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里面的人硬说没有这张照片，还说他从未听说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我猜测这是告诉我邓小平又一次被清洗了。但我还是想：可能因为我是“好奇的外国人”
，没有把名字念准他才对我无礼。
于是，我把我的翻译领到这家商店，可店员仍告诉她：“从来就没有叫邓小平的这样一个人。”
（直到现在，我仍希望这个人应该受到一些责备，因为他竟如此撒谎）。那天晚些时候，我写了个报道，说邓不会接任总理，他已经失宠，到农村某个地方去了。
（不幸的是，这条消息没有吸引住新闻编辑，他们把这条消息大删大砍，然后用到插页里，因而没有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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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注意。）
１月末的最后几天里，国防部长叶剑英、“财政奇才”李先念继邓小平之后也消失了。这两个人都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密友。同时，高等院校中贴出的大字报也抨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的甚至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理论刊物《红旗》也大骂“极右分子”。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出了一个折衷的结果：公安部长、来自毛泽东主席家乡的农业专家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
２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华国锋接见委内瑞拉新任驻华大使的报道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在华国锋被宣布由第五副总理跃升到第一位之后，报刊和大字报开始猛烈地批判邓小平及周恩来的其他朋友。大字报指控邓小平“肆无忌惮地分裂党中央”
，有一张大字报甚至公开要求“把邓小平拉下马来，打倒在地”。但是，有远见卓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连忙用飞机把邓小平接到舒适安全的华南，让他住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温泉宾馆里。邓小平在那里可以乘坐救护车或警车到处走动，看望朋友们和他的支持者。
江青依仗权势，在北京怂恿人们张贴反邓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报道，对邓小平对她的极“左”政策和样板戏所作的尖刻评论开展口诛笔伐。同时，对邓小平关于强调生产、要求削减工厂和农村中专事政治灌输（称之为“学习）
的专职工作人员的主张开展批判。极“左”的教育方针主张学生要“红”而不要“专”
，选拔教师和干部要看他们是否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具有专业知识。邓小平对此针锋相对，他在这方面的主张也遭到无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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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和广播上，邓小平是主要的受批判的对象。张春桥甚至说：“要人头落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首先把邓搞下来，然后再对付华。”
“四人帮”不无根据地把手中无权归咎于已故的总理。中国人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使他们忐忑不安、忧心忡忡。
众所周知，已故总理的遗孀邓颖超是邓小平的好友和支持者。她在这段时期日子非常艰难。记得３月份在庆祝妇女节时，我在招待会上见到过她。她的朋友们对允许她露面并配给她一辆汽车表示欣慰，但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敢同这位即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著名孤孀交谈，因为他们怕被人看到与她接近而遭受“四人帮”的迫害。
华国锋当上总理以后，三角权力斗争仍在继续。他试图既安抚极“左”派，又不得罪“老将”们，他还要依靠这些“老将”。
非常奇怪的是，群众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他们在４月初的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毛泽东主席没有到场，但据后来透露：他建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然后华国锋升为副主席，仍任代总理。很明显，官方认为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是邓发起的，把天安门广场的骚乱归咎于邓小平。但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罪名，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已经失宠，住在南方某个地方。
江青早些时候曾在党中央里发起了一场要求把邓小平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民的敌人”
“永远”开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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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运动，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因而没有得逞。
尽管江青没有能够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极“左”派分子们的权力还是扶摇直上。天安门事件过后两天，江青下令组织一场反对邓小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普遍认为，只有江青才能使毛泽东改变对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毛泽东曾公开请回邓小平，欢迎他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接班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许多高级官员相信，江青确曾利用她手下人伪造的假证攻击邓小平。
“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
仅仅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前，领导集团还尽量做出非常团结的样子。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为这种表象所欺骗，尽管谁也说不清楚谁将在这场继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几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无言而又不安地默哀。一连几天，电台一直播送国歌和关于毛的讣告，讣告念得非常缓慢。
这时，邓小平在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对“四人帮”的公开进攻：我们决不能让党和国家“变质”
，被“那四个人”毁灭。他和许世友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他们斗争”
，并说如果胜利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万一失败了，可以再拉到山里去。他最后说他们——务实派——至少有广州、福州和南京三个大军区作为后盾，并要求他们千万不要拖延，拖延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逮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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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压力，但是，也许是性情宽厚，他没有看到与政权俱来的全部危险（尽管他知道政权会带来喜悦）
，因为他非常缺乏做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经验。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显得沉着镇静，然而一旦听到不好的消息，他就变得生硬、粗暴、不可接近。十分明显，他缺乏毛泽东那种超凡的魅力和周总理的风度与智慧。这位新主席永远也不会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像对毛主席那样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邓小平的支持者——务实派们，原指望逮捕“四人帮”
后邓小平马上就能重新上台。可是，当他们听到华国锋号召群众“深揭狠批邓小平”时，都深感沮丧。这个号召没人理睬，到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去世两个月后，反对邓小平的运动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了。许多党的干部说，华国锋将陷入无法克服的严重困难。因为华当政治局委员只有３年之久，几乎毫无经验，而邓小平在政治局里已干了２１年。当时，华国锋的支持者都害怕这位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人的影响。
大字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开始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接着便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
“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
、“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大学。
北京的１２月，严寒彻骨。
但仍有上千人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的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这种消息从报纸和广播中是得不到的。
这些人担心，如果不执行周总理提出的国家现代化的方针，如果不立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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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国内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种局面会恶化为危机。
“四人帮”
的支持者们当然不吃香了，但工、农业生产仍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缺乏鼓励和刺激。尽管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们支持邓小平，但许多的年轻士兵却深受极“左”
派政委们的影响，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会要恢复职务。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们同一些外国大使谈话时透露出来的。但是，邓小平却依然没有露面。
１９７７年２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
这使越来越多的邓小平的支持者深感震惊。特别是在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要求“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
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
，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译注）
，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２０位各省的中央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小平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
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最终将恢复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
，还将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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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如果不放出邓小平复职的消息，到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全会也至少需要３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
３月３０日晚８点，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里，爆竹烟花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省领导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邓复出。邓小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里，８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邓小平。但是，人群也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曾公开批评他的北京市市长吴德。
邓小平逐渐掌权
１９７７年，华国锋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对部级职位的一系列调整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力，同时，每次调整又都显示出增强了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权威。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以后，叶剑英和他的伙伴们已完全与邓小平同呼吸共命运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断增长，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舞台的幕后，不大露面。
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此前，这些院校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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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的条件来选拔。邓小平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技人才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主席关于“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认为这些医生应“接受一些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
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病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
邓小平还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统治下蒙受冤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璧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时，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那时就已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泽东主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做批评性的评价。
华国锋“放弃”
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
的称号，请求人们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
，但调子不大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涤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１９７７年，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邓因他的务实精神而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工资长了４０％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的作者感谢邓小平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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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下放到农村去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在１９８０年９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邓小平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于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至今仍有一些中国干部认为，邓小平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自“解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她的未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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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夏泰宁：
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
费朗索瓦·夏泰宁是法国知名的记者。他在担任法新社驻中国记者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１９８８年６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前往中国访问。
２２日，邓小平会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费朗索瓦·夏泰宁对邓小平与门格斯图的会见以“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邓小平在会见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