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他害怕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只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抗议说自己是被警察屈打成招的，但后来甚至又撤销了这一指控，法官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因为拒绝作证而起诉如此可怜的人对调查者而言也于事无补。
像六十多年前的圣乔治一样，卡坦扎罗的检察官被迫依靠匿名的消息来源以便勾勒出一幅黑手党战争的战线图。这样的消息来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够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使我们能够梳理清楚一系列随机发生的犯罪案件之间的关系线索。开始审判的时候，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与被告的数量和指控的严重性相比，证据显得十分薄弱。因此，检察官们做了一个明确的请求，要求法官考虑案件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被告的犯罪记录，他们可怕的声誉以及故意破坏证据和恐吓证人的迹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被称为黑手党的组织。
辩护律师争辩道，没有任何足够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模式真实存在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我们无法因为辩护律师做出这样的辩护而去指责他们。他们声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控方律师为了弥补证据的明显不足而虚构出来的。如果黑手党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西西里人对法律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敌对态度呢？
贪污、勾结和恐吓能够向我们解释黑手党分子为什么屡次能够因证据不足而获得无罪判决。对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所作的卡坦扎罗判决表明，司法系统面临的中心问题是黑手党之谜。对控方的证据作了初步评估的预审法官连同主审法官一起都对黑手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是他们没有掌握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事业”的组织可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官僚体制。法官们同样对黑手党拥有适用于全体成员的“规范”和“标准”的任何提议均表示怀疑。主审法官的最终裁决哕嗦地承认黑手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夸大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但他也强调指出，这些社会因素仅仅是“集体犯罪现象”发生的背景。在主审法官心目中，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而是许多独立的互不相干的犯罪团伙，而不管这些团伙是本地的团伙还是走私犯组成的网络。总而言之，意大利的司法系统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黑手党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还是一个模糊的事物，无法被绳之以法。
1969年12月10日晚上6时45分，五个男人身穿偷来的警察制服冲进巴勒莫拉齐奥大街上的一排单层办公平房，并用机枪向里面的人扫射。紧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枪战，其中一名袭击者被打死，他的同伙将其扔进一辆用以逃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伺机逃跑。在撤退过程中，他们杀死了四名敌人，并使得两名敌人受伤，并留下了二百多枚弹壳。警察一到达现场就立刻意识到那位死者就是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他的旁边放着他的标记物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就是“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那位指责布西达发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黑手党分子。
以机枪和逃跑的汽车为作案工具，拉齐奥大街上的屠杀案显然是现代匪徒作的案。屠杀发生在一幢豪华住宅小区的一家新成立的建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所小区兴建于巴勒莫的建筑热潮。然而，“眼镜蛇”谋杀案肯定是一个经过集体决策而执行的谋杀行动，在圣乔治警察局长70年前的报告中就曾提到这个地区出现过类似的谋杀行动。悔罪者透露说，伪装成警察的杀手是巴勒莫及更远地方的不同黑手党家族的代表。
事实上，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1969年底发生在拉齐奥大街上的袭击案是19621963年间战争的最后一次行动，这件袭击案为布西达对事件的叙述增加了可信度。根据悔罪者的说法，对卡弗塔奥的谋杀行动是由“小鸟”格雷科唆使的，因为“小鸟”逐渐接受了布西达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如何发生的说法。“小鸟”格雷科提出要杀害“眼镜蛇”，这一建议也得到了临时召开的黑手党高级首脑会议的同意（黑手党委员会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才重新成立）。因此，由于法官们已经作出令人放心的卡坦扎罗判决并且费尽艰辛界定了“集体犯罪现象”，黑手党决定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麻烦抛掷脑后，继续开展它的工作。
第九章 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起源19701982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一次崛起：卢西阿诺·莱焦19431970
像大多数美国黑手党电影一样，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教父》于1972年在意大利上映时受到批评界的诟病。一位评论家诬蔑它“只不过对意裔美国匪徒的那些老生常谈进行提炼而已”。产生这种观点或许是因为由于一些意大利人对于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将黑手党据为已有而怀有憎恶之情。这位评论家还认为《教父》里关于西西里的片段“愚蠢而又令人讨厌”。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不可否认，美国所有黑手党电影里有关教父在西西里岛的镜头都愚蠢之极。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迈克尔·科莱奥内在科莱奥内小镇的大街上漫步。黑衣裹身的寡妇和贴在墙上的葬礼公告让科莱奥内感到吃惊，于是他便大声地问所有的男人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死了，”他的一个当地的保镖回答道，“因为仇杀。”保镖在说到“仇杀”一词时就好像它意味着某种邪恶的自然力量，一种只是侵袭西西里男人的黑死病变体。
当电影中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拜访他父亲的家乡时，斑疹伤寒症对当地人口的危害要比黑手党的犯罪更大。大约有40人在1947年夏天死于这种病。科莱奥内大街上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被美国坦克轧坏，小镇仍然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即使那些年的谋杀率没有达到《教父》所提到的灾难性水平，谋杀率仍然很高。1944年有11起谋杀，1945年有16起，1946年有17起，1947年有8起，1948年有5起。和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年里黑手党开始复苏并镇压新的一轮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回想起来，科莱奥内的谋杀数据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程度，其中就包括卢西阿诺·莱焦第一次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卢西阿诺·莱焦这个黑手党分子后来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以莱焦为榜样，莱焦最中意的弟子及科莱奥内的追随者——“矮子”托托·雷依纳——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君子”们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就是发生在18811983年的著名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雷依纳的领导下，科莱奥内家族在组织里建立独裁统治，并且几乎使黑手党组织终结。甚至在今天，作为老板们的老板，雷依纳的继任者出生在科莱奥内并受到了卢西阿诺·莱焦的教导。因此，当《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为唐·维托·科莱奥内选择出生地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碰巧才选择了科莱奥内小镇。马里奥·普佐之所以选择科莱奥内，是因为在这座小镇里出现了一批最令人害怕、最强大的黑手党分子。
卢西阿诺·莱焦最知名的几张照片是1974年在巴勒莫出庭时拍摄的。从这些照片中很难避免得出以下的结论：莱焦在当时的场合下决定以白兰度饰演的唐·科莱奥内为模板来展示自己的形象。雪茄烟、长而厚重的下巴以及傲慢的神情，莱焦几乎让人误以为就是唐·科莱奥内；两个人实在是太相像了。事实上，莱焦的相貌在《教父》上映之前就已经臭名昭著。反黑手党委员会对莱焦的分析报告也在电影上映的同年发表，这份文件并不关注像容貌这样轻浮的事情。但委员会却被莱焦的“大而圆的冷面孔”和他的“讽刺、蔑视性”的怒视所惊呆。如果电影里的唐·维托睿智审慎并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黑手党分子喜欢将自己描绘成这副形象——那么与之相反，卢西阿诺·莱焦的相貌则是反复无常的恐怖的象征。然而白兰度厚重的眼睑使其塑造的人物既显得高贵而又矜持，莱焦瞪视的眼球则表明他既凶恶又反复无常。一个悔罪者说莱焦“有一副让我们这些黑手党成员也感到害怕的面容，一点小事就能激怒他，接着他的眼中现出奇异的光芒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保持安静……你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中盘旋的死亡气息”。据同一个悔罪者所言，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名黑手党成员及其情妇之后，还强奸并杀害了情妇的15岁女儿。
但是像许多真实的黑手党人物传记一样，卢西阿诺·莱焦的故事若是以心理学的方式讲述的话就只能沦为关于黑帮的模式化描述。尽管莱焦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但他及其追随者们在“我们的事业”里之所以如此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可怕，而是因为将新老办法结合而重新制定了黑手党的策略。科莱奥内家族制定了一套称霸西西里黑手党的制度，它很适合反黑手党调查刚兴起那些年的新气候。当时国家和公众舆论对黑手党这个问题非常警惕，毒品生意对传统的家族结构施加了新的压力。就像“我们的事业”是西西里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一样，科莱奥内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的事业”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要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制定的，那么我们有必要去追溯科莱奥内家族的发家史，这还要从莱焦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所犯的那些罪行说起。
卢西阿诺·莱焦于1925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盟军于1943年入侵西西里岛后，黑手党再次出现。莱焦当时还是一名小偷，被米歇尔·纳瓦拉吸纳入黑手党组织。圆脑袋的纳瓦拉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黑手党分子当医生的传统历史悠久，比如纳瓦拉就是科莱奥内镇上的全科医生。1946年，在前任被不明身份的人杀死之后，纳瓦拉就成了医院的院长。）通过纳瓦拉的介绍，年仅20岁的莱焦得到了一份工作，在纳瓦拉附近的一所庄园做看守。早在“法西”领导人伯纳迪诺·韦罗未被杀害之前，这样的职位就已经被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控制，并利用该职位走私、偷窃、恐吓劳动力以及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勒索保护费。
1948年，莱焦可能在纳瓦拉的命令下实施了战后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政治暗杀，又一名社会党烈士成为科莱奥内农民的悼念对象。3月10日晚，莱焦用枪威胁着工会会员和反战老兵普拉西多·里佐托出了城，接着强迫他跪下，然后近距离在他头上连开三枪。枪击案发生时，意大利共和国首次议会选举即将举行，这并非只是一个巧合。里佐托的遗骸连同另外两个人的遗骸一年半之后才在60米深的山洞里找到。里佐托的母亲仅凭衣服残片和一双美国产的胶底鞋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尽管帮助莱焦实施绑架的两个人提供了证据并告诉警察当局到哪里去寻找受害人的尸体，但莱焦却没有因为这次谋杀而被判刑。普拉西多·里佐托一直没有坟墓，他只有一个半身塑像，落成于1996年，目前矗立在科莱奥内镇政厅的外面。
莱焦在杀害里佐托不久之后就潜逃了。莱焦在1964年被抓获过，1970年再次消失，1974年最后一次被监禁。作为一名长期逃犯，莱焦在科莱奥内镇获得了“红花侠”的绰号〔※“红花侠”（Scarlet Pimpernel）是英国女作家埃穆什考·奥希兹于1905年写成的小说。故事描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王室和贵族也纷纷遭陷害。英国花花公子帕西化身为传说中的蒙面侠客红花侠，不断潜往法国，出生入死解救受难贵族并将他们送往国外。每次解救成功都会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笺花为记。〕。但是，莱焦远不像“红花侠”这个文学形象那样精神抖擞，他患有慢性前列腺炎和颈椎病，脊椎的炎症迫使他系着皮革矫正器。他精神状况不佳意味着他“逃亡”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昂贵的诊所和疗养地度过的。黑手党分子以这种方式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应该是正常的。甚至像卡洛·维齐尼这样一个肥胖的黑手党领导人也干过这种事情。但是，莱焦几乎一生都在过着这种隐匿的生活，这无疑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科莱奥内家族的所有成员一直以来都是“红花侠”，他们不仅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面前是“隐形人”，而且在敌对黑手党分子面前也是“隐形”的。这种隐蔽性是黑手党新权力模式的一个特征。黑手党老板再也不会在广场附近酒吧的咖啡桌上开庭审理案件，唯一能够体现科莱奥内家族权力的方式就是他们的野蛮行径。
1956年，仍在躲藏的莱焦开始从事家畜饲养生意以掩盖其偷牛的勾当。这是莱焦得以挑战老板米歇尔·纳瓦拉的权威的基础。首先，莱焦恐吓一位纳瓦拉的手下放弃了在家畜公司里的股份。接着，当纳瓦拉的一位高级助手买下了一块相邻的土地的时候，莱焦指使手下在其土地上搞蓄意破坏。之后不出所料，1958年6月，莱焦走在自己的农场建筑之间中了纳瓦拉派来的杀手的埋伏。但他们似乎对他的神枪手的名声有所顾忌，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开枪，莱焦开枪将他们打退，仅仅手部受了伤。
这是纳瓦拉医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两个月之后，纳瓦拉从莱尔卡拉弗里迪乘车返回科莱奥内镇，同行的还有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当他们转弯时，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1900在他们前面挡住了道路。当警察和记者后来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受害者的汽车已经滚落到路的边缘，车上的几十个枪眼让人误认为这是在拍摄芝加哥警匪片。自从普拉西多·里佐托于十年前失踪起，这是第一次成为科莱奥内镇头号新闻的黑手党谋杀事件。现在，莱焦的恶名在科莱奥内小镇内外都传开了。
针对纳瓦拉的行动是一次极为大胆的行动。这位邪恶的科莱奥内医生代表了一种稳定和政治保护，“我们的事业”对此十分重视。纳瓦拉除了做医生之外，他还是科莱奥内农民联合会的主席、农民公会的理事以及这一地区健康保险计划的检查员。纳瓦拉将自己的朋友安置在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半官方机构里，他的一个弟弟经营着一家西西里地区巴士公司，这家公司是纳瓦拉在1943年用遗弃的军用车辆亲自创办起来的。这名科莱奥内医生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也获得了该地区其他黑手党老板们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依赖自己家族内的黑手党手下，他们要么有丰富的经验，要么在美国有关系。虽然他因为涉嫌参与里佐托谋杀案而被在国内流放一段时间，但在被人枪杀之前他甚至还被授予了意大利骑士爵位。难怪该镇的农民都称他为“我们的父亲”。黑手党很少有兴趣允许像莱焦这样的普通杀手扰乱好不容易耐心积攒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威望。
杀害纳瓦拉之后，莱焦领导的那帮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保持他们进攻的势头。到目前为止，生存和胜利指的是同一回事。纳瓦拉死后一个月，纳瓦拉最威猛的三个手下在一次枪战中丧生，这次枪战发生在科莱奥内镇中心，参战人数达几十人。几名旁观者，包括儿童在内，受了伤。科莱奥内因此获得了“墓碑”的绰号。1958年10月，《时刻》在“危险”这个单词标题下整版曝光了莱焦的活动。三天后，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遭到了炸弹的袭击。
莱焦对地位巩固的科莱奥内老板们发动惊人的政变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