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维尔并不是像最初认定的那样死于自杀，而实际上是“被自杀”。在意大利语中，“自杀”这个词可以变成及物动词来形容此类情况。在本书撰写期间，一个与科莱奥内家族关系密切的黑手党老板因被指控下令谋杀卡尔维而即将受到审判。控方的论点以一个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认为卡尔维也像辛多纳为因泽里洛－甘比诺－斯帕托拉－邦塔德集团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为科莱奥内家族循环贩毒收入，而且他因为不可信赖而惨遭杀害。据估计，这名黑手党分子会否认警方对他的指控。
这两位“被上帝选中的银行家”都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宣传队”的共济会分会会员。1981年3月，调查辛多纳虚假绑架案的米兰地方法官在里西欧·格里总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列有962名“第二宣传队”成员的名单。这些宣誓入会的人中有特工部门的全部领导人员、54名国会议员和一批资深的商人、军方人士、警察、公务员和记者。议会对“第二宣传队”作出的调查结论是，其目的是破坏公共生活和颠覆民主，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了解这个根本目的。“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肯定是为了敲诈目的才一直秘密保留着这份成员名单。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第二宣传队”所带来的确切影响程度。
黑手党和其他共济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界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为了便于与商人、官僚和政治家进行联系而加入共济会。正如一位悔罪者解释的那样，“通过加入共济会，你可以与商人、机构以及手握重权的人物广泛的接触，这些人物手中握有的权力与‘我们的事业’的惩罚权力大不相同”。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究竟能够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议会对辛多纳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米歇尔·辛多纳虚假绑架案中将辛多纳麻醉并开枪打伤他的那名整形医生称自己是“一位伤感的国际共济会会员”。他与黑手党以及“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19年来他一直是巴勒莫警察总部的住院医师，并且可能在美国政府中也有许多的朋友。
若是将这场贪污风波中的共济会“白领”当作“我们的事业”这帮暴徒最主要的合作者的话，那便是大错特错。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同时加入这两个秘密社团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要更忠实于那个社团的问题。“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总是放在首位，正如一位悔罪者所说的那样：“共济会的誓言是违心的，因为我们只尊重一个誓言，那就是在‘我们的事业’里所立的那个誓言。”
我们现在得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岛上两个最富有的人同时立下了两个誓言，一个是共济会的誓言，一个是黑手党的誓言。他们是萨尔沃家族的堂兄弟：尼诺和伊纳齐奥。尼诺·萨尔沃是来自特拉帕尼省的萨拉密家族的一位“君子”，生性粗暴却爱交际。他1955年结婚，岳父经营着一家代为征税的小公司。在西西里，直接和间接税收都是通过私人公司支付的，这一税收体系被巴勒莫权威的历史学家称为“一个地狱般的吞钱机器”。尼诺同岳父以及那位温文尔雅的堂兄弟伊纳齐奥一起在1959年组成了一个联合公司，获得了征收西西里40％的税款的权力。1962年，公司在“少壮派”萨尔沃·利马的帮助下得到了在整个巴勒莫收税的合同，仅仅这一项业务每年就能产生超过两百万美元（按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计算）的利润。堂兄弟俩在60年代中期进一步控制了征税系统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同类企业普遍提取税收的0。3％作为利润，而萨尔沃两兄弟的公司则一直提取10％的回扣。他们通过垄断欧盟和意大利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大量补贴来增加收入，而这些企业是他们通过税收回扣建立起来的。
若是没有坚实广泛的政治支持尤其是西西里地区大会的支持，这种形式的强取豪夺自然是不可能维持的。实际上，在萨尔沃堂兄弟两个、黑手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一些部门之间形成的小腐败圈腐蚀了整个意大利政治制度。糟糕的是，当需要重新续订征税合同或者为了阻止将征税服务置于公众控制之下，萨尔沃堂兄弟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将公司收取的部分税收送给政治家们以作为回扣。更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地区大会上的许多政治家就像西西里岛上镇议会的议员一样，实际上是黑手党与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协商后招募并选举出来的。
1982年，法内科尔大法官将萨尔沃堂兄弟的业务递交审核，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头一回发生啊。法内科尔大法官与“我们的事业”的正面对抗才刚刚开始。但是繁荣的毒品走私生意使西西里黑手党分子们手上沾染上了更多的鲜血。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二次崛起——迈向大屠杀19701983
19811983年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金枪鱼大屠杀”，这个术语来源于意大利捕鱼业。若是没有看过法维尼亚纳旧弗洛里奥渔场的金枪鱼捕捞活动的话，领略这个隐喻含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观看罗伯托·罗塞里尼导演于1950年拍摄的电影《荒岛怨侣》，看看这位导演如何在其情人和女主角英格丽德·博格曼面前演示真正捕捞金枪鱼的壮观场面。博格曼扮演的立陶宛难民为了逃出战俘营嫁给了西西里岛上一个贫穷的渔民。当渔民们把捕捞的金枪鱼拖进平静的港湾，将船只围成一圈，然后有节奏地用力将渔网拖出水面，网里的大鱼活蹦乱跳往上跳窜的时候，残酷的现实生活就展示在了女主人公的眼前。当猛烈拍打的金枪鱼被吓人的钩状鱼叉拉上船时，水里面一片污血泡沫，博格曼只是惊恐地在旁边观看。
19811983年的这场黑手党野蛮屠杀并不是不宣而战。在屠杀开始的三年之前，宪兵们已经得到了战线的精确地图和一份关于战胜方科莱奥内黑手党所使用的战略简介。1978年4月，黑手党分子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安排在一间隔离的小屋里与宪兵队长进行秘密交谈。迪·克里斯蒂纳是一个知情人，他比可怜的莱奥纳多·维塔尔级别高很多。一方面，他是西西里中南部列西的老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是装扮成警察并参与1969年拉齐奥大街谋杀案的一名“君子”。迪·克里斯蒂纳在那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集体处决上出现，这就意味着那次谋杀案不是由巴勒莫地区的黑手党而是由整个黑手党组织决定的。总之，迪·克里斯蒂纳是黑手党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与迪·克里斯蒂纳会面的宪兵却说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追捕的猎物。
使迪·克里斯蒂纳恐惧万分的那个人就是卢西阿诺·莱焦。迪·克里斯蒂纳解释说，莱焦现在是一个千万富翁。昔日科莱奥内家族的“红花侠”已经入狱四年，但他仍然在幕后通过他的化身“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管理着他的业务。据迪·克里斯蒂纳估计，雷依纳和普罗文扎诺这两个“野兽”每人至少都犯下了40桩谋杀案。莱焦的收入来源包括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绑架。1973年，尤金·保罗·格蒂三世，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尤金·保罗·格蒂一世的17岁的孙子，在罗马遭到绑架。这名17岁男孩在250万美元的赎金送出五个月后才被释放。绑架者为了证明决心和胆量，将男孩的一只耳朵和一绺头发在很早之前就送到了一家报社。据迪·克里斯蒂纳所言，这全都是莱焦干的。
但是迪·克里斯蒂纳对“我们的事业”内部政治派系纷争的描述要比他揭露的有关卢西阿诺·莱焦的情况更为重要。“我们的事业”分成了两派，而第一派领导者无可争议地就是莱焦，另一派的领导者则是与他对立的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即希尼斯的“坐着的恶棍”。
迪·克里斯蒂纳已经意识到科莱奥内正在实施一项旨在包围反对派的长期战略。他们从管理巴勒莫省及西西里其他各地的小镇的家族中一一征募支持者。斯特凡诺·邦塔德这个前三人工作小组成员是巴达拉曼迪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迪·克里斯蒂纳作为邦塔德的忠实追随者，是科莱奥内家族突袭巴勒莫、完成进攻计划之前必须扫除的障碍之一（因为迪·克里斯蒂纳与邦塔德非常亲密，不太乐意谈及巴达拉曼迪派系的情况，没有提到他的派系中包括了“我们的事业”中两个最重要的海洛因经销商：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和仍在狱中的多玛索·布两达）。
像在黑手党不同历史时期中向警察坦白的几乎所有黑手党分子们一样，迪·克里斯蒂纳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莱焦控制着一个由14人组成的精英敢死队，不仅在西西里有基地，在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的意大利城市也有基地。科莱奥内家族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敌方家族之中（他们后来还在没有通知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由“君子”组成的秘密军队）。迪·克里斯蒂纳唯一的希望是宪兵或许可以通过抓捕逃亡15年的罪犯普罗文扎诺而首先反抗科莱奥内家族。他告诉宪兵最近有人在巴盖里亚看到过“拖拉机”普罗文扎诺，他坐在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里，开车的是年轻的“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位于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布鲁斯卡一家是莱焦的老盟友，他们是科莱奥内派系在巴勒莫省的中坚力量。当“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1976年加入黑手党时，“矮子”托托·雷依纳就是他的教父，这绝非巧合。
迪·克里斯蒂纳若有所思地结束了他与宪兵之间的谈话：“到下个周末我就能收到刚订购的一辆防弹车……你知道，我良心上也有可宽恕之罪。当然，还有一些不可饶恕之罪。”几周之后，他的罪就招来了恶果，他在巴勒莫郊外的帕索·迪·里加诺地区被枪杀。若是宪兵懂得如何解读这一事件，那他们就能进一步确认即将发生的战争是如何从迪·克里斯蒂纳的死演化而来，因为帕索·迪·里加诺地区是反科莱奥内派系的领导者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地盘。未经允许就在别人的领地上杀害一位老板，再没有比这更嚣张的侮辱了。
整个列西镇的上万人都参加了迪·克里斯蒂纳的葬礼。宪兵也几乎在同时就迪·克里斯蒂纳的证词的重要性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报告：
迪·克里斯蒂纳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一个隐秘而又十分矛盾的事实。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存在一个与国家权力类似的更敏锐、有效的力量，它采取行动、制定措施、制造钱币、杀戮甚至做出判决——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当局干的。
报告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自从迪·克里斯蒂纳被杀和大屠杀以来，更多的黑手党背叛者帮助警察当局重现了第二次黑手党战争之前政治力量如何积聚起来的过程。“我们的事业”于1970年在邦塔德一巴达拉曼迪一莱焦三人工作小组的管理下重新开始运转。此后不久，科莱奥内家族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夺取对黑手党组织的控制权。由于莱焦及其“野兽们”此时军事强大而经济衰弱，他们将绑架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展示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一个受害者就是唐·西乔·瓦萨洛的儿子，唐·西乔·瓦萨洛在巴勒莫建筑热潮期间是首屈可指的建筑巨头。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都与瓦萨洛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俩对于释放人质都无能为力。等五个月之后协商取得成果，赎金交付后，“矮子”雷依纳就将钱分发给巴勒莫地区最贫困的家族。科莱奥内家族为长远打算，对“我们的事业”的政治结构中的盟友们进行投资而不是投资新的商业企业。
1975年，雷依纳绑架并杀害了尼诺·萨尔沃的岳父。尼诺·萨尔沃是经营那家西西里征税公司的两兄弟之一，这是对斯特凡诺·邦塔德更为严重的侮辱。无论邦塔德还是萨尔沃都无法依靠他们的政治关系、财富以及作为君子的地位威望来找到老人的尸体。雷依纳干脆否认与这桩绑架案有任何关系，但是正如布西达后来所说，“矮子”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不仅见识了雷依纳的权势和傲慢，而且也察觉到了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的无能以及对危险信号的视而不见，从而得出了一旦战斗爆发该何去何从的适当的结论。
1977年，科莱奥内家族将唐·塔诺·巴达拉曼迪驱逐出“我们的事业”。理由是巴达拉曼迪偷偷摸摸背着其他老板侵吞贩毒利润，这至少是从委员会传出来的解释。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科莱奥内家族目前已经拥有了对委员会的控制权，而自委员会1974年重组以来就一直由巴达拉曼迪主持着。尽管巴达拉曼迪被驱逐出去，但他仍然在希尼斯及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个强大的权力基地。尽管巴达拉曼迪现在住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但是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使他遭受的屈辱表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已寿终正寝。接替巴达拉曼迪成为委员会名誉首领的是“教皇”米歇尔·格雷科，他是“中尉”皮杜的儿子。这标志着巴勒莫郊区最有权势的黑手党王朝格雷科家族和科莱奥内镇的暴发户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而暴发户们轻易地成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正是这个联盟导致了1981年战争的爆发。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谋杀意味着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在西西里中部卡尔塔尼塞塔省建立了权势。几个月之后，他们杀害了皮波·卡尔德龙，他曾在1975年建立了“地区”这个掌管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管理机构。卡尔德龙的卡塔尼亚家族被置于“猎人”尼托·圣保拉的控制之下，他是科莱奥内家族的盟友，也是一个主要的毒品和武器供应商。有了“猎人”，巴勒莫之外的“我们的事业”的大部分机构现在都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掌控之中。
莱焦派系的领导权此时慢慢转移到了他的门徒“矮子”雷依纳的手中，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密切协助雷依纳。一个对雷依纳十分了解的黑手党反叛者后来描述雷依纳的温顺和谦逊的风度与莱焦反复无常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这是雷依纳努力向他的追随者传授的骗人伎俩：“他们嘴唇上总是挂着微笑。雷依纳选择那样的人并且教导他们必须要微笑，即使有地震发生也要微笑。”
从一个方面看，邦塔德、因泽里洛和巴达拉曼迪仍然要比微笑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都是家族老板，在美国关系众多，是极为富有的贩毒商，而且能够得到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邦塔德还是连接黑手党与共济会秘密团体之间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权力现在都在“我们的事业”之外。与之相比，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则被跨大西洋毒品贸易的大潮甩在一旁。然而随着他们这些年的战略演进，他们耐心地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培植权力。他们悄悄地投入金钱并授予荣誉以赢得对黑手党各个家族和委员会的控制，他们掌控了权力集团而不是通过企业集团的垄断活动来获取巨大的短期利润。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控制了委员会，还控制了“我们的事业”的集体决策机构，司法体系、宣传工具以及更为重要的军事机器。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话，那么科莱奥内家族已经准备好发动军事政变了。
多玛索·布西达于1980年从监狱里释放。在与南美的年轻妻子会面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