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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调查的早期阶段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但等到更有能力的调查官接管这个案子的时候，线索都断了。他们只能在1984年作出结论，佩皮诺确实是被黑手党谋杀的，但是具体谁是罪犯却没办法查出。
八年之后，由于佩皮诺的亲朋好友所发起的运动，尤其是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历史学家翁贝托·桑迪诺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又重新审理。但是即使是在1992年，调查官也只能作出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结论。悔罪者提供的新证词最终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在1999年受审，他当时已经因为贩毒而在新泽西监狱被长期监禁。审判继续进行，议会也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一部讲述佩皮诺·因帕斯塔托故事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剧本奖。电影名叫《一百步》，佩皮诺家距离塔诺·巴达拉曼迪家恰好正是一百步。
最终，唐·塔诺在2002年4月1日因下令谋杀佩皮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对判决的反应极为庄严：
我从来没有任何复仇的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儿子的死讨回公道。我必须得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我感到非常满足，非常满意。我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巴达拉曼迪经常过来找我的丈夫路易吉向他抱怨佩皮诺的所作所为，而我的丈夫则恳求他不要杀死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表明目前佩皮诺的母亲已经脱离了她长久以来被囚禁在其中的可怕的黑手党家庭环境并且摆脱了缄默法则的束缚。她的经历让我们了解了女性们在“我们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黑手党的价值观，诸如：缄默法则、对法律的蔑视、对暴力的容忍等等，正是通过与“我们的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妇女才得以教给年轻人，并代代相传。2001年在接受调查时，佩皮诺的母亲清楚地阐释了妇女对于黑手党的重要性，并且说一些希尼斯妇女为自己是黑手党分子的妻子而感到自豪。她曾听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傻子，然而一些人生下来就是黑手党，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
现在，反黑手党的活动家们不再像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一样被当局孤立和疏离。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也像她的儿子一样成为这项基础广泛的运动的一个象征。尽管如此，这也是西西里岛的不幸，西西里岛仍然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象征性人物。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他们在25年之后终于获得的正义是不是真正的正义。
海洛因：比萨店联络
那些接受19681969年审判并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老板们失去了很多钱。诉讼费用以及供养犯人的花销掏空了他们的金库。卡塔尼亚的一个叫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君子”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有着特别生动的回忆，卡尔德龙后来于1987年作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并与法内科尔法官交谈过。卡尔德龙回忆说，“矮子”托托·雷依纳在等待审判期间曾经因为无力支付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路费而痛哭流涕。卡尔德龙还记得黑手党再次活跃起来后情况又是如何迅速改变的。“由于毒品的缘故他们忽然间在几年之内变成了百万富翁。”“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从事海洛因走私而财源滚滚，但正是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利润最终导致了黑手党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1970年都很贫穷。格雷科家族，“我们的事业”里的王室家族，仍然过得十分舒适。在希尼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跨洋生意并没有受到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阻碍。许多其他黑手党老板迫切需要搞到钱，尤其是科莱奥内的老板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积累资本，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分子开始从事绑架活动。他们锁定的主要对象是巴勒莫富豪们的子孙，从中获得的利润被当作原始资本用于非法商业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烟草走私活动猖獗。20世纪50年代，多玛索·布西达在西西里和大陆之间走私了数百箱的香烟，但是那不勒斯的走私犯与他们的西西里合伙人现在做生意却以一船货为计量单位。卡莫拉的老板“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后来承认每月交易的烟草为五万箱。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分子涌向那不勒斯来分享利润。
但是烟草的巨大利润不久就被重要的海洛因给蚕食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后不久就宣布发动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像许多类似的战争一样，它最终也是适得其反。尼克松政府关闭了位于马赛的由科西嘉人经营的毒品提炼厂，这为西西里创造了机会，使它成为海洛因从近东和远东的罂粟田里运到美国城市的街道这个漫漫长途中最关键环节的新基地。1975年，一名土耳其毒品和武器交易商直接与“我们的事业”接触，他此前一直是为马赛的毒品提炼厂提供吗啡碱的主要供应商。不久之后，海洛因实验室开始在西西里岛西部出现，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从马赛逃难而来的化学家。由于西西里毒品提炼厂陆续投产，欧洲西部和北美染上毒瘾的人数在1977年大幅上升。19741982年问，世界各地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6。5倍，正是在这些年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海洛因市场。
但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满足于成为海洛因的加工者和进口者，通过与美国同行合作，他们还想控制销售网络。多玛索·布西达早在1966年就开始从纽约的甘比诺家族贷款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家比萨店。到70年代末期，美国驱逐的西西里非法移民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比萨店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食晶的进口与生产对美国的黑手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餐厅网络的原料供应链被黑手党保护的公司所垄断，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1986年美国的“比萨店联络”案证实，许多比萨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奇怪的意大利食物玛格丽塔比萨或四味奶酪比萨。
据估计截止到1982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消费的80％的海洛因的生产、运输及销售。回流到西西里的利润由于明显的原因从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每年也能达到数亿美元。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事业”较之以往更为富裕，更为强大。
“比萨店联络”还涉及了黑手党的两个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西西里人——低级别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妒忌地称呼他们为“拉链”——已经不再是美国老板们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高级匪徒再也无法对西西里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乔香蕉”在1975年去西西里岛度假时对西西里人摆出的正是这副姿态。由于他们的数量、组织以及他们似乎能够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供应，现在西西里人在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里人的殖民地和海洛因的终点站。一位渗透到“我们的事业”里的费城家族的缉毒局特工了解到：
布鲁克林意味着西西里的黑手党，与位于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区别开来。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布鲁克林控制了美国所有的海洛因……西西里人使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来销售海洛因。
但是，这些拉链们不仅在美国建立了“企业辛迪加”，而且还严重入侵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权力辛迪加”。特工约瑟夫·D·皮斯托（又名唐尼·布拉斯科）代表联邦调查局于1975年至1981年间潜入了纽约的博南诺家族。他记录了下面这段发生在两个美国“君子”之间的焦虑的谈话，他们听说一些西西里人将成为头目：
——那些家伙［拉链们］正在准备接手一切。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头目。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那些该死的拉链们不会支持任何人的。你他妈的给他们权力，如果现在不受伤的话，三年之后也会受伤的。他们将会把你活埋了。你不能给他们权力。他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是老板。他们得不到尊重。
1979年，一名西西里“君子”确实接管了两年纽约的博南诺黑手党家族。据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用英语做生意很困难。
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在海洛因生意上并不总是死对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是亲戚。一个黑手党分子要是为了毒品生意而寻找可信赖的伙伴和工人的话，他首先就会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刚加入黑手党的家族成员。当海洛因生意在70年代过热时，许多黑手党分子处于有利的形势，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跨大西洋家族企业，能够轻松地适应任何他们所需的非法商品交易。这对于那些同美国建立最紧密关系的沿海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家乡——希尼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附近的戈尔福斯特堡港，像马加蒂诺和博南诺家族这样的西西里裔美国人犯罪血统的诞生之地。巴勒莫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和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是卡罗·甘比诺的表弟，而甘比诺在1976年去世前一直是纽约五大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领。因泽里洛、巴达拉曼迪和马加蒂诺这些家族一直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来自美国和西西里的表亲们几代以来一直互相通婚。因泽里洛的跨洋家庭谱系中“不可思议的、缠绕不清的亲戚关系”曾让法内科尔大法官也直挠头。
贩毒意味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将一大群人才汇集在一起：从投资商、咖啡碱供应商到提炼毒品的技术人员，从运输者、街头小毒贩到掌握洗钱技术而不被意大利金融警察抓住的金融家。这些国际网络从社会的顶层一直伸展到底层，而且他们与黑手党并不是一回事。
黑手党自从毒品能够交易起就开始从事这项营生。但即便这样黑手党也没能变成海洛因企业集团。正如布西达所说，“每个人在贩卖毒品时都是自主的。最有经济机会的人做的工作最多”。“拥有经济机会”意味着要与组织外的各种人才建立关系网络。
当然，自主原则也有许多限制，一个“君子”所做的每件事都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政治牵连。一个家族有权对发生在自己领地的任何经济活动征税，而且如果其家族任何成员参与并不直接受其控制的企业的活动时，家族也有权对该成员索要贡品。对于一个黑手党老板而言，从毒品中获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给毒贩们提供“保护”。这一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毒品贸易与家族隔离开，因为这项贸易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受缄默法则的束缚，一旦被捕，他们可能透露给警察很多事情从而给黑手党家族带来更大的风险。
但是当利润十分巨大时，家族间的争斗就会产生，委员会也可能随之参与其中。等委员会参与进来之后，它将毒品贸易纳入“我们的事业”结构之中。这种犯罪行为就相当于将一家公司变为公有制一样。一群高级老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项生意，这种方式能确保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分得一部分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途径那不勒斯的烟草走私案。委员会开始以财团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通过“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来购买运输的烟草货物，这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之前它对海洛因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1974年，扎扎连同几个其他知名的卡莫拉人甚至被接纳进了“我们的事业”组织，这是委员会恭维他们并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垄断黑手党的烟草走私或海洛因贸易。一方面，它只代表巴勒莫省而不是整个西西里岛。大部分的海洛因生意仍然远离委员会的监视而不受其控制。结果就是，黑手党组织中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沆瀣一气，而且成员之间因为猜疑而导致权力关系变幻无常，这种情况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从美国回流来的毒品收入使农民的小房子里装上了金子做的水龙头，公寓楼和海滨别墅得以兴建，巴勒莫迅速兴起的奢侈品店里的货架被一扫而光，遍布意大利和欧洲的合法和非法的企业再次获得了投资。海洛因带来的美元也流人了基层金融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私人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西西里投资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了一倍）并被吸纳进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制高点，与政治贪污金混在一起。有了这些钱，黑手党前所未有地到达了社会阶梯的最高层。
乔瓦尼·法内科尔于1978年抵达巴勒莫的司法官。“法内科尔方法”在两年之内使案件得到了突破，一直深入到“我们的事业”的跨大西洋毒品生意的最里层，发现黑手党与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罗萨里奥·斯帕托拉以及斯特凡诺·邦塔德之间有关联。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在布鲁克林被称作“樱桃山甘比诺”的罗萨里奥·斯帕托拉，是西西里的建筑巨头和纳税大户；斯特凡诺·邦塔德是黑手党前委员会的三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是庞大、错综复杂的婚姻联盟网络之中的一部分。法内科尔还和米兰的地方法官一起处理了一桩诈骗谋杀案，这桩案件极有可能把意大利社会最糟糕一面——政治和金融机构最高层的腐败、黑手党势力影响以及反民主阴谋——公之于众。
这起案件集中在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身上。辛多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控制着梵蒂冈在国外的投资，还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主要资助者。此外，警察当局怀疑他替黑手党洗钱。1974年，辛多纳的金融帝国因受诈骗指控而轰然倒塌，辛多纳逃往美国。1979年，辛多纳在美国委托一名黑手党分子将负责清算他在意大利债务的律师杀害。鉴于大西洋两岸的警察当局已将他包围，辛多纳得到一群黑手党分子的帮助，制造了一起由“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组织的虚假绑架案；“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左翼恐怖组织，而帮助辛多纳的黑手党分子们曾经参与过因泽里洛一甘比诺一斯帕托拉一邦塔德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辛多纳在这些西西里“恐怖分子”手上差不多呆了三个月，他的左腿甚至还在麻醉后挨了一颗枪子儿，以便伪造绑架者欲置其于死地的证据。绑架的真正目的是对辛多纳以前的政治盟友进行变相勒索，希望他们仍然拯救辛多纳的银行从而保护“我们的事业”在该银行的存款不蒙受损失。这个阴谋失败了，辛多纳被他的绑架者“释放”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1986年，他在喝完一杯加有氰化物的咖啡后死于狱中。
1982年夏天，另一位名誉扫地的意大利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卡尔维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是辛多纳的翻版：迅速崛起，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用资金贿赂执政党，金融崩溃之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