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格雷特里奥报告公布之日起，“黑手党”一词就迅速被广泛使用同时也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因为每当有人使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一种犯罪阴谋时，总有一些人坚持说这个词仍然不过是指西西里人一种自信的骄傲而已，没有什么阴森恐怖之意。就这样，格雷特里奥掀起了关于“黑手党”一词究竟所指为何的迷雾，这困惑的迷雾同样也让十年后来到西西里的弗朗凯蒂和松尼诺同样也遭遇到了一一直到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出现，这迷雾才得以驱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给黑手党命名，格雷特里奥可谓对黑手党形象的树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从那时起黑手党及其政客们就不断声明西西里被歪曲和欺骗了。他们抗议政府捏造出黑手党是犯罪组织的说法来作为镇压西西里人民的托词——另一种版本的“乡间骑士”理论。之所以在过去的140多年里这些抗议能够得到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抗议有时候是真实的。政府官员总是想把黑手党分子的标签贴到任何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身上。
意大利政府这种虚伪的做法提高了黑手党的威望。因此当格雷特里奥为其命名时，他无意间就布置下了黑手党对付其主要对手的定位策略。在格雷特里奥之后，每次没能将起诉黑手党成功的盲目镇压行动——不管政府碰巧给予“黑手党”这个词什么含义——都更加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真正的黑手党的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手党厉害，能够免予被起诉，而且还因为它比政府更高效、更“公平”。
在格雷特里奥的报告被公布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有人细致入微地写下了黑手党对待自己这个名字的看法。这个人是一名作家，名叫莱昂纳多·莎沙，他的短篇小说《语言学》以近代为背景，采取了两个无名的西西里人之间关于“黑手党”一词含义的虚构对话形式。两人之中受教育较好的一个，显然是一个政客，热衷于卖弄学问，列举一百年来自相矛盾的词典定义，解释说“mafia”一词可能是由阿拉伯语而来。由于他有着和绅士学者相符合的犹豫不决——人们想象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肥胖老人，身穿皱巴巴的西服——他拒绝为这个词限定一种含义。
年轻的那位则比较务实——在读者心目中，他身材短粗、中等年纪、扁平脸、鼻子上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尽管他明显对眼前这位谈话对象尊重有加，但他还是无法掩饰这场学术性的争论给他带来的烦躁。他倾向于认为，“黑手党”是对那些懂得如何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虚张声势的说法。
当然，结果证明莎沙故事中的两个人都是黑手党分子，他们的对话是在排练如何应对议会委员会的调查。年长的那一位说，他很自信，他会请求委员会允许他作出他的“微薄贡献”——“你知道的，对增加人们的困惑所作出的贡献”。1865年的某个时候，莎沙说，“黑手党”这个名字成了西西里黑手党取笑政府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假如我们掌握的消息可靠的话——在像黑手党这样的黑社会的历史中，必然有很大“假如”的成分一这个帮派产生于巴勒莫内陆地区，当时最野蛮最狡猾的匪徒们、各“党派”成员、二领主、走私犯、盗牛贼、庄园看守、农民和律师都聚到一起从事暴力产业，都来参与分享一种从柑橘产业中得到完善的积累权力和财富的方法。这些人把他们的方法转而应用在其家庭成员和生意伙伴身上。锒铛入狱时，他们也会将此法用在狱友身上。这个帮派在新意大利政府笨拙地镇压它时才成为黑手党。这样，最迟截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在巴勒莫地区，黑手党方法中最重要的伎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黑手党收取保护费，有强大的政治伙伴，它有网状的组织结构，有名字，有入会仪式，还有一个毫无威严的政府作为其对手。
我们无法估量的是，此时此刻，究竟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黑手党组织。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不同地区的当局提到的多少个“黑手党”组织只不过是独立的犯罪团伙，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可能只是效仿当时的流行手段，或者实际上自认为加入了尤迪托黑手党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的组织。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有关黑手党的这些历史文件。当局经常提到黑手党，但是他们口中的“黑手党”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黑手党。很明显，一些警察太热衷于歪曲事实来满足制造阴谋理论的需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利用该理论来打击对手。
图里西·科隆纳男爵1864年对于帮派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和黑手党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图里西·科隆纳明确谈论的是某一个“大帮派”。但是他的观点只是以巴勒莫地区为其观察视角，对西西里其他的西部地区未必同样适用。相比之下，1860到1876年间，有许多关于乡镇里不同的匪帮之间互相混战的警方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并不能证明有很多黑手党组织。报告里提到的争端可能会产生于同一个组织内部，就像“我们的事业”现在的内讧一样。
不管所有的证据被作何解读，黑手党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黑手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存在，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证据，那么理解或反对黑手党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在当时就应该能够找到。截至1877年，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议会对1866年叛乱的调查、弗朗凯蒂的“暴力产业”报告、格拉蒂医生递交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黑手党。部分原因是因为意大利政府同时有太多其他的麻烦事需要处理，但主要原因却比这要龌龊得多，因为1876年标志着黑手党已经成为意大利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章 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18761890
“地方政府的工具”
有关格拉蒂医生在尤迪托黑手党手下的不幸遭遇的证据没有被束之高阁，对西西里岛治安情况展开的全面议会调查文件中涉及了该项证据。议会调查在1875年夏天就已经展开，但是直到1877年1月调查结果才被公布。这是第一次明确为解决黑手党问题而展开的议会调查，调查的具体情况说明了意大利统治者对西西里黑手党问题有多么的了解。这项调查是1875年至1877年之间上演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这场政治剧充分展示了意大利政治体制在黑手党早期不仅没能与之斗争，还积极地促进了它的发展。
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版图有点像当时的巴勒莫地图：一条条胡同小巷穿插在了主要街道的简单轮廓里，组成了一幅迷宫图。统一后，意大利被一个称作“右翼”的结构松散的联盟统治了15年，它的核心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保守地主。反对派“左翼”，一个结构更为松散的集团，占据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主张更高的政府开支和更多的民主。但是两个联盟之间的不同之处除了政治上的差异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在右翼看来——不得不说有相当多的理由——许多南方和西西里的议员的选举受惠于老板政治或是贿赂支持者、恐吓反对者的选举机器。在左翼人士看来，右翼既傲慢又虚伪，它背离了意大利国家的建国理想并且严重忽略了南方的存在。
议会调查事件开始于1874年，右翼联盟当时深陷困境。西西里岛，一个总会有少许右翼支持者的地方，是引起政府麻烦的主要原因。截至1874年，由于种种原因（税收政策位居榜首），西西里完全脱离了右翼联盟的政治控制。11月份的选举中，48个西西里选区中有40个选区选举出的国会议员都来自反对党。“帮派”方面的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是左翼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安东尼诺·贾莫纳协助科隆纳工作，贾莫纳是科隆纳最赏识的黑手党头领，同时也是格拉蒂医生的迫害者。贾莫纳有一批政治拥护者，大概有50张票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当时只有2％的人拥有选举权，一般几百张选票就足够赢得一个选区的选举。
在罗马，1874年11月选举过后，右翼紧握大权。选举期间及选举之后，右翼采取了以前曾经使用过的策略：挑起犯罪问题来败坏对手的名声。这次比以往语气都要尖锐，右翼谴责西西里左翼议员破坏国家团结、腐败、利用匪徒敛集选票，还说他们是黑手党。
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在选举结束后，政府还推出一些高压性法规：政府提议涉嫌参与犯罪组织者及其政治庇护者无须审判即可判刑五年。从警察局长、检察官和警察那里取得的大量强有力的证据都递交给了审议草案的委员会。证据指出，1873年间在北部地区的伦巴蒂，平均每44674名居民中有一人被杀害，而在西西里平均每3194名居民中就有一人遇害。官方报告指出，黑手党现在已经伸向西西里西部，甚至进入了东部一些城市，例如墨西拿——柑橘产业的重要港口。对于黑手党是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及西西里心态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两个问题上，各警察局长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勒索保护费和恐吓证人之上，而且它吸纳的成员还囊括了西西里各个社会阶层。西西里西南部阿格里琴托的警察局长，认为黑手党分子是一种特殊“等级”的人：
一名黑手党分子的级别是通过证明个人勇气获得的：非法携带枪支；寻找任何借口进行决斗；刺杀或背叛某人；假装原谅某人的冒犯，为的却是日后伺机报复（因为受到伤害而采取报复是黑手党法典的第一法则）；在某一罪行问题上保持绝对沉默；在当局和检察官面前否认他亲眼目睹的任何犯罪的情况；为帮犯人开脱罪名而作假证；以任何方式进行诈骗。
《泰晤士报》派驻罗马的一位头脑冷静且消息灵通的记者阅读了所有材料，他担忧地得出结论，黑手党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帮派，有着像耶稣会和共济会那样完善的组织，有着无法破解的秘密”。
右翼之所以出示所有的证据以及推出新的打击犯罪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是在做出最后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反黑手党政府勇敢对抗亲黑手党的反对派的假象。在左翼看来，右翼人士有些聪明过头了。不仅像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人成为政府提案攻击的直接目标，西西里许多受黑手党迫害的地主们也受到了威胁。自意大利统一之日起，他们就幻想政府能够帮助他们逃脱有组织犯罪的魔爪。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耐性了，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然而却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的潜在袭击目标。两派之间即将展开一场关键性的政治对抗。
对抗开始于1875年6月在议会展开的一场关于改革预案的激烈论战，论战一直持续了10天。辩论开始后，西西里议员接连起来捍卫该岛的名誉。有些议员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他们声称这只是镇压反对派的借口。一名警察局长曾在报告中断言西西里人民是“道德堕落的”人民，只有靠武力才统治得了他们。这份报告被泄密后，他们一致抗议这名警察局长所表现出来的反西西，里偏见。
一场演讲引发了这次论战，正是因为这场演讲，这次论战被大家认为是自1861年意大利议会成立以来最吵闹的一次。最初在交流看法时，左翼的许多发言人开始说出内心的疑惑，为什么坐在他们自己席位上的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言。迪亚哥·塔亚尼，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位削瘦结实、秃顶、戴眼镜的议员，曾在1868年到1872年间担任巴勒莫地区法院检察长，因此他对右翼如何统治西西里岛了如指掌。左翼议员们把他当作对抗政府的秘密武器，他们悄悄议论的目的就是刺激他讲出他知道的一切。作为一名前公务人员，塔亚尼不大情愿提起他之前履行的职责。但是左翼同僚的悄声议论和政府企图在犯罪问题上占领道德高地的做法激怒了他，最终他站起来向议院发表演说。
塔亚尼的演讲是以嘲讽坐在他旁边的左翼人士开始的。他说，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就像是否认太阳的存在。然后他开始转向右翼说了更犀利刺耳的话。据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纸报道，塔亚尼嘴唇上挂着“冰冷的微笑”。塔亚尼揭露，1866年叛乱之后，右翼人士曾鼓励警方和黑手党串通合作。他宣称，黑手党向当局提供有关未经政府默许的犯罪分子和被政府视之为颠覆分子的人的信息，作为交换，黑手党被给予了活动的自由。
塔亚尼自己曾经涉入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案件集中在朱塞佩·艾尔巴尼斯身上，此人在1867年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是一位波旁王朝官员的崇拜者，这名官员曾“让黑手党对维护和平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当代人口中对待法律秩序的“顺势疗法”。这一方法包括和黑手党分子交朋友、利用他们拉选票、让他们当业余警察，同时作为交换帮助他们牵制对手。
塔亚尼解释说，1869年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曾在巴勒莫广场被一个黑手党分子刺伤。事实证明他遭到袭击是因为他曾勒索过攻击他的人。艾尔巴尼斯还和一个犯罪团伙有瓜葛，这个团伙曾闯入地区法院办公室，在一条主要街道下挖通地道抢劫一家储蓄机构，从巴勒莫博物馆盗走若干件价值连城的物品。所有这些物品后来在一个在警局总部艾尔巴尼斯办公室工作的人的家里找到。
塔亚尼向议会宣称，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贪赃舞弊的警察。1869年，塔亚尼在担任检察长期间获悉，巴勒莫附近的蒙雷阿莱的犯罪案件得到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默许。事情败露后不久，两名准备为案件作证的罪犯就中埋伏丧命了。而艾尔巴尼斯自己身为警察局长不但阻止调查二人死亡原因及经过，反而告诉负责此案的地方法官“鉴于公共治安的考虑，当局已经下令处死他们”。1871年，在塔亚尼的命令下，艾尔巴尼斯被指控杀害了蒙雷阿莱案件中的告密者。警察局长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之后，塔亚尼义愤填膺地辞职，以左翼人士的名义参加竞选。
塔亚尼还没结束他在议会的演说就被六十多岁瘦削的乔瓦尼·兰萨粗暴地打断了。在所谓的实行与黑手党共谋政策的时代，兰萨曾任国家总理和内政部长。兰萨的父亲是一位铁匠，兰萨行为朴素，白手起家。右翼声称自己要比左翼道德高尚，这一点在兰萨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回应塔亚尼的控告宣泄他的愤怒，就被一阵喊叫声、嘘声和口哨声淹没了。原本就吵闹的场面现在变得混乱不堪，两个人的支持者推推搡搡、互相对骂。塔亚尼依然一动不动，冰冷的笑容还凝固在脸上，他看着兰萨的四个朋友为了兰萨着想把这位前总理拽出了会议室。骚动扩散到议会走廊，会议被迫中止。
直到第二天塔亚尼才得以完成演说，得出一个真实而无法回避的结论：“西西里的黑手党本身并没什么危险、不可征服的，它之所以危险和不可征服是因为它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恢复镇定之后，兰萨要求对塔亚尼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是对政府的政治损害已经造成。右翼的法律秩序的平台坍塌了。现在没人会相信议会分裂为支持黑手党和反对黑手党的两个政治派别。事实证明，放下这个话题对两边来说都有好处。所以，镇压性法规通过了（这些法规只是一纸空文），左右两派达成统一意见：他们成立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对世界各地政治家们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