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上诉过程，对判决的定性还为时过早。举例来说，列昂纳多，沙沙仍坚持他的怀疑论而不接受“布西达命题”：“我的观点一直就是黑手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各个黑手党派系组成的同盟。”两年后沙沙走进了坟墓，但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拒绝抱有希望，认为他或西西里岛都无法将黑手党抛却在身后。
法内科尔认为这次判决证明了“通过尊重民主原则，我们能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知道打击黑手党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大审判还未结束之前，对“我们的事业”展开的调查导致了两起大规模案件的审理，这三次大审判都由卡彭内托的智囊团一起处理。一名重要的新悔罪者安东尼诺·卡尔德龙提供的证据导致了第四次大审判。160人于1988年3月被捕。西西里其他城市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起诉。法内科尔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审判只不过是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个良好开端。
若是法内科尔听到黑手党悔罪者们后来所透露的情况，他的语气或许会更加悲观。“我们断定大审判最终会是一场虚张声势。最后的判决绝不会支持‘布西达命题’。”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审判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是为了应对自大屠杀以来的血腥案件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初审时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罪判决，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这些有罪判决就会被推翻。到了最后，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常态。
一段时期里，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种态势发展。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从初审判决到作出终审判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为了等待最终判决结果而将囚犯关押太久。但由于黑手党案件的复杂性，这些案件审理起来特别慢。因此，黑手党被告是这一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截止到1989年初，在1987年12月被判有罪的342人中，仅有60人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1990年，巴勒莫上诉法院推翻了大审判中作出的一些有罪判决，更关键的是，不予支持“布西达命题”的核心观点：黑手党所犯下的一些重要谋杀案是身居高位的黑手党委员会成员下令唆使的。案件随后送交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主持下的最高上诉法院的第一部门。因为技术细节问题而宣判黑手党分子无罪的习惯，卡内瓦莱法官获得了“判决杀手”的绰号。（2002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因“为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提供外部合作”而对卡内瓦莱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就像他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在十分谨慎地运用法律。）
司法系统内部有人开始阴险地反对法内科尔。大审判作出判决之后，反黑手党“智囊团”的创始人安东尼·卡彭内托决定返回佛罗伦萨。在卡彭内托的欢送宴席上潸然泪下的法内科尔，显然是代替卡彭内托的合适人选，由法内科尔担任调查办公室主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有关肮脏的政治活动、走廊阴谋以及同行妒忌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反对“个人崇拜”的薄面纱，而所谓的“个人崇拜”针对的就是法内科尔。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职位给了安东尼诺·梅利，这个人差两年就要退休了，而且从未调查过任何有关黑手党的案件。法内科尔不光觉得屈辱、绝望，而且还十分害怕。“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他对朋友们说。他意识到“我们的事业”能够看出政府不支持他的任何迹象，从而将他视为易受攻击的对象。
随后，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梅利随意将黑手党的调查案件分配给一些法官处理，让“智囊团”接受一些非黑手党案件，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智囊团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将黑手党案件分发给西西里不同城市的调查官处理。对于梅利的正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但他的方法却违背了法内科尔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需要司法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在马尔萨拉新职位上工作的博尔塞利诺不无担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担忧公之于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有人想让时光倒流，”他说。政界立刻就炸开了锅，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决定调查博尔塞利诺的言论。法内科尔写信解释说，反黑手党的调查在梅利的领导下已陷入停顿状态。本该保密的司法官最高委员会的听证会被亲法内科尔和反法内科尔的阵营泄露出去，关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崇拜”的责骂话语到处飞扬，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应该探讨的问题。法内科尔提交了辞职书，随即又将它撤回。在这场既耗时又令人泄气的吵闹的最后，司法官最高委员会怯生生地请求双方修补之间的分歧，法内科尔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巴勒莫的司法官因此被人称作“毒宫”。
大审判过后，法内科尔从法官同事们那里遇到的麻烦让人觉得寒心，法内科尔的遭遇说明了意大利的公共机构是多么的唯我独尊。在许多政治家及其司法界的盟友们的眼中，反黑手党智囊团并不是一个司法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有用工具，司法系统的职责是保护现实世界里的无辜者并惩罚有罪者。相反，它仅仅被视为一个“权力中心”，用来对政府内部的竞争对手施加影响力。法内科尔和博尔赛利诺让人感觉像是来自三维世界的人，他们被迫向二维世界的人解释他们的思想。这两位法官尽其所能向人们指出，第三维是司法公正。但是对于那些坐标系里只有政治斗争和程序诡辩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维空间。
1989年6月，法内科尔对于自己易受袭击的担心再次得到了证实，一个装满炸药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巴勒莫郊外的一所海滨住宅旁边的岩石上被人发现，而这所住宅是法内科尔夫妻二人刚刚租来的。法内科尔一反常态地公开宣称．他认为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参与了谋杀他的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勒莫司法官的事务又再一次交给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处理，法内科尔成了一封封匿名诽谤信的受害者，而这些信件有可能出自他的一个同事之手。主要的指控是法内科尔曾经利用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与科莱奥内家族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斗争。次年一月，反黑手党的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为了努力改变市政府的风气而与共产党结盟，但最终却被罗马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击垮，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新立异的人。法内科尔和反黑手党运动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一片惨淡。
但在1991年2月，法内科尔，这位经常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牺牲品的法官，却成了它的受益者。这个时刻，反黑手党运动的命运急剧扭转。继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意大利政治的战后浮冰开始融化。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并改组成社会民主党，现在意大利人更没有多少理由来“捏着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了”。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根据地也很难以防守；在这里，喧闹的北方联盟通过谴责罗马和南方的腐败而抢走了天主教政党的支持。改革气息已经在空中弥漫。犯罪浪潮以及部分公众舆论对大审判结果的愤慨给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一个通过将自己树立为法律秩序的捍卫者而提高自己声誉的机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已经是反黑手党法官的批判者。他邀请法内科尔担任司法部刑法事务处处长，负责协调国家级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
法内科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对此疑虑重重，法内科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运用政治气候上的突然变化完全扭转了打击黑手党斗争的命运。法内科尔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两个国家级的机构，它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支柱：反黑手党调查局（DIA）和国家反黑手党局（DNA）。反黑手党调查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它将宪兵、警察和其他参与打击黑手党组织的执法机构等力量团结起来；国家反黑手党局是一个国家级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协调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共计26个区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有组织犯罪的电脑数据库。因此，法内科尔在罗马指挥中心就可以做他以前在巴勒莫被禁止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对“我们的事业”乃至对整个意大利黑社会的统一认识。
大审判的命运也有待被决定。“矮子”托托·雷依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次上诉过程漫长的审判势必要血迹斑斑。1988年9月，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奥·塞塔和他弱智的儿子被枪杀。1991年8月，最高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安东尼奥·斯科派里蒂被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杀害了（三个星期之后，黑手党还枪杀了一名巴勒莫商人里贝诺·格拉斯，他领导了反对敲诈勒索的公众运动，据当时估计敲诈勒索为整个意大利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