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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畸形，在这里法律就像土地一样可以被分割或者私有化。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正处在一种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魔掌之中。在这个暴力市场中，经济、政治和犯罪之间只存在概念上的区别。在这种形势下，想做生意的人无法依靠法律来保护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暴力成为任何企业的重要资产；使用暴力的能力和拥有投资资本同样重要。事实上，弗朗凯蒂认为，在西西里暴力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
在弗朗凯蒂看来，黑手党分子是暴力资本家，这些专家发展了当今堪称市场上最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在老板的领导下，黑手党团伙把暴力“投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以此来敲诈保护费并获得垄断经营权。他称这种运作模式为暴力产业。弗朗凯蒂如是写道：
［在暴力产业中］黑手党老板……充当资本家、导演和管理者的角色。他对犯罪活动进行集中管理……他调节劳动与义务的分配，同时在工人中间整治风纪（和从事其他产业一样，想要连续获得丰厚利润，纪律在此必须得到强调）。黑手党老板需要审时度势，决定是要使暴力行动暂时廷缓，还是要使其更加凶猛。他必须依据市场情况调整策略，决定执行哪些行动、剥削哪些人、采取哪种形式的暴力。
在西西里，有经济或政治野心的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武装起来，要么出钱雇佣暴力专家即黑手党分子保护自己，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倘若弗朗凯蒂今天还健在的话，他或许会说，恐吓与威胁附属于西西里经济中的服务行业。
弗朗凯蒂似乎把自己看作了犯罪生态系统方面的查尔斯·达尔文，给我们讲解了西西里犯罪盛行的环境中的生存法则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洞察力。然而他的说法使西西里听起来完全是个特例。实际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尤其在其发展初期，都有其暴力血腥的一面。即便在弗朗凯蒂如此仰慕的英国也曾有暴力资本家。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的苏塞克斯，半军事团伙通过走私茶叶为自己和客户攫取了高额利润。他们贿赂海关人员，直接对抗军队，将持械抢劫作为副业，由此造成法律秩序的崩溃。一位历史学家曾在描述18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时，认为英格兰类似于一个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政治上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它的政客们惯于耍弄各种伎俩，充当赞助人，任人唯亲，有组织有规模地掠夺政府的税收。弗朗凯蒂的分析也由于他不相信黑手党是一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而具有其局限性。
《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出版后，受到敌视和漠视，许多西西里评论家痛斥作者的无知偏见。这种恶劣的反响一部分是弗朗凯蒂自己造成的过失。首先，他提出的解决黑手党问题的建议既奇怪又武断：西西里人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岛屿上毫无发言权。弗朗凯蒂甚至认为，西西里人的世界观是扭曲的，因为他们赋予暴力一种“道德价值”，并视诚实为不道德的行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姑息黑手党分子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恐吓，不知道该信任谁而已。
于是在弗朗凯蒂有生之年，这篇关于“暴力产业”的先锋之作并没有引起巨大反响。发表了他在西西里的研究成果之后，他回去继续做一名普通议员，但是他并没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驱使他于1876年调查黑手党的那种阴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甚至他的朋友也觉得他对祖国的热爱有种阴暗和偏激的色彩）。一战期间，他由于觉得自己没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被任命要职而备受煎熬。1917年10月，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1917年10月24日至11月19日，在第一次世界的奥地利一意大利战线科巴里德小镇附近爆发了卡波雷托（卡波雷托是科巴里德小镇的意大利名字）战役，最后意大利军队被德国和奥匈军队打败，损失惨重。一万一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二十六万五千人被投入监狱。〕中惨败的消息传来时，他心灰意冷，开枪自杀。
“黑手党”一名从何而来
在巴勒莫方言中，形容词“mafioso”原意为“美丽”、“勇敢”、“自信”。因此任何有资格称作“mafioso”的人必须有点不同之处，有“mafia”的特质。“酷”大概是现代英语中与之最接近的词了；“mafioso”用来指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后来，“mafia”被用来指黑手党，“mafioso”指黑手党分子。
“mafioso”一词与秘密犯罪组织联系在一起是从一部叫做《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舞台剧的演出开始的。该剧于1863年首次演出，剧本是用西西里方言写成的。“mafiusi”是一群囚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习惯看起来很熟悉，他们有老板，有入会仪式，剧中人物谈话中也常提到“尊重”和“谦恭”。他们和今天的黑手党分子一样用“pizzu”一词指保护费——这个词在西西里语中是“鸟喙”的意思。付了保护费就意味着允许某些人“弄湿他们的鸟喙”。如果说“pizzu”一词始于监狱俚语，那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部戏演出之后，该词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1857年版的西西里语词典只收录了“鸟喙”一种解释；而1868年的词典则给出了“索取保护费”的另一种释义。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以巴勒莫监狱为其故事背景，这所监狱与我们了解到的监狱情况相符合。监狱后来被证实为西西里岛上有组织犯罪的培训学校、智囊团、语言实验室和联络站，当时的一名观察员称之为犯罪团伙的“政权”。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本质上是一个和罪犯赎罪有关的伤感的故事。这是关于黑手党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描写善良的黑手党神话的作品。他们声誉卓著，保护弱者。这帮人的老板制止他的人向那些手无寸铁的囚犯找茬，并且在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似乎被误杀之后，跪着祷告，祈求得到原谅。结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黑帮头目退出犯罪团伙，加入了工人自助小组。
人们除了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两名作者是一个巡回剧团的成员之外，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西西里流传的一个戏剧性说法是，他们以巴勒莫一个和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酒馆老板向他们提供的内部消息为基础，创作了《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而剧中黑帮头子一角则以这位现实生活中的匪徒为原型。这种说法的真假无从证实，《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注定将成为一份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文件。
“mafioso”一词只在剧名《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中出现过一次，或许还是在最后一刻为了迎合巴勒莫观众的期待才给作品加入了一点当地风味，而“mafia”一词则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尽管这样，正是随着《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巨大成功，“mafia”和“mafioso”开始用于指那些和剧中人物有着同样犯罪手段的罪犯，这个单词的新含义从舞台渗透到了大街小巷。
可是单凭一部戏剧还不足以使黑手党就此得名。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在1864年底撰写报告时肯定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意大利国王的儿子兼继承人甚至还在同年春天到巴勒莫观看晚会演出。但是图里西·科隆纳只是使用了“帮派”一词，并没有使用“mafia”或是“mafiosi〃他所知道的罪犯和杀手从不称呼自己为“mafiosi”，也不称自己的帮派为“mafia〃。
事实上，只是在意大利官方了解“mafia”一词之后，这一词语才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特定帮派的故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自从《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上演之后“mafia”一词在巴勒莫一带才有了“犯罪”这一层含义，但是真正使这个单词成为全民争论的对象的却是意大利政府。
意大利政府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背后有个故事，这一故事揭露了1860年加里波第远征壮举随后的那些岁月里，西西里的统治是多么狡猾、多么暴力。许多西西里人认为统治他们的岛屿极具挑战性，导致意大利政府完全放弃了自由原则。政府的批评者们特别指出两个例子：“刺客门”阴谋事件和安东尼奥·卡佩洛酷刑事件。正是这样的例子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誉，许多西西里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相信政府，更别提它现在对黑手党牢骚满腹。
或许在巴勒莫长期的犯罪历史中，最怪异的罪行要算得上新闻界提到的“刺客门”阴谋事件。1862年10月1日傍晚，在巴勒莫同一地区，刺客们显然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分别从暗处蹿出来，用刀子肆意砍杀13名居民，其中一人受伤死亡。警方现场只抓获一名犯人。这名犯人以修鞋和贩卖东西为生，有记录证明在旧波旁王朝时期曾做过警方密探。他的供词使其他11名拿人钱财的“刺客”全都被缉拿归案。
这次袭击事件在巴勒莫掀起轩然大波。1863年初，对于这些刺客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只有那12名杀人嫌疑犯站在了被告席上。法官判决3名头目死刑，其他9名监禁劳役。
但是奇怪的是，法院对查清谁是幕后指使以及作案动机是什么似乎缺乏兴趣。一个叫做圣迪·埃利亚、与意大利王室关系密切的西西里贵族被一名刺客指证为幕后指使人，而他居然没有受到审问。反对派报纸对此极为轻蔑：证据足以把三名可怜的倒霉蛋定死罪，却不足以对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展开预审（圣迪·埃利亚碰巧还是共济会分会领导人）。
和1862年10月1日事件相似的零星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不管策划阴谋的人是谁，显然他还没有达到目标。第二轮调查展开，这次贵族圣迪·埃利亚被列为首要嫌疑犯，他的豪华住所也被搜查。官方随即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国王特意指派圣迪·埃利亚代表他前往巴勒莫出席复活节庆典。这样，这个案件就丧失了调查的动力，暗杀停止了，调查员也离开了西西里岛。
究竟圣迪·埃利亚是不是“刺客门”阴谋事件的幕后主使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尽管目前权衡各项证据似乎表明他不是主使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阴谋是由政府机构内部的人所策划。这个阴谋或许是巴勒莫的一些利益团体凭空杜撰出来的，以此说服国家政府赋予他们手中更多的权力；再或者，这是国家政府在使用恐怖手段制造混乱，借以指责反对方犯下了种种罪行，为镇压反对势力创造条件。后来在意大利历史上这种做法被称为“紧张战略”。
第一起刺杀事件发生一年后，另一起事件使人们对当局又多了一层怀疑。当时的政治气候——1863年末——即使按照统一后的西西里标准来看也是紧张的。一场残酷的运动正在展开，他们要围捕岛上大约26000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十月末，一名反对派记者去追踪报道工人安东尼奥·卡佩洛的遭遇。卡佩洛被强制关押在巴勒莫军事医院，卧床不起，浑身上下有150多处圆状烧伤痕迹。医生称，这些烧伤痕迹是治疗造成的结果，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后来居然得到一项司法调查的支持。
事实的真相是，卡佩洛住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完好无损。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军医不让卡佩洛进食，对其暴力相加，还把炽热的金属扣按在他的背上折磨他。他们的目的就是逼他承认他是个逃兵。
最后，卡佩洛设法使医生相信他天生聋哑，并非编造谎言逃避兵役。在他1864年1月1日被释放之后不久，他被拷打的身体的照片就在巴勒莫街头流传开来，照片还附有记者的文字说明，谴责政府的粗暴行为。三周之内，在军政大臣的推动下，那名狱医被国王授予圣徒莫里斯和拉撒路十字勋章。3月末，政府宣布向卡佩洛施虐的人不会面临任何指控。
意大利统一后15年，当局不断盲目地对这个难以控制的小岛采取压迫式的政策，结果只是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他们无法坚持的正派原则，或是沦为当地一些名声不佳的杀手的同谋。这种举棋不定的行为使它树立起了光辉的政治形象：意大利政府成功地集残暴、幼稚、伪善、无能和邪恶于一身。
看到意大利政府肩负诸多重任，不由得让人对它所处的困境产生几分同情。意大利政府面临的重任有：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政权同时还要应对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内战，沉重的债务，遭受奥地利攻击的危险，95％的人口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非意大利语，如此等等。对这样一个缺乏威信的政府来说，可能有恶毒的阴谋反抗它的说法反倒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它有了充足的理由遮掩自己的无能与腐败。所以，首次把“黑手党”（mafia）一词投入书面使用的是一个政府阴谋理论家。
1865年4月25日，也就是安东尼奥·卡佩洛受严刑拷打两年之后，巴勒莫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菲利波·安东尼奥·格雷特里奥侯爵向他的上级——内政部长递交了一份令人恐慌的秘密报告。像格雷特里奥这样的警察局长是新意大利政府行政系统的主要官员，他们是政府安插在各个城市的耳目，负责监视反对派和监督法律秩序的维护。在报告中，格雷特里奥谈到“当局和全体国民之间长期严重缺乏理解”。这种沟通的失败导致“所谓的黑手党或犯罪集团越来越大胆”。在19世纪中期巴勒莫接连发生革命的期间，格雷特里奥这样写道，“黑手党”已经养成向不同的政治派系提供武力支持以此扩大影响的习惯。现在只要是反对政府的人，它都支持。这样，巴勒莫街头有黑手党的传言，通过格雷特里奥的报告第一次传到了意大利统治者的耳朵里。
警察局长格雷特里奥明确表示，“黑手党”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镇压机会。他解释说，政府只需合法派军队去解决犯罪紧急状态，并借此给反对派致命一击——或者说是希望如此。格雷特里奥的报告递交之后，一支大约有15000人的军队花费近六个月的时间去解除人民的武装、逮捕逃兵役者、围捕在逃罪犯、追捕黑手党。这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在短短几年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这里没有详述的必要，只需要告诉大家它以失败而告终就足够了。
格雷特里奥是个阴谋论者，但他并不是幻想家。他并非只是为了给镇压找辩护才凭空杜撰出一个黑手党组织。在某些方面，他对“所谓的黑手党”的分析和图里西·科隆纳很相似。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该岛政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格雷特里奥适宜的“失误”不过是声称所有罪犯都支持同一个政治派别——反对派。正如随后1866年叛乱所证实的那样，一些如同安东尼诺·贾莫纳之类的重要黑手党头目，现在成为法律秩序的拥护者，而不再是革命分子了。
自格雷特里奥报告公布之日起，“黑手党”一词就迅速被广泛使用同时也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因为每当有人使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一种犯罪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