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依纳的行动小组成员开始担忧起来，雷依纳在巴勒莫的别墅在他被捕之后很久都没有人看护，黑手党分子们有足够的时间将现金、文件、账目以及雷依纳妻子的毛皮大衣处理掉。最后，过来检查这座房产的法官们发现它甚至已经被重新装修过。于是便展开调查，试图搞清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雷依纳被捕之后，“我们的事业”的领导权就交给了他的姐夫以及长期的合作伙伴莱奥卢卡·巴加里拉。经过“矮子”雷依纳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很好地回应巴加里拉的控制。甚至像“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这样的科莱奥内顽固派也发现这个变化令人不安，他当时已经凭实力成为了一名黑手党老板。
雷依纳被捕后，这儿就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老板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地盘。黑手党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组织，家族的父亲、每个人的老板这样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
没有改变的是科莱奥内核心集团对于大屠杀战略的全力支持。有人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说，“托托叔叔（雷依纳）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都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停止下来”。雷依纳被捕一个月后，巴加里拉、布鲁斯卡和来自巴勒莫、特拉帕尼的其他高级老板们援引黑手党内部制定的一项规则，即黑手党分子可以不顾其他组织的意愿在西西里岛外组织任何活动，在岛外召开会议就如何与政府继续开展斗争提出各种建议。根据布鲁斯卡的描述，会议很快同意对莫里吉奥·科斯坦索进行袭击，他是一个聊天节目的著名主持人，曾说过一个假装生病住院的黑手党分子随后就会真正患上肿瘤病。他们讨论过在比萨斜塔下放置炸弹，在超市的儿童零食里下毒以及将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扔到里米尼的海滩上。为避免有人死亡，每一种情况都会公布及时的警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制造公众恐慌并将政府拉到谈判桌上来。
最终，会议决定不要拘泥于这些“虚拟”袭击的细节。1993年5月14日，在罗马，一枚炸弹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莫里吉奥·科斯坦索的汽车即将驶近的时候爆炸了，十分幸运的是，他毫发未伤。5月27日，佛罗伦萨市中心乔治费里大街上的汽车炸弹导致五名路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7月27日，米兰的帕勒斯楚街的爆炸使五个人遇害。10月31日，一枚炸弹被放置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的格拉迪多里大街上。炸弹原本定在拉齐奥与乌迪内斯的足球比赛结束之后爆炸的，这样许多宪兵就能被炸死，但炸弹却未能引爆〔※拉齐奥队（Lazio），于1900年由路易吉·比利亚迪创建，属于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乌迪内斯队（Udinese）成立于1896年，是目前意甲球队中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
也是在1993年这年，与政府直接对抗的“我们的事业”很明显也成了教会的敌人。1982年11月，大屠杀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西西里，一次也没有提及“黑手党”这个词。1993年5月，保罗二世是自从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后首次访问西西里岛。在保罗二世开始三天的出访行程的前一天，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邀请博尔塞利诺的遗孀阿格尼丝写了一封信。她回忆了她丈夫的“简朴而又深奥的”基督精神，并恳求人们祈祷教会“不将基督的真正教义与任何勾结相妥协”。一群天主教知识分子接着在《西西里日报》撰文，表达的思想更为清晰，抨击“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们与黑手党势力的倡导者们之间的可耻关系”。
两天之后，罗马教皇选择阿格里琴托山上的神庙谷作为布道的场景，在那里有着珍贵的古希腊遗址，但是周围的风景被黑手党支持建造的非法建筑破坏殆尽。他扔掉准备好的布道词而声音洪亮地即兴发表演讲，谴责“黑手党文化……这个死亡、惨无人道和反福音的文化”。教皇显得很激动，呼吁黑手党皈依宗教：“总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会到来！”“我们的事业”在7月27日对此予以回应：拉特朗的圣·乔瓦尼大教堂和罗马的圣·乔治奥大教堂都遭到爆炸袭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5日，在巴勒莫东部郊区的布兰卡乔，皮诺·普利西神父——这个在当地反黑手党神父中坚持主战传统的优秀代表——在自己家的大门外遭到谋杀。一个杀手后来坦白说，普利西神父在被枪杀之前还冲他们微笑，“我正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他说。
在对最高上诉法院1992年1月的判决做出疯狂反应后，“我们的事业”显然使得人们对它的存在不再有任何怀疑。然而，这样也切断了它自己的生命支持体系、它的政治纽带，驳斥了许多黑手党分子所宣称的伪宗教以及黑手党与西西里岛文化不能分离的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组织里有数百人投诚，1996年悔罪者的人数达到高峰，共有424人。他们一方面无法忍受“我们的事业”内部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在新的、更严格的监狱条件下过着的隔绝生活，甚至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以及科莱奥内核心集团成员都开始与司法机构合作。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当黑手党委员会决定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时候，萨尔瓦多·坎切米是一个黑手党老板。坎切米在卡帕奇爆炸案负责放置并引爆炸弹的小组中负责放风。有一天，坎切米听到雷依纳解释如何处理如滚雪球般增加的反叛者的计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一些改变。当时，雷依纳说：“问题就在于那些悔罪者，要不是他们，整个世界联合起来都奈何不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杀死他们，还要诛杀他们九族的原因。我们先从六岁以上的儿童杀起。”但是直到第二年夏天，即1993年爆炸运动的中期，坎切米才走到宪兵军营的门口去自首。随后，他又将财富交出，据他估计大约有3300万英镑。当坎切米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重逢时（他们两人来自同一个家族，在70年代坐牢期问成为朋友），他承认自己曾亲自执行雷依纳的命令将布西达的两个儿子勒死。布西达这位历史上首位黑手党反叛者拥抱坎切米并说道，“你无法抗拒这个命令。我原谅你，因为我知道加入黑手党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些新悔罪者提供的证据，调查官们迅速确定了是谁执行了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暗杀、对大陆的炸弹袭击、对普利西神父的谋杀以及许多其他的犯罪行为。科莱奥内家族为了阻止任何人反对大屠杀战略继续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播下恐怖的种子。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沦为黑手党军械库里的终极武器的牺牲品，这个终极武器就是背叛国家。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6月在巴勒莫市中心的一间公寓里被抓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是第二位被抓获的老板们的老板。次年五月，即小朱塞佩·迪·马特奥被勒死并浸泡在硫酸的四个月之后，宪兵突然闯入了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间房子，“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与他的家人正藏身于此。等到布鲁斯卡被捕时，大屠杀战略已经被放弃了，而西西里黑手党也正经受着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我们的事业”最终处在失败的边缘。
“朱利奥叔叔”
“我们的事业”通过野蛮应对最高上诉法院作出的大审判的最终判决而使自身的未来受到威胁。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里，意大利公众更加关注的却是黑手党的过去。19921993年间发生的一幕幕戏剧性的场景揭示了过去政治家与黑手党之间的邪恶勾结。这在一些人看来就好像是关于意大利历史的黑暗真相最终要在巴勒莫法庭的照明灯下出现。1995年9月，有一位25年来一直是国家最有权势的政治家，由于为黑手党效劳而被送上审判法庭，这个人就是基督教民主党魔术师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曾七次担任意大利总理。新闻界习惯性地称这次审判为“世纪审判”。
安德莱奥蒂的戏剧性审判于1992年3月12日以萨尔沃·利马谋杀案开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被杀的几周前，最先倒在雷依纳与政府之间的斗争的人不是法官、警察而是萨尔沃·利马这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萨尔沃·利马，这位曾经领导巴勒莫建筑热潮并经常从多玛索·布西达那里得到歌剧票的基督教少壮派，成为了这场骇人、高效的谋杀案的受害者。他正被载着从蒙德罗的家回到巴勒莫的途中，车的挡风玻璃和轮胎却被坐在一辆驶过的摩托车后座上的一个人射中。利马最后说的话是：“他们来了！圣母啊！他们来了！”他从车里跑出来，但只跑了30米就被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人追上，朝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接着朝着他的脖颈开了最后致命的一枪。
一个悔罪者后来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位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幕后掌权者会被谋杀的原因。
利马曾保证过罗马的一切事情都能处理妥当……萨尔沃·利马遭谋杀的原因是他没有信守在巴勒莫许下的诺言或者是有人阻止了他兑现自己的诺言。至少据我所听到的是，萨尔沃·利马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呼吁人们不要担心。
利马所保证的在罗马的“一切事情”指的就是大审判的判决。我们不能够确定他是否曾明确作出过如此草率的承诺。重要的是，利马使他的人相信他已经做出了这种保证。19921993年恐怖运动中出现的众多悔罪者都证实利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黑手党的事务。自从拉·巴贝拉兄弟俩在20世纪50年代末掌权以来，他就是西西里黑社会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因此，在君子们的心中，利马的葬礼不仅埋葬了利马本人，同时也葬送了“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早在唐·卡罗·维齐尼和土匪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就达成的协定。
利马被安葬后的第二天，意大利最畅销的日报《共和报》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暗示这件耸人听闻的杀人案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上面画的是一个人四肢舒展开，躺在地上，身穿黑色衣服，脸朝下，一把锉刀从明显隆起的背上凸出来。左肩上画着的那只低垂、蝙蝠状的耳朵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他就是即将结束最后一届总理任期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漫画中的语义双关并不比安德莱奥蒂的画像更难破解。意大利语中锉刀是“une lima”，与利马的名字“Lima”正好谐音，这是在暗示萨尔沃·利马袭击案的真正目标是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总理。换句话说，这幅漫画是说“我们的事业”在一个朋友的背上捅了一刀。
利马被暗杀时正在回王宫酒店的路上，他本来打算去那里定下来有关为安德莱奥蒂召开的盛大欢迎宴的最后细节问题。自1968年利马成为国会议员并与“总督”乔瓦尼·焦亚闹翻后，利马的众多西西里追随者就在安德莱奥蒂基督教民主党的旗帜下前进。从20世纪40年代到1968年，安德莱奥蒂一直占据着政府的职位，但是在西西里获得利马的支持则是他政治命运的决定性时刻。如果安德莱奥蒂身后没有利马，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总理。有利马在他的身边，安德莱奥蒂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政府都无法组建。
就像其他政党领导人、共和国现任总统和议会两院议长一样，大批的基督教民主党知名人士在利马葬礼举行的当天并不在巴勒莫。一些报纸认为公共机构是在借此举动摆脱与有争议的利马之间的干系。事实上，这起谋杀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政治时刻。大选在4月5日就要举行，每个人都很清楚投票结果对于塑造冷战之后的意大利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安德莱奥蒂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共和国的总统。因此，安德莱奥蒂出现在他西西里朋友的葬礼上时，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安德莱奥蒂通常镇定自若、面带冷嘲，而现在却脸色苍白、身子明显发抖。安德莱奥蒂在电视镜头前大声捍卫西西里的声誉：“西西里岛与黑手党不能混为一谈。”安德莱奥蒂在采访中对利马的暗杀所做的解释非常混乱，将“幕后论”和新的“乡村骑士”神话糅杂在了一起。安德莱奥蒂争辩道，利马像西西里一样是这次诽谤运动的受害者。“诽谤者比杀人犯更坏。或者他们至少一样坏。我的朋友萨尔沃·利马被诽谤了几十年。”安德莱奥蒂声称，对利马名誉的攻击是这场有政治动机的谋杀案的前奏，其目的就是为极权主义上台而做准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这起谋杀是针对他的一次警告时，他说他不知道：“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常常令人无法理解。”
西西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迅速成为巴勒莫法庭审理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件的谈论焦点。随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以及“洗手”腐败丑闻揭发后带来的国家骚乱，巴勒莫的检察官办公室在利马死亡不到一年后要求意大利参议院授权开始对安德莱奥蒂进行刑事诉讼，原因是安德莱奥蒂“以非偶然的方式协助‘我们的事业’这个犯罪组织保护了其利益并实现了其目标。”多玛索·布西达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亡的触动，也加入到最近的悔罪者的行列中，开始谈论黑手党的政治关系。两个人的名字不断在悔罪者的证词中出现：萨尔沃·利马和朱利奥·安德莱奥蒂。
安德莱奥蒂受到了严重的指控。据称，这位在意大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曾与黑手党的骨干分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坐着的恶棍”塔诺·巴达拉曼迪以及“教皇”米歇尔·格雷科面对面地召开过商务会议。据说，斯特凡诺·邦塔纳还送给他一幅画作为礼物。大多数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德莱奥蒂是否真的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亲吻了“矮子”托托·雷依纳的指控。据说安德莱奥蒂已经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被习惯性地称作“朱利奥叔叔”。更重要的是，有人声称是安德莱奥蒂安排“判决杀手”卡尔内莱法官主持了大审判的最后的听证会。检方的结案陈词是，安德莱奥蒂“对权力极度狂热并与黑手党签订协议”，但是由于安德莱奥蒂无法对这群暴徒兑现诺言，因而导致他们首先动手杀害了安德莱奥蒂的盟友萨尔沃·利马，进而再对安德莱奥蒂动手。一些悔罪者们说，雷依纳曾计划杀害安德莱奥蒂或是他的一个孩子。
1999年10月，安德莱奥蒂被宣判无罪。黑手党背叛者的陈述被认为过于模糊和自相矛盾，难以支持对安德莱奥蒂的定罪。但是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审法官们的解释却绝非是对安德莱奥蒂的道德名誉进行了平反。与之相反，这个解释对意大利的过去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位七次担任总理的政治家所做的辩护，大体上说来，就是他从来没有从西西里事务中获得直接利益，他让这位“被诽谤的”助手利马继续掌管当地政治业务而他自己却荣登上了国家和国际舞台，利马与其团伙从事活动的危险犯罪环境与他毫无瓜葛。换句话说，意大利最聪明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发现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
法官们裁定这个辩护不合情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虚假的。利马在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被提及几十次。法官们的裁决认定利马在1968年加入安德莱奥蒂派系前后曾向安德莱奥蒂关系圈中的人吹嘘自己与多玛索，布西达的关系。1973年，安德莱奥蒂竭力帮助“上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