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洗的干部遭到人身侮辱，甚至丢掉了性命。
为代替那些被除名的人，补充新成员时，强调了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６年吸收的６００多万人当中，２２％的被看成是“专业技术人员”。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旨在把中国军队的根本地位改变过来，从制定政策的力量转为专业的陆、海、空军力量，必须使军队服从改革后的党的指示。把军队转变成为一个能够在海、陆、空主体战争中对付装备已现代化的敌人的武装力量。使军队不是支配，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是邓小平改革方案中最难实施的一部分。
１９７５年，即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周恩来把流放中的邓小平调回北京任副总理，邓当时考虑并且宣称必须进行军事改革。邓恢复了军委副主席职务，并兼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解放军将缺乏战斗力。那时，中共领导人经常担忧的是苏联进攻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中，军队要巩固，首先须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开始。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军队高级将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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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山头主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本身提出了同样的批评。邓直言不讳地用五个字概括了军队的缺点：肿、散、骄、奢、惰。邓小平建议抓好军队的党支部，训练陆海空军联合部队，把干部从一个单位、部队调到另一个单位、部队。
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官兵，都给予在军校受教育的机会。为处理部队超员问题，邓小平建议过剩的军官转业。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了军队改革的整个计划方案，正像后来所实行的那样。
１９７７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终于在最后再一次获得权力。他向军委发表讲话，在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它们几乎涉及军队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显然十分重要。
邓小平想干的，确实是一次大清洗，清除所有“四人帮”的继承者，参加过：“打、砸、抢”的人，和所有政治上不健康的人。必须把这些人撤下去，至少部分地撤下去，由右翼青年干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取而代之。因为这也是为了改善军队的低水平教育状况而进行的清洗，因而这也同样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建议在现代战争中，要实现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现代化。因为，在边界线上，已不再存在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因而，邓小平认为，对军队从根本上进行改组的时候到了。
再次，根据文件，军队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为军队服务，而且为官兵转业、复员到社会上作准备。
官兵将为以后在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工作而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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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小平列举了在军队中实行严格纪律和消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任人唯亲现象的必要性。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时，在提法上小心避免使解放军高级将领疏远起来，但还是和毛泽东过去的政策分道扬镳了。不过，这为建立现代化、专业化的陆海空军力量打下了基础。
该计划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实施，在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７年之间，裁减了１００万军队，７到８万军官或退休，或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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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兰契奇：
邓小平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兰契奇是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他曾采访过中国许多党政军领导人，并写过不少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兰契奇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看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与一般西方记者相比，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下面的文字是从他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４日发表在南斯拉夫《政治报》上，题名为《邓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文章中摘译的。
中共中央的一位代表在同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谈话时说，中国目前正在为下个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准备，会上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改选的实质并不在于扩大党的最高机构，而在于使最高机构的成员年轻化，年纪大的成员将退出繁忙的政治生活，代替他们的将是比较年轻的人。
前提是，这些新上来的人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有更多的知识和受过更多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更大的决心和热情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实行宏大的现代化计划。
自毛泽东逝世后近９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更新过两次，一次是在十一大上，一次是在十二大上。
虽然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政治局选入了比较多的比较年轻的人，但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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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心的一件事。
邓小平当时就主张制定干部政策，首先制定出至１９８５年的，然后制定出今后１０年的干部政策。
在３年前召开的十二大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年轻化了。
１１３名在中央任职的中央委员当中，４８％是第一次选入党的最高机构，在地方上工作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半是第一次选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为６５岁。
这些新人当中，大多数属于邓所说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人，以及“又红又专”的人。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替代年龄大的，而且也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人，不过地位越高，属于“第一梯队”的人就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党的领导面临着“第二梯队”迅速赶上“第一梯队”的问题。许多“第二梯队”的人正接近７０岁而不是６０岁。
去年１０月，邓小平再次告诫说，必须加速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年轻化。他说：“我们总的形势是稳定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障碍的话，那就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难，或者看来比在其他国家难呢？
原因很多。有传统方面的因素，甚至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习惯看法，以及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纪越大，越英明，还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决不下台的，而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
直到不久前，退出政治地位并不因为是年龄关系，而是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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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犯了错误，或者不同意现行政策。中国目前尚无具有法律效力的退休法。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固定看法：有权就好办事，因此通常很少有人自愿下台，领导班子年轻化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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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阚哈叶：
邓小平，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
阚哈叶是美国研究邓小平的知名学者，曾有《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专著和论文行世，下面的两段文字是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摘译的。
在第一段文字中，阚哈叶谈了他对邓小平的整体印象。他认为邓小平“是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在第二段文字中，阚哈叶描述了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情况，赞扬邓小平在美国“显示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
，说他“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一）
邓小平这位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并不是继承毛主席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完全相反。毛泽东身材高大，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邓小平则个头矮小，似乎还有些腼腆。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陶醉于诗词的幻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毛泽东相信，中国可以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惰性，旧的习惯，封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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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构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伟大领袖”带领红卫兵们向这些人类弱点的堡垒发动进攻，打倒了他以前的同事和自己党内的领导成员。据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有１亿人。
官方估计，有３．５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因而，毛主席的逝世使人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邓小平明了而实用的施政方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批评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得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他拨动了无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恐怖岁月的人的心弦。邓小平属于他的时代。
（二）
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号召增进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这被称之为对外开放政策。其目的不仅是获得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希望通过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来刺激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与这一新政策相配合，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
中美已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使中美关系的新的篇章更加富于戏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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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到达华盛顿，开始了第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邓小平九天之行的目标在于巩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１月２９～３０日和１月３１日，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人签署了文化和科技交流协定。……
除了这些正式协议之外，北京还原则上同意，允许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卡特称这些协定代表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两国“将就关系全球利益的共同的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但是，卡特也承认：“当然，美国的安全考虑与中国的不完全一致，中国也不会分担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称赞这些协定“意义重大”
，并提到“这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他补充说：“有更多的双边合作领域和渠道等待我们去开拓。”
１月２９日，与卡特进行第一轮会谈之前，邓小平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他强调了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点苏联的名，但他警告卡特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我们两国有义务共同努力维护和平”。
离开美国之前，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苏联是“战争的温床”
，并警告说，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不要签订任何限制武器发展的协议。
２月１日，美国和中国就卡特与邓小平的会谈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不过，由于华盛顿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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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评的调子放低了。
中国要求把“霸权”一词写进公报中，北京用这个词指称苏联扩张主义。美国则坚持加上“控制他国”一词，概指所有形式的侵略。最后，公报中这样写道，美国和中国“重申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公报还注意到卡特与邓小平签订的协定。
新闻公报是根据中国人的要求发布的。他们认为这要比官方联合声明显得非正式一些，约束力也小些。
１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国会上会晤８５位美国参议员时，谈到了中国对台湾和越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完全尊重”岛上的现实。但这位副总理又说，他不能讲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因为那会使他的政府将来在与国民党就统一问题谈判时，选择的余地缩小。
邓小平还公开提出中国有可能对越南用武，以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引起的争端和中越边界的紧张局势。一位参议员引用他的话说，为了保卫中国边境，“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举动，我们不能允许越南为所欲为。”邓小平说，越南正在寻求“地区霸权”。
除了与总统会晤和签署公报这类官方事务之外，邓小平的华盛顿之行被大部分观察家看作是显示力量的外交旅行。
在接二连三的会见、午宴和私人交谈上，邓小平显得和蔼可亲，表现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２月１～５日，邓小平相继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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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后，结束了他对美国为期９天的访问，使中国关于要求美国为其现代化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更为惹人注目。
２月８日，回到北京之前，邓小平在东京停留两天与日本官员举行会谈。
２月７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批评美国对伊朗问题不够坚定，并说华盛顿对付古巴的措施“是不好的”。
邓小平当时对田中说：“如果伊朗的混乱局面持续下去，将在沙特阿拉伯产生连锁反应。有迹象表明，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传到印度。印度似乎已准备好在柬埔寨建立伪政权，如果它被要求这样做的话。”
邓小平还告诉大平正芳首相：越南入侵柬埔寨，它必须受到“惩罚”
，北京将不得不实行“禁运”。
后来，大平在议会说，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想对越南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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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石池雨：
邓小平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石池雨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问题的知名学者。
１９９０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下面的文字是从该书摘译的。
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虽然，“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但邓小平“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立场上作出上述评论的。
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５０年代末，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提倡集体领导，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支持刘少奇调整政策，扩大自由地，使单个的家庭对分给他们的２块土地的经营效果负责。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来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