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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泰尔去过许多地方，他一直是在一个西西里人组成的世界里打拼。因此，他并非总是能揣测出在更广阔的有组织犯罪的世界里黑手党分子到底有多大的势力。例如，安东尼·丹德烈亚在禁酒法案实行的时候是芝加哥的黑手党头子。尼克·金泰尔认识他，并说整个美国的黑社会都对他产生畏惧。然而丹德烈亚在一场与爱尔兰党棍老板争夺芝加哥市第19选区的控制权的争斗中输了。一战结束时，那个区70％的人口都是意大利人，而在此之前人数最多的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1921年在伴有攻击和爆炸的选举运动中，爱尔兰老板以3984比3603的票数胜出。三个月后，丹德烈亚被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杀死。金泰尔衡量权力的标准只存在于黑手党内部，然而像丹德烈亚这种西西里老板并无法保证在帮派之间的斗争中获胜。
金泰尔在回头看西西里的时候，观点略微有些偏差。主导西西里黑手党的巴勒莫在他看来不如阿格里琴托或是戈尔福海堡的沿海小镇重要。来到北美寻求财富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是来自这种贫穷的小地方；而有权势的巴勒莫人则不怎么有理由离开。
虽然金泰尔的自传有很多局限之处，尽管他讲述的许多细节我们无法单独去核实，但是金泰尔对黑手党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阐释还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他了解美国黑手党的行动法则，因为他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于他对该法则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金泰尔比许多其他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理解黑手党是怎样一直在划分和重新划分一条简单而重要的地盘分界线。作为一个组织，黑手党靠一条分界线把黑手党成员和其他普通、地位低下的民众区分开来。
黑手党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时刻，那就是19301931年的戈尔福海堡战争，这一战争因战争一方由来自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分子领导而得名，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民间故事传说。金泰尔在叙述到这一事件时，见解十分深刻。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禁酒令末期黑手党领导阶层的大部分情况都来自瓦拉奇以及其他美国匪徒对这次战争的叙述，但是许多其他方面尚不为人所了解。
金泰尔的解释，没有被忽略的地方也被严重低估了。他感到戈尔福海堡战争诡异之处的关键在于把黑手党和外界人分开的界限是如何被人操纵的。就像黑手党规则手册上的其他条款一样，“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决定性分界线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西西里岛，但是在美国情况有所不同，原因是在界限之外有其他匪帮，这些匪帮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有相对强大的组织后盾。接下来，金泰尔以其特有的西西里视角向我们讲述了戈尔福海堡战争是如何展开的。
戈尔福海堡战争的军事领袖是1927年才到达纽约的萨尔瓦多·马然赞诺，法西斯镇压下的黑手党逃难者。另一方的领袖是“老板”乔·马塞里亚，当时被认为是老板的老板。这场战争的早期受害人是老一辈的黑手党头子“皮杜”·莫瑞罗——那个制造“木桶尸体”案的匪帮头领，一只手只有一根手指头。1930年，莫瑞罗在哈莱姆东区的办公室被人枪杀。莫瑞罗被害的下个月，金泰尔就从西西里回来了，但他却不能或者是不愿意透露一点莫瑞罗被杀的原因。这次谋杀的动机尚不清楚。
考拉·金泰尔说，他一回到美国就被波士顿的黑手党会员大会选中领导一个代表团去和戈尔福海堡领袖马然赞诺进行谈判。这次会员大会还废黜了马然赞诺的对手——“老板”乔·马塞里亚，并找了临时头领代替乔·马塞里亚做老板的老板。这样做的目的是停止这场动摇整个组织的斗争。
在黑手党战争中，短期时间内，优越的军事力量总是能胜过政治保护和在黑手党组织里的地位。但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组织不会长久。马然赞诺的运动是建立在他可以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巩固其权力的赌注之上的。他拒绝会见金泰尔的代表团，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赢得了政治斗争。随着杀戮的继续，老百姓在交火中受到伤害，巨大的政治压力涌向“老板”乔。据金泰尔说，警察局长明确表示要么停止屠杀，要么面临失去支持的危险。
最终，马然赞诺同意会见金泰尔的和平代表团，并下令把他们带到距纽约135公里远的一栋别墅。马然赞诺迎接他们的时候，周围有重兵护卫，并且腰间还藏了两把手枪。这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军事领袖而不是商人。金泰尔认为他看起来像潘乔·维拉〔※墨西哥著名农民军领袖。〕并称呼戈尔福海堡人为“流亡者”或“土匪”。金泰尔这样称呼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来自西西里或是像墨西哥游击队员，而是因为他们是从纽约各个不同帮派中召集起来的黑手党联盟。马然赞诺的策略是在“老板”乔·马塞里亚的敌人中尽可能拉拢盟友。
和平代表团在马然赞诺的住所待了四天四夜。金泰尔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活着离开。但是处于监视下的他开始确信谈判队伍的其他成员已经倒向了戈尔福海堡的阵营。这意味着整个黑手党组织已经由中立状态变成了支持马然赞诺的状态。戈尔福海堡领袖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和平代表团最终在没有解决冲突的情况下离开。
马然赞诺的军事进攻一直伴随着宣传运动。他抗议说“老板”乔·马塞里亚是个独裁者，他将所有戈尔福海堡的人都判了死刑。在西西里，黑手党分子经常竭力声称他们的行动符合黑手党的惯例。荣誉团体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它的每个成员都善于争辩是非，急于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诠释规则。马然赞诺还痛斥马塞里亚将阿尔·卡彭——一个有拉皮条污点的非西西里人——吸收进黑手党。
在金泰尔看来，卡彭在戈尔福海堡战争白热化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金泰尔声称，“疤面艾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真正成为黑手党的成员。“老板”乔吸收他加入黑手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动摇当时芝加哥黑手党老板的权力。效忠于纽约的马塞里亚而非芝加哥老板的卡彭被授权利用他的手下竞争芝加哥的领导权。金泰尔并没有考虑相对于芝加哥市内其他势力广泛、多种族的黑社会而言，阿尔·卡彭在芝加哥有确切的权力范围。金泰尔一直以来关注的是荣誉团体内部势力的划分。“疤面艾尔”在芝加哥的地位刚一确立，他便开始回头对纽约的黑手党施加影响。在戈尔福海堡战争过程中，卡彭逐渐明显看出“老板”乔在纽约已经彻底没有胜算了，甚至连“老板”乔自己的助手们也都变得不耐烦了。
1931年4月15日，在科尼岛斯卡帕托饭店，戈尔福海堡战争第一阶段结束。“老板”乔和他的助手“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在那儿饱餐一顿后，开始打牌。卢西阿诺去洗手间的时候，他指使一队杀手进来将马塞里亚开枪打死。后来，一名摄影记者为了给现场增加一点嘲讽的意味，在死者手里放了一张黑桃A。考拉·金泰尔怀疑是卡彭和卢西阿诺共同决定把马塞里亚除掉的。因为他们认为马塞里亚太无能了，无法给以后的交易带来必要的和平。
除掉自己的老板后，卢西阿诺向马然赞诺和戈尔福海堡人谈判和平条件。在阿尔·卡彭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讨论马然赞诺胜利意义的会议。除了说场面“无法形容的混乱”之外，金泰尔几乎没怎么谈论这次会议。马然赞诺终于心想事成，成为了老板的老板。他在芝加哥设宴庆祝他的胜利当选，并印制了单价6美元的门票。卡彭分到了1000张，他给马然赞诺寄回了一张6000美元的支票以示顺从。其他老板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后面还有更多的贡品。宴会厅一张装饰华丽的桌子中间摆放了一个大盘子，客人在里面放满了成捆的钞票。金泰尔估计，马然赞诺在这场晚宴中敛集了10万美元。
不久后，在9月10日，这位新上任的老板马然赞诺在派克大街的办公室被装扮成税务局人员的非意大利匪徒刺杀并击毙。他们受雇于卢西阿诺。戈尔福海堡战争到此结束，双方参战领袖都落得了被谋杀的下场。
黑社会的传奇将马然赞诺被杀视为“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完成黑手党“现代化”的时刻。在关于此事的有些传说中，卢西阿诺被说成是罪犯管理顾问。据说他颇具商业头脑，是他根据新型的公司管理模式将黑手党组织从上到下进行重组。有证据表明，在“老板”乔被杀后，马然赞诺试图进行独裁统治。卢西阿诺的回应便是除掉他，再建立更“民主”的领导方式。他成立了由纽约各家族老板和一名局外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金泰尔推测，当时黑手党五大家族早已经存在了）。
后来回忆戈尔福海堡战争的大多数匪徒说，马然赞诺被害两天内，在卢西阿诺的命令下，整个美国就有20、40、甚至90名西西里黑手党分子被除掉。这就是有名的“油脂球”〔※对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血统的美国人的蔑称。〕或“八字胡皮特”〔※指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成员。〕的清洗运动；黑手党的现代化显然要根除这些落伍的西西里人。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是，马然赞诺被杀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能够证明黑手党组织内部曾经进行过大规模跨国性清洗运动。被告知有20、40、甚至90名西西里人被杀的低级黑手党党徒显然没看报纸。被人多次重复的关于“八字胡皮特”清洗运动的传言是虚构的。
而认为西西里黑手党“落伍”的想法则是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老板”乔从巴勒莫带到纽约的犯罪才能现代得足令他建立可持续长达20年的事业。戈尔福海堡战争的短期胜利者马然赞诺比他更晚来到纽约。他在美国迅速掌权不仅证明了西西里事态仍对美国黑手党有影响，还证明了“八字胡皮特”可以轻易地应对“大苹果”〔※纽约市的别称。〕的挑战。也就是说，把美国匪徒的现代化和保守的西西里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并不适用于19301931年发生的事件。
金泰尔对戈尔福海堡战争结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成立委员会并非卢西阿诺的主意。“老板”乔·马塞里亚被杀后，在那次“无法形容的混乱”会议期间，这个想法就已经被提了出来。金泰尔似乎并不把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根本性的特殊创新。显然在一战前，美国就已经存在高级黑手党的协商会议。“君子”永远在摆弄组织的规则和结构。有可能委员会的设立就是另一个修改组织结构的例子。
在金泰尔看来，马塞里亚和马然赞诺既不比之前的黑手党头领更独裁，也不比他们更守旧。在西西里，黑手党头子在被除掉之前和之后都会受到诽谤。他们该死是因为他们要么太贪心、要么太专制、太无能或是太守旧。他们的杀手大概会这么说。为了处决这些头领，黑手党分子不得不编造一些理由将其行为合法化，而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被同样的权力和恐惧动机所驱使。黑手党战争中的胜利者也爱把他们掌权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31年发生在纽约的事件看似也是如此。
尼克·金泰尔很精明，他不会相信这种内部宣传。他说，除掉马然赞诺之后，卢西阿诺才真正进入所谓的黑手党领导层，成为委员会成员之一。显然卢西阿诺在这之前早已有很大的势力，并且是“老板”乔·马塞里亚权力基地的关键人物。于是，就像卡彭之前那样，卢西阿诺是被邀请来平衡荣誉团体相对狭窄圈子里权力斗争的外部力量。“幸运小子”与犹太、爱尔兰有组织犯罪组成的更大范围内的黑社会有人际往来，这是他带给黑手党内部的关键资源。
尽管如此，马然赞诺的死还是可以被看作美国黑手党成为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组织而不是西西里人组织的标志。因此，美国黑手党今后只有当其事务影响到西西里事件时才会在这本书中出现。但是，尽管这样，黑手党的美国化并不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并不是与旧大陆传统方式的彻底决裂。随着那不勒斯人和意大利其他南部地区的人的加入，黑手党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了。意大利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这两个组织逐渐分离，但是美国黑手党分子始终承认自己的名声得自最初的黑手党，而且大西洋两边依然存在很强的家族和商业联系。1931年之后，美国荣誉团体成员的核心还是西西里人。在美国有些地方，西西里的主导力量丝毫没有受到威胁。例如，在布法罗，来自戈尔福海堡的斯特凡诺·马加蒂诺统治了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1974年去世，马加蒂诺一直是布法罗的黑手党老板。在那些像卢西阿诺、卡彭之类的禁酒令时期的年轻主力离开以后，西西里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美国黑手党的特征。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西西里黑手党还是美国黑手党，他们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同于其他人类，甚至不同于其他犯罪分子。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西西里人，成为“君子”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超越了社会的是非标准。
在禁酒法案最终废除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大萧条时期四年了。有组织犯罪能在变动的时局中挺过来，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赌博业。尼克·金泰尔加入了这一新兴产业，成为曼哈顿意大利居民区一个赌场的合伙人。
但是禁酒令结束时，国民情绪对有组织犯罪也变得麻木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西西里，如果不与政界建立关系的话，黑手党就无法存在。1932年在芝加哥民主党的国民大会上，弗兰克·科斯特洛在豪华的德雷克旅馆和曼哈顿第11会区的领导合住一套房间，而“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纽约第2会区的民主派领袖合住另外一套房间。但是和二战前的意大利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的权力竞争更开放，于是通过讨伐罪犯建立政治事业如同利用匪帮拉拢选票同样简单。禁酒令结束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好莱坞影片准确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众态度以及政治策略上对待黑手党的转变。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制作了警匪片《小霸王》（1931）和《疤面煞星》（1932），好莱坞开始制作歌颂执法官行为的电影。在《国民公敌》（1931）中饰演一名恶棍的詹姆斯·卡格尼在《执法铁汉》（1935）中成为联邦调查员。在纽约，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于1933年当选为市长。他开始把弗兰克·科斯特洛的非法赌博机从纽约驱逐出去（科斯特洛并没怎么受到影响，他把赌博机运到新奥尔良，当地参议员休伊·朗邀请他一起分享其赌博收入）。
1935年，托马斯·E·杜威被任命为纽约特别检察官，这件事令纽约的犯罪团伙大为头痛。杜威由于成功打击了匪徒并宣传得力，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但都败选。1941年，他当选为纽约州长。
新的打击匪徒运动中也有一些有名的受害者。卢西阿诺的一名助手、哈莱姆的彩票赌博之王亚瑟．“达基·舒尔兹”．弗莱根海默成为众矢之的。他需要支付的诉讼账单越积越多，因为他要雇佣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以反驳杜威对其偷税的指控。弗莱根海默的政治庇护者向其索要更多的钱来应对革新派候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