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队的活动。
１９３０年２月９日，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起义。
１９３６年，邓小平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龙州苏维埃政权和１９３０年发动工农起义的越南人有着关系。法国飞机轰炸了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法国人在数月以后对此进行了报复。
当革命军人和农民们在河谷收割庄稼的时候，邓匿名前往上海汇报。经过近２个月的旅行，他正好赶上了政治局召开的名声不好的整风会议，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发挥了他关于“极端革命形势”的论点。但是，那是十足的荒谬的理论！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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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革命已全面展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需要进攻几个大城市，这样，其他地区就像撞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轻易攻下。
他要求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武汉。
根据他的指示，所有的红军都应向这个长江中游的大城市进军，并沿途解放其他城市。
后来，在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党的领导也宣布了这个自杀性的行动计划。所有来自各苏区的９４名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
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以后，邓小平又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两个半月以后，邓带着新的指示返回了右江苏区。
此时，反革命开始嚣张了：法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左江苏区，消灭了红八军。在危急的情况下，邓小平立即召集他的指挥员，并且宣布：红七军转移出左江苏区，接着进攻广西省第二大城市柳州，然后朝东向邻省广东进军，攻击广州。根据极“左”路线，党交给邓的第一个任务是：解放华南。带回的党中央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邓的指挥员们把这份“左”倾激进的人在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计划说成是让人升天的命令。受人尊重的那位壮族领袖请求会议别把剩下的右江苏区作为牺牲品。在邓还在沉默时，其他人都赞成向西、向邻省贵州进军。在那里可以继续开创苏区，危险也少。
静听了一段时间以后，邓仅仅承认反对者的一个意见是正确的：向西进军问题要少些。但是，他在同时又强调，向东进军将有更大的革命意义。结果就这样定了，政治委员的话最有权威性。干部们最后一致决定，壮族领袖留下来，率领１万名士兵保卫百色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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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卫苏区的斗争只持续了６个月，然后就如裂开的大堤一样崩溃了。上千名勇敢的壮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右江河水。反革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
１９３１年１月，继左江苏区之后，右江苏区也被摧毁。两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
１９３０年夏末，在邓小平的率领下，２万名战士开始执行一项自杀性的命令：第一旅和第二旅从平马开始运动。第三旅则开始了近２０００公里的长途行军，指向在北部的小镇东兰和凤山。
１０月初，这里山区的夜晚已相当寒冷。此时，第七军在百色以北４００公里的河池会合了。领导者们在这里把军队结构最后定了下来：把３个旅扩编成３个师，邓斌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参谋长。
一位同志在１９７８年回忆道：“我们离开了右江根据地，从河池和怀远出发向柳州挺进。沿途，我们进攻了村慎四把和长安。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战士打得十分英勇。侦察队发现，敌人派增援部队去柳州，以加强防守。我们的党委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去进攻柳州，而由长安转向湖南方向。我们决定，去江西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白狐狸”
的军队在军事上远远地占有优势，即使红军攻占了柳州，几天以后的结局也会与南昌一样。
至迟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说已明确了：他的军队不可能沿途再攻占任何一个大城市了。对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华南的任务，他开始沉默。这样，邓命令避开柳州，实际上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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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不与“白狐狸”发生战斗，在继续行进中也受到追兵的袭击。每一次散兵战，每一次小战斗，都消耗了军火，更严重的是牺牲了战士。邓小平的部队越来越小，在沿湖南边境的撤离中，第七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委员把他的军队编成了第５５和第５８团。
当军队抵达三省（广西、湖南、广东）交界的连江时，冬天已来临，气候又潮又冷。隘口成了滑雪道，淌水处成了冰冷的过道。国民党军队又时常突然出现，比这更糟糕的是行军路上的山峰、森林和江河难以越过。
在广东，乐昌江（今天称为武水）洪水暴涨。从南方来的人进入江西必须在这条江的上游处横渡过去。这里，从２０００米高的山中泻下的江水奔腾汹涌。
一位指挥员写道：“东昌江又深又急，翻起的波浪溅起浪花。若要涉水过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陡峭的对岸，我们发现了两只小舟，这使得我们有了唯一的横渡的机会。政治委员邓斌登上了一个山岗观察地形。
他和张云逸军长一起决定，第５５团在他的率领下首先渡江。
第５８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和后勤队一起随后过江。
下午３点钟，邓和他的部队渡了过去，并占领了对岸，没有遇上敌军。
５点左右，第５８团的大部已到达对岸。等待渡江的还有一个警卫连，两个步兵连，一个带有战地医院的卫生队和后勤队——约６００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当船回转开过来时，我们已知道，敌人沿韶广公路向我们追来。“
岸边的战斗异常激烈，张云逸和他还剩下的６００名战士不得不撤离阵地，后来在另一处地方横渡了乐昌江。邓小平和剩下的部队则独自向江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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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惨重的江边战役的两个月后，在江西省的小城崇义，两支队伍的红军又会合了。幸福和悲痛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因为２万名战士只剩下６０００人。
政治委员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首先休息，他则带上几个随从出发到村镇界坝，与驻扎在附近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取得联系。
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侦察员突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崇义传来交火声。不久就确定了，邓的团受到敌人自背面的进攻。
邓小平要来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道，他估计遇上了袭击，因此无法回去。军队应当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向毛泽东的井冈山前进。他把纸条交给一名通信员，然后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他的悲壮的使命。
邓斌独自一人经过庙下关口，长途跋涉进入沿海的广东省。在南雄，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游去的客轮。他以前一样，这位受过训练的干部进行了化装；在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他又装扮成了一名商人。
４月中旬，他悄悄地越过了英国殖民地的边界，从香港再乘船回到了上海。
他想通过报告在上海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要提出放弃必然导致灭亡的李立三路线？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已晚来上海好几个月，因为在１９３０年９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结束了激进的“左”倾冒险。当邓小平乘船进入这座海港城市时，布尔什维克人已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他们的掌权时间整整持续了４年，造成的损失远比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
邓小平在广西的使命，以上千人的牺牲而告终。如果党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有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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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要吸取的教训，在广西的使命给他带来了力量，使他在后来能对付战争年代的挑战和克服物资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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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里尔：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东山再起
罗斯·特里尔原系澳大利亚人。
１９７９年加入美国籍。
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誉较高的中国问题专家。
确立特里尔在学术界地位和声誉的是他的长篇传记著作《毛泽东传》。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曾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同时参阅了４０多种重要文献。特里尔的这部著作，记述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书中穿插了对毛泽东周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描写，特别是描写了邓小平在毛泽东晚年的不少重大活动，分析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
特里尔认为：“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特里尔还指出，毛泽东与“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他多次主动向外宾介绍邓小平，赞扬他是“实干家”。毛泽东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风不满，但“四人帮”
‘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特里尔的文章还向读者描述了邓小平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细节。
下面的段落是从特里尔的著作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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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使来宾们大吃一惊——那不是邓小平吗？
他与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迈步时略有点不稳，但看上去并未因６年的磨难而损害健康。
这位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过去总是远离毛泽东坐着，如今，他又在那里微笑了。他礼貌地点头向记者们打着招呼，他很高兴能重返工作岗位。
他透露说，他曾在江西省的一个干校里劳动。
现在他是副总理了。几个星期后，毛泽东表示他现在认为，１９６６年以来批判邓小平、撤邓的职“太过分”了。
看来，人民大会堂里的气氛是和谐的。
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很可能是他让毛泽东接受这个建议的。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曾经依靠地方部队的司令员们击败林彪，这些精明而讲究实际的老军人大多数都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当然是他们中的主角。
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不单是“左派”与“右派”间斗争的一个结果。
毛泽东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他那对真理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本来已经拟定的计划不得不经常变化。……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寒冷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里，澳大利亚总理正和周恩来讨论孟加拉的问题，一位礼宾人员走过来，递给周恩来一张条子。
周恩来立即对高夫·惠特拉姆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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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私下谈句话吗？“
“可能是毛泽东吧？”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地写了这几个字，然后递给坐在身旁的外交部长。当然他猜对了。
那天下午４点半钟，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飞驶过长安街，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一位中国助手站在车旁，平伸出手掌，挡在车门框上，以防贵宾出车门时碰着头。
在随后的１００分钟内，毛泽东一面用瓷杯子品着茶，一面将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观点坦率地谈出来。
他此时已近８０岁了。
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所不同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有军事经历的平民。”
惠特拉姆对毛泽东说，这位副总理曾告诉澳大利亚来宾，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和“十大”
，但是，没有参加“九大”。为什么邓小平没有参加１９６９年的“九大”呢？
外宾们很少问毛泽东政治局的事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毫不介意。
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
毛泽东和极“左”派分子在解放军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１９７３年末和１９７４年初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使各大军区司令惊得目瞪口呆。
在１１位军区司令中，竟被他调换了９位。
这种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事情办得干脆利索，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没有听到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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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在行动之前毛泽东没有恢复邓小平的高级职务的话，假如不是由邓小平把调动职务的消息告诉每一位怒气冲冲的军人的话，人们可能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调得动这批人。
１９７４年５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长引导客人各就其位。按照迎接外宾的惯例，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但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
，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作陪，却坐在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紫禁城内新的座次格局，与许多国家政府的内阁改组的座次相当。摄影留念亦如新闻报道一样。
４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时，周恩来还是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自己”的座位上；那些次要的官员通常均在外宾的左侧方向就座。
这种方式历来如此。多年来，当毛泽东与某一外国政治家进行官方会晤并摄影时，周恩来从未坐在另外的地方。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自己的”原位了。
满载２８８５名要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人民大会堂。
街上的行人猜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开会日期一拖再拖，以致成了海市蜃楼式的幻景。
全国人大看来好像又重操旧业。周恩来重新露面了，并且给人一种权威人物的印象；公布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农民有少量自留地的权利；宣布新政府中的人事任命中几乎没有极“左”派分子；邓小平的地位上升了；会议的文件强调秩序和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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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周恩来观点的胜利吗？难道不是极“左”派分子“批林批孔”得意时刻的告终吗？难道不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吗？
几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王洪文这个“直升飞机”强烈要求毛泽东给极“左”派分子更多的工作。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像所“假装”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医院外面忙着策划今后的事态发展。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