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20部分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彪就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

　　　　他又插了一句话，赞扬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同时，他向同事们提出要警惕再次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危险。

　　　　周恩来的逝世，使邓小平试图安排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时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柱。

　　　　极“左”分子看见绿灯便往前闯，试图组成一条完全不同的权力阵线。江青在这场赌博中，要下最大的赌注。张春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又诡计多端，胜过江青一筹。他在幕后可能支持江青，也可能不支持江青。

　　　　毛泽东本人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他所注意的核心并不完全是组成“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

　　　　，他还在世，他觉得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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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中期（在周恩来即将去世之际）着手巩固权力时，“安定团结”这４个字恰恰是他执政的象征。

　　　　当政治局又一轮紧张疲劳的会议开始时，这些指示就如一团浓雾弥漫在空中。争论不休的两派就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进行发挥，令人惊叹不已。

　　　　在福特访华前不久，广为人们喜爱的古典小说《水浒》突然被谴责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

　　　　水泊梁山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毛泽东断言。这将以往的观点颠倒了过来。

　　　　有人要向莫斯科“投降”了，这种看法在北京政界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

　　　　说是某某像宋江，一面假装抗击到底，一面又要向皇帝“投降”。

　　　　邓小平藐视这些牵强附会的类推和匆匆做出的批判《水浒》的结论。

　　　　“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

　　　　他对此嗤之以鼻。

　　　　……

　　　　《人民日报》第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人。才过一星期，就有人禀报毛泽东：一场沉默但却气氛紧张的示威游行正在半英里外的天安门广场形成。

　　　　时值清明，正是祭奠先人之际。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已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价上。人群涌来观看这一宏伟的场面。这似乎是天真无邪的举动。

　　　　但那里气氛紧张。其中有些诗词超出了怀念周恩来的范围，是在向极“左”分子猛烈开火——因为他们在周恩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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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后的３个月中手伸得太长了。有些诗词颂扬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指责江青。还有些诗词提到牛鬼蛇神，采用“妖魔”一词的谐音来影射姚文元。这是巧妙的，但却具有爆炸性。

　　　　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局势表示焦灼不安。有一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那里通常是不让上去的）

　　　　，面对人群呐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向何处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得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接连做出若干个决定，犹如连声爆响的鞭炮，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仰慕者，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意是说周恩来曾几次“反对毛主席”。话音刚落，愤怒的人群便将其双手用电线捆住，在纪念碑台阶上拖来推去，直至血肉模糊。

　　　　政治局在一片惊慌中召开会议。投票表决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并正式提升华国锋任总理兼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新设的一个职务）。

　　　　邓小平因政局不稳，因我行我素，因不合时宜地搞实际工作而被撤职。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次事件的幕后人是邓小平。

　　　　毫无疑问的是，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将这两派意见统一并形成决议又迫在眉睫。政府必须向全国发出紧急信号，澄清政府的意图。

　　　　毛泽东本人在决定解除邓小平职务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虽然明显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出席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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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毛远新授意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据说政治局撤消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是全体委员的“一致意见”。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解放军领导人——叶剑英、许世友等人——都赞成吗？

　　　　邓小平也投票解除自己的职务了吗？

　　　　有迹象表明，极“左”分子赢得这个胜利几乎得不偿失。

　　　　——极“左”分子未能制服邓小平；邓的朋友们成功地为邓争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力，“以观后效”。

　　　　——邓小平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但极“左”分子却未能进入最高领导层。

　　　　——解放军领导人对事态的发展不满，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耗时间，等待时机（镇压“四·五”事件的是“左派”民兵，而不是解放军；如果局势需要的话，解放军很快便会解决那类事件）。

　　　　——１９７６年春，公众舆论在中国已渐趋成熟，人们不完全赞同毛泽东解除邓小平职务的作法；人们开始悄声议论毛泽东或许已不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了。

　　　　官方点名批判邓小平时，道出了实情，说他“拒不改悔”。

　　　　他没有尽力反驳毛泽东——只不过想保留观点，日后再论——但他确实抢白了几句。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在上海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其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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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中又多了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可是天哪，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不知道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的内容，他们只被告知毛泽东指的是“人民不赞成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极“左”分子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

　　　　甚至在有毛泽东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的激烈辩论中，他的名字都敢被抛来甩去。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中国引进一些关键工厂是背离自力更生的原则的。华国锋大胆地说：“所有这些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大声回答道：“你总是用毛主席压人！”

　　　　显然，在许多这类斗争场面，毛泽东自始至终只是静静地坐着（或躺着）不时用手轻轻地拍打一下，在当天晚上写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并召见某个与会者，以示他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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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加德纳：

　　　　１９７５年，他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约翰·加德纳是英国知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特别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历史学家，他发表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在读者当中受到普遍的好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受到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的国际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作者生活在英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必然影响他的分析与判断，因而，书中的某些提法难免不妥，甚至错误，某些事实也不准确，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在比较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大量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现象的基础上，把握住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脉搏与走向，展示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伟人的基本活动和政治品格，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振兴中华、拨乱反正所作的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而折射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西方学者当中仍然是罕见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由于对中国当代政治十分了解，因而，使用了许多当时中国的特有词汇来叙述情况，而不是使用某些西方的惯用语言来对中国当代政治妄加评述，使读者感觉他的书就好像是一位中国人写的一样。由此可看出，约翰·加德纳这位英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大家手笔。

　　　　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周恩来总理主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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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千方百计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挽救出来，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为此，他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主持制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为全面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按照约翰·加德纳的说法，这些文件“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然而，“四人帮”

　　　　千方百计干挠和破坏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在他们的策划下，１９７５年底，又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下面的一段论述，摘译自约翰·加德纳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它描述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是如何与“四人帮”

　　　　针锋相对的。

　　　　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任命了新的政府官员，通过了新宪法。这时，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他采取果断措施，希望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１９７５年夏秋，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从许多草案中产生了三个政策性文件。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们了解到包括华国锋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为首的人物。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宣布这些文件是“三株大毒草”

　　　　，邓小平被作为攻击的目标；１９７７年，官方宣布这些文件是“香花”

　　　　，邓小平又受到了热烈的赞扬。

　　　　这些文件的正文从未公布过，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各种草案的片段以及讨论草案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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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第二份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二十条）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第三份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四化”的重要意义，要求改变这一领域的现状。

　　　　这些文件（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或不予公开的文件）

　　　　揭露和谴责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暴力行为及其危害。

　　　　其内容同官方报纸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以及专供外国人参观的莺歌燕舞形成鲜明对照。文件详细列举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加以整顿的办法，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文件探索了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的来说，困扰着中国的这些问题都是由“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造成的。

　　　　邓小平非常聪明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小心翼翼地批判了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指出：１９７５年制造种种混乱的人都是“继承林彪衣钵”的人，是“左”倾分子把“思想搞乱”

　　　　，把“党组织搞乱”

　　　　，他们“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指出，这些制造混乱的分子，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他们步林彪的后尘，“把政治与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他们给那些敢于抓经济的人“扣帽子”

　　　　，把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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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修正主义”

　　　　，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

　　　　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被指责为“脱离生产，脱离政治，脱离工农”。

　　　　“左”派把“群众”看成是智慧的源泉，任何方面的专家都遭到他们的蔑视。

　　　　“四人帮”的做法使得到处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许多干部都开始相信“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

　　　　，“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

　　　　，“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邓小平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

　　　　“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在科研方面也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都在４０岁以上。

　　　　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邓小平详细列举了管理不善、人员素质低、纪律松懈等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因此改变现状十分必要。首先，必须降低“斗争”

　　　　的重要性。

　　　　自从６０年代以来，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斗争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邓小平号召人民：“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

　　　　他提醒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他要求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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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邓小平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口里说些什么，而要看他们实际上做些什么。例如，对于“造反”

　　　　，绝不可以马上引起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而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比如，对于“反潮流”

　　　　，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

　　　　“反潮流”是“左”派分子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奉若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