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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饭食：乳清奶酪和菊苣；一张有毯子但没铺床单的床；几件与农夫生活相搭配的物品：一本圣经、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总之，这位“我们的事业”的最高老板在藏匿期间确实过着简朴的生活。当然，我们从他众多的代理人被没收的巨额财富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也可以生活得极度奢华，如果他有自由这么做的话。但是首席检察官格拉索认为他的“贫穷”也是他在策略上的一种选择，这种做法符合“黑手党伦理”。通过简朴的生活作风，“拖拉机”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自我牺牲的榜样。鉴于许多黑手党老板在监狱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作为黑手党最高领袖，普罗文扎诺有必要摆出这种姿态。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在其当老板的岁月里充当了“我们的事业”的调解员、战略家和道德模范。2006年6月20日，人们明白了足普罗文扎诺阻止黑手党陷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结果证明，黑手党也受历史问题的困扰。
2006年6月20日上午，警察义展开了一次精彩的抓捕行动，抓获了45名黑手党嫌疑犯，他们中有许多人至少位列家族老板一级。有些人经历过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负责的大审判。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普罗文扎诺信任的是老一代的黑手党老板们。
当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被解密后，逮捕背后的许多信息被揭露出来。其他的信息来自于一个窃听器，窃听器放置在了米开朗琪罗大街上一个不起眼的铁锈斑斑的车库里，大街从黑手党控制的一个区一直贯穿到巴勒莫市中心以两。调查官从这些信息来源中得知，普罗文扎诺将其在巴勒莫“我们的事业”内的权力授权给了两个人，这两人为了继承普罗文扎诺的位子而处于战争的边缘。
警方当局对萨尔瓦多·罗·皮考乐和安东尼诺·罗托乐这两个人都有所了解。罗·皮考乐已在逃二十多年，并一直被吹捧为普罗文扎诺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罗托乐早在卢两阿诺·莱焦掌权时期就是科莱奥内家族的一个盟友。他被捕的时候正在服无期徒刑，但是他伪装患有心脏病而被获准在家服刑。警方将窃听器安装在离罗托乐别墅的花园围墙不远的生锈的车库里。车库离花园非常近，罗托乐可以翻过花园的墙进入车库，在车库召开会议并向他的副官们大声宣读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调查机关宣称，出入车库的人中有两个常客据说一直负责罗托乐的日常事务。两人的犯罪记录都与黑手党有关，而且他们的职业背景让那些仍然相信黑手党世界是由一群暴徒组成的人感到大吃一惊：他们俩一个是建筑企业家，一个是神经科医生。
根据对车库会议的公开窃听记录来看，罗托乐萌生杀死罗·皮考乐的想法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据说，他对他的神经科医生朋友说：“罗·皮考乐想把我们都杀死……他很愚蠢……我们首先得给他的脖子勒上绞索。”当普罗文扎诺被捕的时候，他似乎仍然在考虑是否批准罗托乐提出的将罗·皮考乐除掉的正式请求。显然，罗托乐也很自信地认为他的请求一定能得到批准：他已经购买了好几桶硫酸。
调查人员查看黑手党的历史就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罗托乐及其团伙对罗·皮考乐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他“愚蠢”。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名字：因泽里洛。
纽约的卡罗·甘比诺老板的表弟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20世纪70年代跨大西洋海洛因繁荣时期黑手党最大的毒贩之一。1981年5月，因泽里洛刚刚搞到手一辆阿尔法·罗密欧防弹车就被谋杀。科莱奥内家族正是通过杀害因泽里洛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而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大规模屠杀“君子”们使他们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力。当时，“矮子”雷依纳下令消灭掉因泽里洛庞大的亲属网络。他们之中有14人死亡，其余的人则逃往了美国。但现在，大屠杀过去25年之后，普罗文扎诺的“和平黑手党”掌握大权，逃亡者开始返回。他们得到了萨尔瓦多·罗，皮考乐的热烈欢迎。
在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之中，安东尼诺·罗托乐是最后几个仍然能够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充分行使权力的人之一。因此，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受到因泽里洛家族的报复就不难理解了。警察秘密放置在他车库的麦克风透露出了他的担忧：“如果他们开枪射击的话，我将会是第一个倒下去的人。”正如意大利一位对黑手党事务发表评论的顶级评论员所说，“逃亡者在科莱奥内家族看来如同幽灵一般”。而这些幽灵似乎已经在暗中监视罗托乐的行动。
最近几个月里，警方在打击“我们的事业”的巴勒莫领导阶层的行动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即使是在全球媒体汇聚到西西里岛报道普罗文扎诺被捕之前，一些法官们就开始担心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普罗文扎诺和“我们的事业”的军事领导阶层中的其他人员的身上。正如其中一位所说，对普罗文扎诺产生兴趣“就像是一盏灯将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了黑手党星球的一面，从而使得另一面变得更加黑暗”。就“黑手党”的黑暗面来说，他指的是在“矮子”雷依纳对意大利政府发动战争期间秘密逃窜的那些腐败的律师、企业家、医生、金融家、公务员和政治家。这样的人物自黑手党成立以来就是黑手党体系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又回来继续对“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事务行使他们旧有的影响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追捕普罗文扎诺期间获得的秘密笔记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位法官对“黑手党星球”黑暗面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普罗文扎诺写下了一页页潦草的代理交易记录，这些记录表明“拖拉机”几乎不需威胁就能获得保护费。人们常常去接近他，请求得到他的帮助。在人们接近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残酷的商业逻辑。“我们的事业”的客户公司可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可以走捷径拿到公共工程合约并迅速取得资金。同样，“我们的事业”的政治家客户发现自己更容易被政党机器选中。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西西里社会的某些领域里对黑手党有一种需求或欲望。
西西里报纸的刑事案件版块讲述的都是在熟悉的地方发生的熟悉的犯罪故事。如同在“黑手党和平时期”的其他月份一样，2006年1月，“我们的事业”继续实施其“潜伏”策略。不过，就像在其他月份一样，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小型暴力和恐吓案件反映出一股神秘的犯罪力量，它的作案手法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一个半世纪里都没有改变。新年那一天，在巴勒莫的莫拉拉镇，也就是以前的康卡德尔镇（黑手党就诞生在这里的柑橘林里），一位神父兼社会活动家发现他的车胎被割破，旁边还放有几个子弹壳。1月28日，一个擅自索取保护费的男子在卡卡莫被枪杀，身上有多处枪伤。卡卡莫曾经是1890年诺塔巴托洛的主要嫌疑人拉法莱·帕里佐罗的选区。同日，在科莱奥内（在这个地方，伯纳迪诺·韦罗曾在一战前与黑手党展开过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一位工会会员的车在另一次警告性袭击中被烧毁。
这些事件都无法像普罗文扎诺的被捕一样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则最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事业”依然强硬地控制着它的地盘。西西里岛的影子政府确保这块土地无法摆脱它的过去。
司法系统在最近三年里也一直关注着过去。不安的魂灵们不断地被召唤进审判室。魂灵“上帝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于1982年夏天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他的案件于2003年在英国和意大利被重新审理，黑手党老板皮波·卡罗被认为是主要嫌疑人之一。还有两位勇敢记者的魂灵：一位是1970年消失的毛罗·德·毛罗，另一位是1977年在巴勒莫被谋杀的马里奥·弗朗西斯。“矮子”托托·雷依纳现在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德·毛罗，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弗朗西斯。还有“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的魂灵。法官们仍然在努力追查钱奇米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勒莫建筑热潮时期开始积累的财富。最后还有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魂灵。司法机关正在调查“我们的事业”在谋杀这两位英勇的法官之前是否与商界和政界的高级神秘人物有过协商——一些黑手党反叛者一直坚持这样认为，但是调查结果却一直悬而未决。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唤起过去的幽灵。如果有个人能代表战后意大利政治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七次担任总理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叔叔”。2004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前两次审判的判决结果，从而使得意大利的司法系统对安德莱奥蒂和西阿里黑手党的关系作出的意见有了盖棺定论。1980年之前，安德莱奥蒂一直自觉地协助黑手党犯罪组织。但是在1980年，一位身居高位的基督教民主党同事遭到谋杀，从而使安德莱奥蒂与黑手党断绝了关系。出于意大利实行时效法，安德莱奥蒂参与黑手党的罪行因超过法律追诉期限而被免于定罪。大多数意大利人似乎认为这一判决并没有玷污这位老人的声誉。2006年春天，一脸微笑的安德莱奥蒂主演了一部手机广告片。接着，好像要完全重塑声誉一样，安德莱奥蒂以少数票的优势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这也难怪，鉴于公众乐意忘记过去，最近的司法判决读起来就像历史课本。以印有“2004年12月11日”日期以及“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名字的文件为例。德尔·乌特里是传媒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总理的广告助理。在1771页严密的论证中，德尔·乌特里一案的法官们解释道，“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如何为了筹集毒品生意的资金而在意大利大陆实行一系列的绑架活动；它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贩卖海洛因的巨额利润进行投资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莱奥内家族是如何在大屠杀中消灭了黑手党的根据地。当意大利政府终于开始回击“我们的事业”逐步升级的暴行时，科莱奥内家族又是如何试图寻找新的政治盟友。
法官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并不只是要做学术上的探讨，更是要为判定德尔·乌特里有罪提供背景材料。德尔·乌特里多年来“为了维持、巩固和加强‘我们的事业’的力量而作出了明确、自觉、明显、具体和宝贵的贡献”。根据法官们的裁定，德尔·乌特里“参与过‘我们的事业’的活动”，而他与黑手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身兼“君子”和贝卢斯科尼的“总管家”的维托里奥·曼加诺来实现的。正如法官们根据证据事实所还原的那样，德尔·乌特里与黑手党交往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刻。1974年5月，德尔·乌特里帮助安排了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在米兰的会晤，后者在当时是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老板。1993年11月，德尔·乌特里在笔记里记录下了他与曼加诺的两次会面。曼加诺后来告诉其他高级黑手党分子，德尔·乌特里曾许诺说贝卢斯科尼的新成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将通过放宽一些反黑手党法规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法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这里所提到的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正是他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帮助“我们的事业”的原因。不管意大利力量党中是否有人知道此事，不管执政党掌权期间是否采取了与德尔·乌特里的许诺相一致的行动，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说，他还没有看过巴勒莫法官们的判决。他很可能不赞同法官们对于“我们的事业”的最近的历史的描述：毕竟，根据记录来看，德尔·乌特里一直争辩说黑手党并不存存。但毋庸置疑地是，贝卢斯科尼的密友愤怒地质疑法官们对其事业的看法以及在此看法的基础上给他量定的九年刑期。德尔·乌特里称此判决为“完全政治性的判决”，因此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于2006年6月30日开始审理。根据第一次审判中法官们的判决．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几十年来一直是黑手党敲诈勒索的受害者。有趣的是，贝卢斯科尼可能会在新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七出庭提供证据。虽然贝卢斯科尼本人在德尔·乌特里被判罪的时候没有发表评论，但意大利力量党的高层人士却谴责它是“需要大声抗议的司法错误”、“极大的不公”。
两两里司法机构以外有许多人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变革而不是对黑手党有所渴望，他们有记住过去的决心而不是有忘记过去的意愿，他们渴望获得信息而不是拒绝理解真相。一流的电视台记者制作的黑手党纪录片仍然有少数一群忠诚的追随者。2004年11月，超过一千一百万的意大利人在电视上观看了保罗·博尔塞利诺戏剧人生的最后一集。2005年，葛西·维塔莱，一位代替其兄弟而成为帕尔蒂尼科家族老板的女人，成为污点证人。她的故事似乎也要拍成电影（比起意大利其他等级制度不太严格的犯罪组织来说，行使这种代理权力的女人在“我们的事业”内很不寻常）。
2004年6月29日上午，巴勒莫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市中心的每一个广告牌和灯柱上都贴上了一个口号：“支付保护费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这是一场反对黑手党保护制度的草根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的名字叫作“Addiopizzo”（“再见，保护费”），将反黑手党活动家、公开拒绝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以及热情资助他们的消费者们团结在了一起。“Addiopizzo”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到目前为止，只有127家巴勒莫企业公开拒绝支付保护费。位于“我们的事业”控制力最强的郊区地盘上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家公开表示拒绝支付保护费。然而，如果“Addiopizzo”形成足够的冲力，这场反抗运动绝不亚于对两西里发动一场革命。如果你要去巴勒莫，请访问“Addiopizzo”网站并表示您的支持。
意大利现在有许多像“Addiopizzo”这样的合法反黑手党组织。其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Libera”（“自由”），它在管理用作社会公益用途的、没收的黑手党财产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Libera”在组织一场请愿活动之后，一项有关没收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法律在1966年得到修正）。通过“Libera”组织的活动，大约有一千名意大利青年利用假期时间在意大利各处被没收的黑手党土地上工作。
2006年5月，“Libera”名誉主席丽塔·博尔塞利诺在西西里大区主席竞选中失败。她的名字是历史不断在西西里上演的另一个标志：丽塔·博尔塞利诺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妹妹。保罗·博尔塞利诺是与乔瓦尼·法内科尔一同准备大审判的法官，继他的朋友、同事法内科尔被杀之后，于1992年被害。在西西里地区选举中，战胜丽塔·博尔塞利诺的对手是托托·库法罗，一位圆脸男子，脸上永远挂着笑容。据巴勒莫的检察官所说，库法罗来自“黑手党星球”的黑暗的一面。库法罗现在开始了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并且因为与“我们的事业”的联系而正接受审判。当然了，他对这些指控坚决予以否认。就是这些指控吸引丽塔·博尔塞利诺这位轻声细语、公共生活经验不多的女士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