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焦对地位巩固的科莱奥内老板们发动惊人的政变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确认了贯穿黑手党历史中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尽管政治影响力很重要，但是荣誉团体的最终权力在于其军事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莱焦在1958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随时准备为了使用压倒性的暴力而付出短期的政治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采用的策略的一个特征。
科莱奥内地区的枪杀和绑架持续了五年。就在莱焦所领导的那批自命不凡的手下即将对纳瓦拉集团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发生于1963年6月30日的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导致了大规模的逮捕并使得西西里岛西部几乎全部的黑手党活动都暂停了下来。莱焦这位“红花侠”最终于1964年在科莱奥内的一座房子里被逮捕。这所房子属于一个老处女，她曾经是被杀害的工会会员普拉西多·里佐托的未婚妻，因此之前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
当64名参与莱焦派和纳瓦拉派战争的人员最终在1969年接受审判时，他们都被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莱焦成为黑手党杀手已经有25年，但他的犯罪记录只留下了一项罪名：偷窃几捆玉米。反黑手党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来对判决做出了批评，指责莱焦及他的部下有恐吓证人的行为，还有法官在评估控方证据时表现出了异常严谨的“无意识”倾向。莱焦似乎在调查和审判期间试图销毁过物证。在纳瓦拉谋杀案现场找到的汽车尾灯碎片曾经在案发当时被证实来自一款属于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几个月之后为了复验打开证据袋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些碎片已经被替换成了另一种型号汽车的尾灯碎片。控方提出上诉反对无罪释放，但当莱焦在二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时，他再一次藏匿了起来。
莱焦及其部下于1969年被无罪释放之后，黑手党又重新开始了活动。此时，一张新的黑手党权势图出现了。假扮警察在拉齐奥大街杀害“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的开枪队伍中有两位是莱焦的顶尖杀手：卡洛杰罗·巴加里拉和“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前者在袭击中被打死并被扔进潜逃车的后备箱里，而后者在本书编写时成为老板们的老板）。黑手党委员会改组不久，莱焦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委员会最初只有三名成员。第一个人是“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一名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稳定关系的重要毒品经销商，也是起草委员会规则的“宪法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之一。第二位是绰号为“维拉格拉齐亚王子”的斯特凡诺·邦塔德，巴勒莫最大家族的老板，也是最著名的黑手党王朝的后裔，他的父亲曾是唐·卡洛·维齐尼葬礼上的护柩者。第三位就是卢西阿诺·莱焦，他经常委托自己信任的副手“矮子”托托·雷依纳代表他参加会议。
三巨头的组成标志着新的委员会与“乔香蕉”在1957年访问西西里后设立的第一个委员会属于不同类型的机构。禁止家族首领在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的规定被取消。毫无疑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成为巴勒莫省最有权势的君子，也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君子”。委员会现在已经不再像布西达在1975年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本地家族老板们与“君子”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杆。实际上，委员会现在正从上而下使黑手党家族重新恢复活动并对其进行重组。当整个委员会于1974年开始运作时，“我们的事业”采取的是等级制的命令结构，多玛索·布西达后来向法尔科内描述的就是这一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问题是来自落后的科莱奥内的卢西阿诺·莱焦是如何在巴勒莫精英群里占据一席之地的。真实情况是，尽管莱焦和马龙·白兰度都将恶名赋予了科莱奥内，但科莱奥内并不是黑手党的“首府”。早在莱焦于1964年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不再仅仅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他将自己的影响力有效地延伸到了巴勒莫。
巴勒莫是莱焦大部分时间藏身的地方。就是从巴勒莫市的肉类批发市场里，莱焦的小型货运公司将其非法屠宰的牛拉走。在巴勒莫，“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为了权力而努力挤进镇议会。在巴勒莫，莱焦的公司出租装满走私烟的摸奖机器。莱焦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主要参战者拉·巴贝拉、布西达、格雷科、卡弗塔奥、托雷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巴勒莫是黑手党的根源所在之地。它依然是荣誉团体权力集中的地方。巴勒莫是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战利品。
莱奥纳多·维塔尔的精神危机
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不只是由高层政治、大生意和战争而构成。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起悲剧事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会叙述到），悲剧事件影响到了生活在黑手党制度统治之下的男女老少，反映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焦虑。
1973年3月29日晚上11点左右，莱奥纳多·维塔尔走进巴勒莫紧急行动小组的当地指挥部，宣称自己正处于宗教危机之中并打算开始新的生活。他32岁，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的“君子”，是十人小头目。在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面前，维塔尔承认了两项谋杀、一次谋杀未遂、一次绑架以及许多轻微的罪行。他还说出其他凶杀案的元凶。他解释了黑手党家族是如何组织的，他所在的家族的成员都是谁并且透露了黑手党委员会的存在。虽然他在组织里的级别很低还不能确切知道到底谁担任委员会委员，但他解释，有一次科莱奥内三巨头之一的“矮子”托托·雷依纳曾经为他的家族和相邻家族解决过纠纷。当消息传到新闻界后，大家都称他为“巴勒莫郊区的瓦拉奇”〔※指的是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Joe Valachi），后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向美国警方出卖了黑手党的内部情报。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
就在维塔尔自首三个星期后，调查官邀请了一个有司法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团队来到尤西卡丹监狱，并指示他们确认这名悔罪者是否足够理智而成为一个可靠的出庭受讯的证人。在此之前，一些迹象明显表明他的精神状态脆弱。当年早些时候，维塔尔因为涉嫌参与绑架而被关押在阿西纳拉岛一周，在此期间他曾经用自己的粪便涂满全身。他向精神病医生作的解释是：
做那样的事情能够有助予以某种方式理解——理解到像那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好的，而其他的事情才是不好的。像那样的事情不会伤害人，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不好的——我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好的。
维塔尔将粪便涂抹全身的行为远比他的言辞更能说明一切，他教育程度很低。尽管维塔尔的口齿不灵，但他向精神病医生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洞悉了加入一个在沉默和死亡的国度里运作的团体组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代价。
维塔尔的叔叔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人，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向他的叔叔寻求缺失的关爱，他的叔叔同时也是他的老板。“他是我的全部”，维塔尔说道。他人生最大的焦虑就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男人。“我相信我是一个同性恋，而且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我。”他在14岁时就不再做弥撒，因为他责怪上帝给他头脑中带来的“丑恶思想”。他成为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他说：“作为对我自己的本性的一种反抗，因为上帝赋予我这些情结。作为对上帝的反抗，因为他赋予了我一种自认为自己不是男人的情结。”
但是，当莱奥纳多·维塔尔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这和任何“情结”都无关。黑手党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维塔尔家族的后代中延续下来，维塔尔的祖先中有一人曾经做过杀手，19世纪90年代还澄清没有为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效力过。当莱昂纳多的叔叔察觉到年轻的莱奥纳多崇拜自己时，他开始遵守家庭传统来考验他的胆量。有一次叔叔问他，“你看到我的双手了吗？它们血迹斑斑，但是你父亲的双手沾染的鲜血更多”。他的叔叔要他证明自己的“勇敢”。刚开始时让他杀死了一匹马，然后在他19岁的时候让他杀死了一个人。他曾被小型的菲亚特500载着经过受害者，然后手持猎枪站在后座上向受害者开火。莱奥纳多得到的奖励就是他的叔叔带他去打云雀，后来他的叔叔又接纳他进入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莱奥纳多参加的入会仪式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手党入会仪式在细节上大同小异，他的手指被塞维尔柑橘树上的刺扎破，树上的苦果自阿拉伯时代就因其精华而受到推崇。
毒死警犬，焚烧汽车，捣毁柑橘果树，杀死一名偷柠檬的小偷，递送画有骷髅头的恐吓信，将炸药放置在办公室里，破坏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到处无所事事闲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莱奥纳多13年来天天从事的敲诈活动，遵从他叔叔的命令对家族地盘进行“征税”。1969年，维塔尔在杀死一名黑手党后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他的叔叔因此才开始向他透露更多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秘密。叔叔告诉维塔尔，委员会确实存在并且最近的一次谋杀也是委员会下令进行的，另外委员会还下令杀害了《时刻》记者毛罗·德·毛罗，这名记者在1970年失踪了。维塔尔晋升为十人首领，但是对维塔尔来说，获得这个职位无非就是能够多分得一些战利品。
维塔尔向精神病医生解释说，通过揭露黑手党的秘密，他从以前的自我和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据维塔尔说，这就像是其他人承担了他的罪行。他重新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并最终确认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向精神病医生讲述故事的更多细节时，医生发现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沮丧、更加难以预测。有一天，他出现时胳膊上满是自虐造成的伤口，接着赤着脚，蓄着长胡须到处乱走，还一边大喊，“疯子，我是一个疯子”。法官们开始怀疑他是仍然处于导致他脱离黑手党的精神危机之中，还是因为迫于压力被迫装疯以便削弱自己证词的效力。精神病医生结束检查后，维塔尔被诊断为“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但专家们还是一致认为他的证词依然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病情并没有损害他的记忆力。维塔尔对精神病医生如何界定他的病情所作的书面反应简洁明了，而且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内心痛苦：
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心理疾病。黑手党＝社会疾病。黑手党政治＝社会疾病。腐败当局＝社会疾病。卖淫＝社会疾病。梅毒，湿疣等疾病＝从儿童期就影响不佳精神状态的身体疾病。宗教危机＝由其他疾病所致的精神疾病。我，在唯一真神的信仰下复活的莱奥纳多，就是这些罪恶的受害者。
这起案件于1977年开庭审理，28个被告中只有维塔尔和他的叔叔被定罪。维塔尔的“半衰弱精神状态”和古怪行为足以使控方辩护大大地减弱。如果这些无罪释放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当局完全忽视维塔尔对黑手党本质所做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见解。维塔尔被判处25年监禁。维塔尔在1984年6月被释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不久之后，当多玛索·布西达出庭作证之后，维塔尔在1973年之前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得到证实。1984年12月2日，星期日，正当维塔尔同母亲和妹妹在做完弥撒回家的途中，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次年，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赛利诺为大审判做准备提交证据来支持所谓的“布西达命题”。文件一开始就讲述了莱奥纳多·维塔尔的故事，他们对故事所作的结论如下：“希望在维塔尔死后他至少能够得到应有的信任。”
一个“左翼狂热分子”之死：佩皮诺·因帕斯塔托
在以“沉重年代”而著称的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民主面临着自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最黑暗的日子。了解并打击黑手党再一次没有成为国家优先处理的问题。1969年12月10日，“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遭遇袭击，这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沉寂数年之后重新开始了活动。两天之后，一枚炸弹在米兰中心的喷泉广场爆炸，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三天之后，一名无辜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进警察局接受有关喷泉广场爆炸案的询问，然而却从米兰警察总部的四楼窗口跌落而死。不久有证据显示新法西斯集团与喷泉广场大屠杀有关联，而且意大利的特工部门的人员也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有关联。激进的左翼团体打起了口号：“这是一次国家大屠杀。”相信颠覆民主的阴谋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他们这群人。毫无疑问，这样的阴谋是存在的，而唯一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这一阴谋渗透进国家机构中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是“紧张策略”：一个旨在为右翼政变做准备的恐怖暴力计划。
这个紧张策略是对左派潜在威胁的直接回应。19671968年间掀起了一轮学生抗议的高潮，由于警察粗暴的回应而被激化。更严重的是，1969年“炎热的秋天”罢工和游行的季节开始了。工人运动有时看起来似乎要从左侧包围意大利共产党。
喷泉广场爆炸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预示了新一轮不稳定和暴力的开始。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几年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最严重的暴行是1980年8月发生在博洛尼亚车站二等候车室的爆炸案，其中85人死亡。但是政治暴力绝不仅限于极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资纠纷，共产党左翼一些积极性很高但争吵激烈的党派开始意识到革命并不像他们在60年代末期预想的那样指日可待。对于左派少数一批激进分子而言，旨在加剧社会冲突和为工人起义做准备的武装行动是减少罢工行动和“国家大屠杀”最恰当的反应。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常被缩写为“BR”）是一个意大利的极左翼军事组织，成立于1970年，最初的成员是一些左翼激进的工人和学生。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宣称“要对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攻击”，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动了许多起著名的谋杀案，受害者有警察、法官、企业家、新闻记者甚至还有被怀疑与“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国家”合作的共产党员。
黑手党自1969年来如何参与紧张策略和右翼阴谋是“幕后论者”最钟情的话题之一。黑手党与它们之间有一至两个明确的关联点。1970年12月，一位新纳粹贵族占领了内政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但他几小时之后却平静地撤退了，市民们有好几个月都不清楚有这件事。后来，多玛索·布西达和其他悔罪者透露说，黑手党的领导层曾被要求参加政变，作为交换条件，某些重要的审判结果将会被修改。1970年夏季，布西达和“小鸟”格雷科甚至跨过大西洋在卡塔尼亚、罗马、米兰和苏黎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莱焦和其他人商讨此事。许多高层老板似乎对这个提议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悔罪者一本正经地指出，当时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若是意大利队杀出重围与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许多“君子”更有兴趣观看电视转播比赛而不是开会讨论一场法西斯革命。黑手党同意参加叛乱，但这似乎只是出于密切关注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