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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索·布西达于1980年从监狱里释放。在与南美的年轻妻子会面之前，他在巴勒莫待了几个月并对即将陷入血泊之中的这个犹如法老般奢侈而又权势的世界进行了参观。他在一家萨尔沃堂兄弟两个开的酒店里呆了一段时间。尼诺请布西达出山来与雷依纳抗衡，但布西达察觉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坚持执行去国外的计划。他还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住在一起，但却发现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经营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洛因制造业。由于黑手党士兵、海洛因加工者和搬运工等这些从事毒品贸易的工人们总是进进出出，因泽里洛的别墅外每天都停着五十到一百辆汽车。“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谈到了海边和山间的别墅，谈到了数十亿的里拉、游艇和银行，谈论这些事情就好像在谈论早上去商场购物一样。”布西达拒绝了他们让他留下来一起发财的请求，他们甚至给他50万美元作为告别礼物——布西达自己是这么说的。1981年，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坐上了飞往巴西的飞机，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曾经预测到的、科莱奥内家族长期为此做好准备的大屠杀终于在1981年4月23日上演。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德。邦塔德驾驶着一辆崭新的红色阿尔法·罗密欧限量版跑车从生日派对返家的途中，交通灯前的一阵机枪扫射将他打得面目全非。两个半星期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身上。因泽里洛也是最近刚刚购得一辆装甲版的阿尔法·罗密欧。但是凶手是在因泽里洛离开情人住所还未来得及走进车里之前将其打死的。
由于多玛索·布西达和塔诺·巴达拉曼迪分别在巴西和美国，科莱奥内家族仅仅通过杀害邦塔德和因泽里洛就轻易铲除了反对派。这次大胆的袭击令人震惊。许多黑手党观望者预测邦塔德一因泽里洛集团会有猛烈的反应。但随后而来的却仅仅是对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追随者的大规模处决。失败的一方完全迷失了方向。被法内科尔法官称为“魔鬼军队”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杀手们——他们都是从巴勒莫省的各个小镇招募来的——会在城市里出现并杀人放火，然后再次消失。因泽里洛死后一个月，多玛索·布西达从巴西打电话到巴勒莫，与一位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两人都很熟悉的建筑企业家讲话。这个人恳求布西达回来组织对科莱奥内家族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十分清楚不能在这场毫无希望的事业中丢掉性命。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们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反抗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在1958年之所以谋杀米歇尔·纳瓦拉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无人能敌。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两百名属于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的成员在巴拉莫省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仅仅只将实际找到的尸体计算在内。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都是“白色猎枪”计划的受害者。仅在1982年12月30日一天，就有12名“君子”在不同的时间和城市的不同地方被枪杀。大多数科莱奥内家族的敌人在被杀害之前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出卖他们的人是他们家族里的内部成员，然而却秘密加入了科莱奥内家族。一些人甚至被自己人干掉并作为祭祀品献给胜利者。被谋杀首领的家族和地区立刻就被移交到科莱奥内家族的忠诚者们的手中。
大屠杀甚至延伸到了美国。据报道，纽约的约翰·甘比诺被派遣到巴勒莫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来时带来了明确的指示：尽一切努力找到并消灭多玛索·布西达；失败一方的黑手党分子如果试图通过逃到大西洋对岸而逃避死亡，也要统统被杀死。不久之后，因泽里洛的哥哥被发现死在了新泽西州的桂冠山，嘴里塞着五张一美元钞票，生殖器里也塞有一张一美元钞票。
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消灭他们的敌人，还将绝对忠诚但仅受到些许怀疑的“君子”们统统杀害。他们还对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中的藏匿成员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例如：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等等。〕，任何胆敢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都被铲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邦塔德的忠诚战士萨尔瓦多·孔托尔诺，他戏剧般地从精心布局在巴拉莫东部的布兰卡乔镇大街上的机关枪埋伏中逃了出来。难以置信的是，他的35位亲戚都被谋杀。孔托尔诺开始将这些非公开的信息告诉警察。孔托尔诺听说布西达在1984年夏天已经出庭做污点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被带到了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面前。见到布西达时，孔托尔诺跪到了他的面前，接受了他的赐福，然后决定将证据交给法内科尔大法官。他在大审判中的证词几乎和布西达的证词一样重要。
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事实上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矮子”雷依纳停止了与敌人和中立派的争斗之后，又开始攻击那些逐渐露出独立思考征兆的盟友们。在这一新阶段的屠杀中牺牲的最有名的人就是“鞋子”皮诺·格雷科，他是西亚古力家族的老板，也是大屠杀早期阶段中科莱奥内派系里的顶尖杀手。“鞋子”是负责谋杀邦塔德和因泽里洛的杀手之一。因泽里洛十几岁的儿子发誓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后，皮诺·格雷科又将这个男孩杀死了。“我们的事业”内部传言说，“鞋子”在杀死这个男孩之前砍掉了他的胳膊以此显示反抗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力是徒劳的。1985年秋天，“鞋子”被自己的人杀死，下令杀死他的人正是他的老板雷依纳。科莱奥内家族三十多年来的战略演化取得了成果：他们在一个不断向前推展的处决计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建立了独裁专政。正如许多反叛者所声称的那样，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反而暴露了该价值体系的本质。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善良的少数民众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提到过意大利国家里的“善良的少数民众”。几个十分幸运的国家会将某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或者国家应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偶然掌权的朋友和家庭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当地医院。但是在意大利，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这种价值观经常需要社会各界和怀有各种政治信念的善良的少数民众一天天去努力争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很腐败，或者说意大利的公共生活已经完全腐朽。毫无疑问，大多数民众只能调整自己来顺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买的聒噪的政治家。可悲的是，当“我们的事业”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更加嗜血时，这一政治阶层却被召唤去对付这一组织。
西西里黑手党总是为意大利带来最坏的和最好的一面，让意大利人同时见证了谁是最奸诈的恶棍，谁是最善良的少数民众。乔瓦尼·法内科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了一名法国记者的系列专访，他在访问中曾做出著名的解释，他说他不是某种自我毁灭性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我只是这个异教徒国度里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这个被公认为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的国家里，西西里仍然是法治的边远地带。
法内科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意大利少数善良民众的名义领袖，他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品质：勇气，当然，还有敬业精神以及拼命工作的超凡能力。法内科尔与人打交道时极为诚恳，极有分寸。这有时使他显得很严肃而不够友好。但是这不仅是他的性格的一面，而且还是保护他自己及其周围的人的一种有效防御机制。任何一个经常与他接触的人，即使是他最正直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事业”接近他的一个潜在渠道。
弗朗西斯科·拉·利卡特是一名经常去采访法内科尔的记者，他就亲身体验了黑手党是如何企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法内科尔的。一天早晨，拉·利卡特在酒吧里喝咖啡，有人同他打招呼，“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这样与黑手党离奇般地有了接触。跟他打招呼的这个人是格雷戈里奥，来自拉·利卡塔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区域，依靠有组织犯罪所得的钱为生。“咱们去兜兜风吧，还可以聊聊童年时的事情”，他建议道。拉·利卡塔谨慎地坐到格雷戈里奥的红色大众车里，但是他刚坐下就看见一把手枪从座椅背后的袋子里伸出来。“有人想同你谈谈，不过不用紧张，一切都很正常。”格雷戈里奥笑着说。
拉·利卡塔在旅途中盘算着自己是否会被谋杀。换了一辆车之后，他被带进康卡德尔剩存的一片柑橘林深处。他被带到了一名黑手党老板的面前，他曾经见到过他的警方通缉照，所以一眼认出了他。这个老板开始就说：“请原谅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邀请你来这儿。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逍遥法外的人。我们已经查明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做事很老实。”接着，这名黑手党分子开始拐弯抹角而又伤感地为自己做辩护。与此同时，拉·利卡塔一边试着去听懂他所说的话，一边紧张地向他们附近的蓄水池的深水里瞥去。
最后，这个老板进入了正题：“我们知道你能和法内科尔法官说上话。你必须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受到了别人无耻的诋毁。你只需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就行了。”这是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打·开门路的策略。哪怕是与法官建立这样一种模糊的妥协关系就会为贿赂、勒索或者恐吓打开一条门路。
拉·利卡塔十分明白若是他坦白拒绝当这个中间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致命后果。他拼命地思索对策，然后客气地解释说，任何代表黑手党与法内科尔联系的人都很可能会受到调查，因此他建议黑手党老板可以通过报纸采访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没有那样的权力，”他回答道，“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拉·利卡塔的第二个建议——通过黑手党老板的律师交给法内科尔和报社一份备忘录——得到了更好的回应。“干得好！好主意！这样的话法内科尔就不会见怪了。他的性格真是令人讨厌。”
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