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都确信黑手党是一种危险的犯罪形式，并打算澄清环绕在其周围的众说纷纭的迷雾。
抵达西西里的第二天，松尼诺给朋友写信，请她帮忙写一封推荐信，将他们两个引见给博维西诺男爵、黑手党研究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
有人说他和黑手党有瓜葛，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听听他的说法……记住别向任何人提起我告诉你的关于贵族图里西·科隆纳的事情以及他和黑手党有联系的猜想。他的一些朋友会写信告诉他，这样会对我们十分不利。
大量证据显示，图里西·科隆纳事实上是巴勒莫无情的黑手党头目的关键性政治保护者。关于他和黑手党有染的谣言四处流传开来，甚至与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在罗马法庭上也对他表示了担忧。
1860年，图里西·科隆纳任命一名帮派的主要成员为国民警卫队队长，选择这个人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军事经历。早先在爱国革命盛行之时，他曾领导一支革命队伍包围袭击巴勒莫。此人是个狡诈的暴徒，名叫安东尼诺·贾奠纳——也就是后来策划收购格拉蒂医生的瑞拉果园的那个人。当内政部对格拉蒂医生的指控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是支持贾莫纳的地主之一。正是图里西·科隆纳的律师为贾莫纳准备的辩护词。从警察局长1875年的报告来看，在图里西·科隆纳的一个庄园里曾经多次举行过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在1876年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的三次会面中，图里西·科隆纳谈论起经济问题来如往常一样思路清晰。除了对帮派感兴趣之外，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农场主、一个发表过大量关于柑橘产业学术成果的农学家。但是在犯罪问题上，他却一反常态地含糊其辞。两年前，他的四名手下在他切法卢附近的庄园被捕。他向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抗议说他的手下是无辜的，如当年他们被捕时他的做法一样。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地主是受害人；在乡村的庄园，他们被迫与那些强盗做交易，否则就无法保住他们值钱的庄稼和果树。对帮派他却只字未提。
后来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找巴勒莫警察局长面谈的时候发现，他对于起诉图里西·科隆纳的手下一事态度很悲观，因为这个大财主在政界的靠山会暗中阻挠审判的进行。其他的人在被问及对图里西·科隆纳持何看法时，都很快转移了话题。
在图里西·科隆纳身上体现了在黑手党滋生的动乱年代人们心中的困惑。很可能他在撰写1864年的小册子时有内部消息作为参考——甚至安东尼诺，贾莫纳可能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了。在他撰写册子的时候，他或许还由衷地希望意大利的统一能够使西西里岛正常化。他可能曾是遭到黑手党恐吓的受害人，希望有个强大、高效的新政权来帮助他这样的地主将黑手党绳之以法。或许他认为自己被逼无奈地暂时和贾莫纳这样的人合作，心里却等待着意大利政府把暴力驱逐出西西里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在1876年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采访他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这些希望。
刻薄一点的说法是图里西·科隆纳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与贾莫纳密切来往是因为他敬重贾奠纳而不是受到了贾莫纳的恐吓。或许他只是众多在黑手党问题上言行不一的意大利政客第一人。尽管黑手党结构严密，恪守阴险的荣誉法则，但是倘若没有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政界人物，西西里黑手党根本难成气候。归根结底，如果政客和地方法官所对之负责的达官显贵仍热心于公正执法，那么黑手党贿赂这些官员就没什么意义了。在黑手党的贿赂簿中，一个友善的政治家信誉越好，就越有利用价值。如果信誉要以慷慨激昂地发表抗议犯罪行为的演说或对西西里岛的法律秩序作出深入分析才能换得，他们也在所不惜。
黑手党和政治家的黑金交易很少会记录在议会回忆录或法律书籍上，而是会表现在那些小恩惠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泄露关于政府合同或者土地出售的消息，过分热心的调查者向西西里岛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事业，或者为朋友提供在当地政府的工作。因此，图里西·科隆纳在公共场合对帮派保持客观的科学研究兴趣，凭他的才识和地位对之进行俯瞰式的研究。而私下里，躲开人们的视线与贾莫纳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并使他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
不管黑手党头目贾莫纳与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地主图里西·科隆纳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出版两年后的巴勒莫叛乱对他们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1866年9月，武装土匪再次从附近的村庄围攻巴勒莫。图里西·科隆纳的国民警卫队在安东尼诺·贾莫纳带领下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贾莫纳和其他暴徒一样，过去是革命投机者。现在他已经意识到意大利政府是一个可以与之做买卖的机构。帮派中一些像贾莫纳的关键人物开始把他们的革命历史抛在脑后，于是他们的帮派便开始像血液一样融入新意大利的肌体。和其他秩序捍卫者一样，在政府对1866年骚乱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也受到审问，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黑手党”这个新词来描述制造叛乱的肇事者：“审判无法得出结论，因为证人没说实话。只有黑手党的噩梦结束之后他们才会道出实情。”显然，图里西·科隆纳已经决意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代那些他不认识的罪犯。
“黑手党的噩梦”是怎么开始的依旧是个未解之谜。1877年，曾采访过图里西·科隆纳的西德尼·松尼诺和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关于西西里岛的研究结果，这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非常具有实质内容。在第一部分，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极度忧郁的西德尼·松尼诺分析了岛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生活。第二部分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撰写。虽然这部分的题目毫无活泼可言——《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但它却有其独特的高度，它对19世纪黑手党的分析直到21世纪仍被看作是权威性的。弗朗凯蒂对黑手党问题看法的影响超出所有人之上，直至一百年之后乔瓦尼·法尔科内出现。《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第一次对黑手党如何产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暴力产业
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发起的调查有相当浓郁的英国风格。两人都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仰慕者，松尼诺的名字是他的英国母亲给取的。踏上西西里岛的土地，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说着一种他们几乎听不懂的方言。与他们所熟悉的大学和沙龙氛围不同的是，西西里岛仍然只是一个神秘之地，对它的了解仅仅止于古老的希腊神话和恶意报道。就像探险者动身去探测地图上未标识的地区一样，他们也为行程中即将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危险做了打算。1876年春，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有连发枪、大口径手枪，另外每人还带着四个铜盆。他们的计划是在盆里盛满水，把行军床的四只脚插进水盆里以驱赶昆虫。由于西西里岛内陆路况恶劣或根本没路，两位调查者经常骑马赶路。为防强盗袭击，他们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选择路线和向导。
弗朗凯蒂此行之时对西西里岛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两年前他就作过一次类似的探险，骑马穿越了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大片区域。然而岛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接受不了岛上的人对他马鞍上挂着的步枪的“深切喜爱”。“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像噩梦一般降临在这个光秃秃、毫无生气的岛上”，他后来这样写道。弗朗凯蒂在这次行程中写下的旅途见闻最近才被发表。其中记载的两个故事足可以说明西西里之行给他带来的震惊。
据弗朗凯蒂记载，1876年3月24日，他和松尼诺骑马到了西西里中部城市卡尔塔尼塞塔。两天前，一名牧师在附近的巴拉弗兰卡村庄被开枪打死。据告知他们事情经过的权威人士说，这个村庄是黑手党的一个据点。在牧师倒下的60米之外站着一名目击者，他是从北部城市都灵派来的政府调查员，负责监督面粉税的征收工作，刚来到西西里岛。这位正直的公务员赶紧跑到牧师身边，正好听到了牧师临死前的指控：凶手是他自己的表弟。
被吓坏了的税务稽查员匆忙跳上马背，赶去向宪兵队通风报信。随后，他又去通知了受害人家属。不想突然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吓到他们，他让家属跟随他前往牧师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路上，他才慢慢透露了消息。出于对他好心的感激，家属告诉他这次谋杀是牧师和表弟12年来宿怨激化所造成的最终结果。牧师自身也是个有钱人，因暴力和贿赂而恶名远扬。
24小时之后，当地警方逮捕了这名税务稽查员，以谋杀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牧师的表弟也在指控他的证人之列，但是巴拉弗兰卡村庄的人民和被害人家属却都保持沉默。让税务稽查员得以庆幸的是，政府当局得到了关于此案的密报。税务稽查员被释放时，真正的凶手早就躲了起来。
听说这段插曲一周之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来到位于西西里南部海岸的阿格里琴托，这个小镇以古老的希腊神殿而著称。弗朗凯蒂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他在那儿听说的另一件事。一位妇女向警方收取500里拉的好处费，透露了两名罪犯的信息。两名罪犯和当地黑手党头目勾结，该头目握有政府修路合同的大量股份。拿了钱之后不久，妇女在狱中关了十年的儿子就被释放回村了。儿子接到了当地黑手党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详细讲述了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他找到母亲，要钱买新衣服。母亲闪烁其词，他被激怒，摔门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表弟回来，两人在母亲身上捅了十刀——他捅了六刀，表弟捅了四刀。然后他们把尸体从窗户扔到大街上，这才甘休。
在西西里岛旅行时，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还见识到了人们对于“黑手党”一词的困惑不解，人们听说“黑手党”一词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种困惑似乎怎么也解不开。两人在西西里岛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采访到的每个人对这个流行词汇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似乎每个人都在指控别人是黑手党分子，一些地方的当局也被迷惑了。正如一名意大利宪兵中尉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们的那样：“黑手党是一个极其难以定义的东西。你必须在桑布卡生活，才能了解黑手党为何物。”
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弗朗凯蒂解释说，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的是，他发现最令人担忧的状况并不是发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落后、罪恶、寸草不生的西西里岛内陆，而是在巴勒莫附近的柑橘林。表面上，这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蓬勃发展的产业中心：“每棵树都受到精心照料，好像它们是珍贵的植物标本。”弗朗凯蒂写道。但是，这些最初的印象很快就会被这里毛骨悚然的凶杀、恐吓事件所改变：“听了这些传闻之后，橘子树、柠檬树的花朵似乎开始散发出一股尸体的味道。”在这种现代的背景下，肆虐暴力的存在与意大利统治者怀有的一个信念背道而驰：经济、政治、社会进步应该同步前进。弗朗凯蒂开始怀疑，他如此推崇的公正、自由的原则“会不会只是精心策划的演说，来掩饰意大利无法治愈的疾病。它们似乎只是涂抹在尸体上面的一层亮光漆而已”。
这是一种凄凉而又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是，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在思想上不仅勇敢而且还很固执。他对亲自插手解决国家问题充满热忱的信心。一想到外国人似乎比意大利人还要了解西西里岛，他心里就升起了一种民族耻辱感。经过对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不厌其烦的研究，弗朗凯蒂逐渐克服了心中的疑问和混乱。他拿出一份关于黑手党生意的记录，记录证明黑手党的生意相当系统化。西西里不是一片混乱；相反，它的治安问题有其内在的现代合理性。弗朗凯蒂认为，这座小岛已经成为“暴力产业”的发源地。
弗朗凯蒂对黑手党起源的叙述从1812年开始。当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开始了废除封建主义的进程。封建制度建立在土地共同所有制上：国王把土地托管给贵族及其子孙；作为回报，贵族的私人军事力量准备随时为国王效力。在贵族的势力范围内，即他的封地上，他的话就是法律。
在封建主义废除之前，长期以来西西里的历史充满了外来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君主想让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封建领主则抵制君主对他们庄园的干涉。在这场拉锯战中，通常是贵族们占优势，部分是因为西西里多山的地形和恶劣的交通设施使中央政权无法不让领主们为所欲为。
贵族们享有的特权范围很广，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奴仆们行礼时亲吻封建君主一只手的惯例直到1860年才正式由加里波第废除。在那之后很多年，“阁下”这个本是用于称呼统治西西里的西班牙贵族词汇适用于任何有地位的人（这些习惯在西西里很流行，不仅限于黑手党）。
封建主义的瓦解不仅只是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的规则，虽然这种瓦解是缓慢的（封建领主的势力是逐渐减弱的，最后一批大庄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倒台）。封建主义结束之后，想要争取长期变化的势力被释放了；开展产业市场的法律前提条件也已具备。就这样，庄园里的一块块土地可以允许自由买卖。并且，如果通过购买得来土地而非世袭，那么还要缴纳土地税。这是一项必须好好利用的投资。西西里岛迎来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通过投资获利，而混乱的社会秩序则使投资带来风险。没人愿意购置新机器或是置办更多的土地去种植经济作物，如果这些机器和作物存在被竞争者偷窃或恶意破坏的风险。在取代封建主义之后，现代政权就应该对暴力享有垄断权，并且垄断发动战争、惩治罪犯的权力。现代政府占有暴力垄断权之后，为商业的繁荣营造了有利环境。封建贵族手下装备落后、骄横无礼的私人民兵团是该消失的时候了。
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发展的关键原因是国家已经悲惨地沦落到与这种理想状态渐趋渐远的地步。之所以国家靠不住，是因为1812年之后它没能取得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封建贵族的权力大到可以向中央政府的法院和警方施压，迫使他们服从当地领主的意愿。更糟糕的是，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力使用暴力的不只是贵族们而已。如弗朗凯蒂所言，暴力现在已经“民主化”了。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许多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大捞一把。一些封建领主的保镖现在也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他们组成匪帮，在乡间游荡，地主们或是恐惧或是与他们同谋，给他们提供庇护。被叫做“二领主”的可怕的管理人经常租赁地主的一些土地，他们也善于使用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巴勒莫，工匠协会要求得到使用武器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上街维持秩序（强行抬高价格或进行勒索）。
现代政府机构在西西里各省份的小镇建立起来的时候，一群群集武装犯罪团伙、商业企业、政治派系于一身的团伙迅速组织起来抢夺战利品。官员们抱怨，他们称作“帮派”或“党派”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拥有枪支的大家族——使西西里很多地区无法管理。
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但是很快就发现法院受制于任何强硬、组织性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人。甚至连警察也贪赃舞弊。警察不再把犯罪情况上报，而是在盗窃犯和受害人之间做掮客，调停或迫使他们达成交易。例如，盗牛贼不用再通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