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才的技术人员入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作法，当然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也都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到１９８５年为止的５年中间，有１００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３１名高级干部辞去职务。一般地来说，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
但是１９８５年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
４０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还有１０％的军官开始离退。
１９８５年６月，人民解放军的１１个军区减为７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
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越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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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小燕：
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
杨小燕是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祖籍湖南。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其父杨开道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杨小燕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
１８岁时，她离开上海赴美学医，后定居美国。
她的丈夫魏重庆曾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因研究出风靡世界的“精确体制叫牌法”而名重一时。杨小燕受家庭影响而学习桥牌，终成大器而声名遐迩。有一次，在学习打牌技艺时，她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学习桥牌是不是想当“世界桥牌女皇”
，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她丈夫鼓励她努力学习，并预言不出１０年她定能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
为了潜心研究牌技，杨小燕毅然辞去了纽约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小燕自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种桥牌大赛中，共荣获１００余个冠军称号，并作为主力队员，为美国奥林匹克女子队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立下殊勋，她本人登上了“桥牌女皇”的宝座。
１９８１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共有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个城市２０余个队报名参加。
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３个城市，在翁心梓先生的鼎力促成下组成４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队长，于３月３日乘飞机抵北京，准备参加这次邀请赛。
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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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在京期间，翁心梓、杨小燕提出：希望能够与邓小平会面，或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中国桥牌协会会长荣高棠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允诺，并定于３月４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获悉这一喜讯，翁心梓夫妇和杨小燕都兴奋无比，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翁夫人。翁夫人李道基是晚清时期重臣李鸿章的曾孙女。她花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寻购《邓小平选集》。可惜的是，当时《邓小平文集》尚未出版问世，尽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几乎所有书店，却未能如愿以偿，不得已，只好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对她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对自己的行动也守口如瓶，谁也不肯告诉。
３月４日晚，邓小平会见了杨小燕和翁心梓夫妇，并同他们一起打了３个多小时的桥牌。
翁先生对邓小平说：“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邓小平笑着回答：“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
荣高棠随即安排邓小平与翁先生结对、杨小燕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北京知名桥牌选手丁关根搭档。不料，杨小燕微微一笑，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听了，温和地说：“行！”接着，杨小燕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杨说：“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喜上眉梢的杨小燕便问邓小平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回答说：“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啰。”当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１１点多。打牌结束后，正当邓小平将要向大家告别时，预先有准备的翁夫人这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连忙从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集，双手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
邓小平欣然在书的扉页上写上“邓小平”三个大字。
此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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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恍然大悟，但又后悔不迭，连忙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寻找开来，看她急成那样，大家都替她感到惋惜。幸好杨小燕找出了一份她丈夫开设的轮船公司的介绍书，邓小平也高兴地在这份介绍书的反面为她签了名。
邓小平是５０年代在四川时学会打桥牌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晚年，工作之余的邓小平对打桥牌更是情有独钟，打牌的技艺也随之日益精湛，一些外国人称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８４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图斯高的一篇权威性文章，其中这样写道：“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例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盟军北非登陆的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
中国的邓小平主任更不例外。“
此前，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
邓小平在谈到他打桥牌时的感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充分地休息。”显然，对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来说，把打桥牌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是桥牌女皇杨小燕与邓小平结对打牌时和打牌结束后发表的谈话：
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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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令人感到非常有兴趣的人物。在牌桌上，我们之间像普通的朋友。他和气得不得了，和他相处，不会感到他是大领导。他为人很谦虚，很热情，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
如果与里根相比，邓小平最怕出风头，里根最喜欢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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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施拉姆：
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
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是美国人，现在英国任教，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是西方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政治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有多种著作行世，且多次来华访问。他的《毛泽东》一书，很早在中国翻译出版，且发行量很大，因而，许多中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同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在学术交流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１９８６年４月，施拉姆教授访问日本，于３０日作了题为“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的演讲。在演讲中，施拉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晚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一再提到要实现“现代化”
，但是，由于他采取了激进政策，致使中国陷入危机。邓小平并不是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而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奉“延安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施拉姆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应当说，施拉姆教授从政治上对邓小平和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作的分析研究，对于启发我们的思维，不无参考价值。
本文是从日本《中央公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号上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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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首先，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在原则上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也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相反，从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毛泽东一点也不吝惜地使用那类语言（现代化、近代化）。即使在他晚年的２０年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对随繁荣和不平等而来的腐败日益忧虑，以致采取一系列激进政策，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大跃进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和饥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样，在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陷入危机。他的接班人华国锋，继而邓小平，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国家，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
华国锋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两条腿”政策。……他想让党内的“左”
、“右”两方都满意。
华国锋想用著名的“两个凡是”来概括他的政治观点。
……
１９７８年开展的３次大辩论，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展开的辩论，第二次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正确性而展开辩论，第三次是为反对毛泽东那种只要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任何物质上的困难都能战胜的观点，围绕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展开的辩论。
到１９７８年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中全会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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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意在经济工作中实行“责任制”
，这成为后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基石。
这个原则在１９７９年的农村工作中具体化了，它的两个目标如下：一是单纯反对平均主义；二是扩大市场作用。华国锋的主席职务在１９８１年年中被撤换。从此，开始了邓小平时代。不过，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华国锋不一样，他不当主席。不久，主席这一职务被取消。
邓小平想渐进而又彻底地改革中国经济。
为了这个改革，他坚信需要“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
，需要加强民主和法制。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些要求。尽管邓小平认为创造更加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他所允许的自由与民主范围内，也难免摆脱来自“内部”
与“外部”的一些限制。所谓来自“外部”的限制，是由于共产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我不打算用明确的派系间的政治力学去研究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但可以看到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而且也可以看到建立在这种分歧基础上的联合。当邓小平的不少同僚们对他的政策所推行的结果表示担心时，邓小平就不可能毫不妥协地执行他的政策。我说的来自“外部”的对改革的限制就在这里。
但是，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期学到了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所以，当他看到自由讨论和地方比较自由的选举开始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认为必须中止这样做。
于是，我把邓小平自身和其他党员对改革所表露出来的想法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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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叫做来自“内部”的对改革的限制。
１９８３年春，中共的路线是根据三个前提制定的，这些前提代表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方向。第一是“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不允许改革后退，也不允许失去控制。第二是强调知识。号召学习进而超越现代化的高级技术，不是把知识分子单纯看作顾问和专家来使用，而是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岗位上。第三，“极左主义”是主要危险，“极左”分子或是被改造，或是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是１９８３年初以后一再强调的。
１９８３年９月至１０月，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共同提出为清除“精神污染”而全面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这次“工作”立即发展成像毛泽东时代开展的“运动”那样。它有两个目的，即在中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反对非正统思想，特别是反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在社会各阶层中，对国外的影响和一切“堕落”行为进行批判……
……邓小平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延安“革命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讨厌由于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想法的狂热而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持怀疑态度。这个运动是和以清除“极左分子”即文革派为目的的共产党内的“整党运动”同时开展的，这并非偶然。在批判“极左分子”时，邓小平不想被“极左”人物看成是“为资本主义评功摆好的分子”。
……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访问了深圳……邓小平一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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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就同高层干部谈话，十分赞赏“开放政策”和经济特区。
他说，特区是引进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窗口。他支持特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他说，像深圳这样的地区先富起来是对的，“平均主义不好”。
随后，在３月和４月，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而且出现了把这个制度一举推广到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再次肯定主要的敌人不是极右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极左”。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性地确认掀起改革的新高潮。同成为改革起点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与其说这次会议决定了明确而详细的政策，不如说它所通过的政治路线更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中国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那以后，讨论商品和市场的作用已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这个时期，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并且再次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和继续推行开放政策。
坚定走改革的道路
１９８４年底，对自由讨论和教条主义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批判。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的著名社论《理论与实际》（载《人民日报》）
在中国国外被看成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给予大量报道。
这篇社论只不过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