这是不真实的。他总是说这个职务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也不愿把我们的贫困向国外输出。”

　　　　他知道他的国家落后。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２０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

　　　　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３０年，在其他领域落后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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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

　　　　我不知道，在你们德国有没有一些人，他们害怕中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他们不必害怕，我们不会那样做。“

　　　　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他严厉批评说：“那些一向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人，走开好了，干别的去。”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谈思想教育的目的，以及社会改革、城乡矛盾、不断革命、两条路线的必然斗争。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人们对此无需多加说明，情况已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比人民公社的生产效果好。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并用一句口头语来表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北京的一次大学生的大会上，江青指责他不要共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他的思想混乱不堪、偷换概念。他说：“无关紧要。”事情是谁引出来的？

　　　　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他把人民公社搞过头了。要是事情脱离了实际，起不到作用，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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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改变它，修改计划。

　　　　如果我们怕因改变政策而丢了面子，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

　　　　人们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伟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尊敬不够。

　　　　“文化大革命”中间，人们抨击了他。但是，他对自己不同意的问题，有礼貌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意见。他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在毛泽东手下工作，他吃了不少苦头。

　　　　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他的老战友刘少奇。

　　　　以后他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负责重要的领导工作。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失去了很多的权力，是刘少奇决定中国的政策。

　　　　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

　　　　人民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１９２０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４６年之久。

　　　　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

　　　　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

　　　　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

　　　　相反，宁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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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１９７５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