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非常畅销。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察者一开始就指出，瓦拉奇算不上是美国黑手党。他不过是个小卒而已，不会参与黑手党组织内部高层的讨论。相比之下，那个伤心、孤独的老先生考拉·金泰尔进入了犯罪精英圈。他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所有最有名的黑手党老板密切合作过：“老板”乔·马塞里亚、阿尔·卡彭、“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文森佐·曼加诺、艾伯特·阿纳斯塔亚、维托·吉诺维斯。令人吃惊的是，考拉·金泰尔用意大利语作的证词至今未被翻泽，西西里半岛以外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几乎不为人知。
金泰尔的故事发生在普通西西里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大背景下。但是，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民族荣誉感薄弱，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帕尔马来到埃利斯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意大利方言。“意大利”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只是个抽象名称。在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的交流中，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们将故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美国，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比如庆祝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由欧洲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当天正是哥伦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从而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意大利身份。
意大利裔美国犯罪分子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他们融人美国社会则是更血腥、更不择手段的过程。到1920年为止，单在纽约就有100万意大利裔人。不用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犯罪分子。但是社区日益增长的财富提供了过多的经济犯罪机会，还加强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匪徒之间的紧密联系。街头彩票兑奖活动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区如同过去在意大利数百个城市一样流行。意大利南部的食品也成了他们的争夺目标。他们使用暴力威胁以便从食物交易中牟取利益，如同西罗·特雷诺瓦垄断洋蓟进口生意一样，意大利裔黑手党分子企图控制从欧洲或者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橄榄油的交易。
意大利人还成为纽约码头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1880年，纽约95％的码头装卸工都是爱尔兰人。到了1919年，已经有75％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东区和布鲁克林尤其占有优势。布鲁克林的红钩区——完全是意大利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是一个犯罪组织所在地。码头的运作机制包罗万象、残暴无情、获利高。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恐吓丁人以确保他们对工人招聘的垄断。他们贿赂轮船及码头搬运公司的管理人以确保对工作机会的垄断。他们还通过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城市民主俱乐部——只不过是犯罪集团的一个幌子——确立了政治庇护。走私、抢劫、敲诈肆虐。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多官员来自同一个血缘家族。他们得到了由艾伯特·阿纳斯塔亚和文森佐·曼加诺这类人操纵的极其残酷的保护体制的支持。
考拉·金泰尔出生于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个硫磺矿镇。190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他才18岁，还是个有极强自我价值感的粗暴青年——这是黑手党分子典型的基本要素。他来到堪萨斯城，在那里开始了叫卖推销布匹的工作。他是以骗人的手段销售产品的：他当做亚麻卖的布匹根本不是真的，除了少量的样品以外。
通过他的工作，金泰尔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人际联系，博得了一个能照看自己和朋友的精明少年的名声。21岁时，金泰尔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3年后，已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他回到西西里的家乡。在回美国继续他在黑手党组织的事业之前，他成了家并有了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了西两里岛。
1915年，金泰尔来到匹兹堡，招募了十个年轻恶棍。这些恶棍只效忠于金泰尔本人，不受当地黑手党头目的控制。这些人将成为金泰尔崛起的工具。金泰尔发现匹兹堡这座钢铁之城里的荣誉团体从属于一个来自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匪帮，他们的势力基础是水果蔬菜批发市场。金泰尔轻蔑地称呼他们为“卡莫拉分子”，他发现连黑手党头子也代表这些“卡莫拉分子”向西西里社区收取保护费（金泰尔想到了那不勒斯的卡莫拉组织——一个组织相对松散的犯罪团体）。
金泰尔很快在匹兹堡名声远扬。他和一名同伙因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酒吧处死一个人而引起了轰动。受到这次成功行动的鼓舞，金泰尔决定利用西西里老板的屈服来对付卡莫拉分子。他的年轻恶棍展开行动：一系列迅速有效的谋杀将那些来自意大利大陆的人拉到了谈判桌上。在金泰尔的召集下，双方首领会面。金泰尔公然威胁卡莫拉分子说，如果他们胆敢再冒犯一个西西里人，他就会对他们发动全面战争。金泰尔以这种方式羞辱了卡莫拉分子，而卡莫拉分子顺从地屈服于西西里人的统治。“从那晚开始，匹兹堡及其周边城镇的卡莫拉组织就不复存在了”，金泰尔如此断言。不久之后，金泰尔派人开枪杀死了匹兹堡的黑手党老板，并用豪华棺材将其尸体运回西西里岛。考拉·金泰尔使自己变成了匹兹堡的意大利裔犯罪组织的老板。在此过程中，他对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和意大利化作出了早期的贡献。
尼克·金泰尔事业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在地域上的流动性。他多次从一个黑手党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先是费城和匹兹堡，然后是旧金山、布鲁克林、堪萨斯城，后来又回到布鲁克林。金泰尔称呼这些团伙为“bate”，在意大利语中，指黑手党起源地巴勒莫附近的郊区城镇。
每变换一个“城镇”，金泰尔都需要阿格里琴托的一位高级老板为他写一封推荐书。这类信件或电报一般是以品德证明信的方式，就像是申请一份普通工作一样。很明显，故国意大利的黑手党对他们美国的支派开具这种必要的身份证明是很重要的。意大利调查官有足够证据证明这种证明机制至少持续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金泰尔描述了一幅美国各大黑手党组织是如何在禁酒法案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协调他们之间活动的动人场面。对持异议的头领的死刑判决将会通过一个团体传递给这个地区所有其他的团伙。一个只有几名高级老板组成、选举出来的“议会”作出最重要的决定。稍微大一些的“会员大会”将选举头领并讨论处死黑手党分子的提议。这类会议最多可有150人参加，包括美国的所有黑手党老板及其随从们。金泰尔不愿意称此类会议为“法庭”，并严厉批评会员大会后的一些“司法程序”：“大会成员几乎全是文盲。擅长演讲是唯一能在大会上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手段。你越擅长演讲，听你讲话的人就会越多，也就越能把那群乡巴佬往你所希望的轨道上去领。”
纽约在整个黑手党组织关系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哥谭镇”〔※纽约市的别名。〕的黑手党老板几乎一直是所有老板的老板。他的助理们经常会在召开高级首脑会议之前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在召开首脑会议时再把他们的决议告知大家罢了。
金泰尔自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压力。他会因为偶尔身体上的毛病和脑力衰竭回到家乡休整调养。回家的旅途并不总是安宁的。1919年有一次，一位敌对政治派系的人被枪杀之后，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躲避起来的几个月里，他受到一些美国客人的访问。他们是“皮杜”·莫瑞罗以及还有被乔·彼得罗西诺中尉认为和1903年那起“木桶尸体”案有关的匪帮残余分子。他们被纽约的新老板判了死刑，迫切需要金泰尔的调解。金泰尔树立起了一个巡回调解员的名声，能够在黑手党各个帮派之间化解危险争端，当然这需要胆识过人，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建立外交关系是他游走于整个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最后大多数的匪徒都被赦免了，但这只是因为纽约老板自己被人枪杀并由矮胖、狂妄的乔·马塞里亚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人后来被简称为“老板乔”。
被困在西西里，金泰尔无法贩卖在禁酒法案颁布之前刚刚囤积起来的威士忌酒。但是很快他就把他在酒精产业中应该获得的利润份额给取走了。他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做批发理发店用品生意的公司。这个生意是一个幌子：他可以以制造修脸润肤水为由弄来大量纯酒精。金泰尔还从事非法酿酒所需要的玉米和葡萄买卖。
禁酒令意味着贩卖私酒，而贩卖私酒使最蛮横、最聪明的多种族年轻匪徒活跃起来。从尼克·金泰尔看不到的大局来看，贩卖私酒的罪行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意大利裔美国人身上。不过除了少数极为经验丰富的人之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最有名的意大利裔美国私酒贩子和匪徒都很年轻，而且他们有的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他们的发达和黑手党的意大利化、美国化密切相关。
萨尔瓦多·卢卡尼亚出生于一个叫做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硫矿镇。1905年他9岁的时候离开了西西里岛。长大后，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家乡话。18岁的时候，他因第一次严重罪行而被判有罪：非法拥有毒品——他既吸毒又贩毒。禁酒令使他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匪徒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阿诺。他的绰号及其脖子周围令人不安的巨大疤痕都是一次他差点被其早年的敌人砍死而得来的。卢西阿诺一开始就很善于和来自其他背景的罪犯打交道，比如与迈耶·兰斯基密切合作。
被称为“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弗朗西斯科·卡斯蒂利亚——卢西阿诺的合伙人之一——是另外一个例子。科斯特洛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大陆的“脚趾”处的科森扎附近；西西里黑手党从来没在那个地区招募过成员。4岁的时候，科斯特洛被家人带到哈莱姆东区。1908年科斯特洛因为袭击他人而轻微触犯法律，但是由于是初犯而没被定罪。1914年，科斯特洛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他娶了一个非意大利女人，并开始踏上了与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犯罪生涯。和生意合伙人亨利·哈洛沃兹一起，创办了哈洛沃兹用品公司生产丘比娃娃、剃刀片以及赌博用品。后来，科斯特洛成为纽约老虎机之王。
黑手党最有名的匪徒之一阿尔·卡彭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威廉斯堡，父母是那不勒斯人。和卢西阿诺一样，卡彭曾经也是五点帮会的成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彭来到芝加哥成为持枪歹徒，并爬到当地黑社会的顶层。他的芝加哥黑手党有意大利人，但也有像“骆驼”默里·汉弗莱斯和“高尔夫球袋”山姆·亨特一样来自其他地方的人（美国的黑社会可能不像西两里人想的那样黑暗得吸引人，但它确实留下了一些古怪的绰号）。卡彭玩弄女性并喜欢抛头露面，这两点都是西西里岛黑手党分子所不齿的事情。
身为商人的卡彭更像一个人脉沟通者，而不像许多关于他的故事片想象的那样是个“犯罪执行人”。他和卡车交易商路易斯·利普舒尔茨做生意贩卖私酒，每笔生意五五分成。或是和弗兰克·波普一起管理霍桑香烟店的赌窟。或者和路易斯·康斯蒂诺一起经营哈莱姆酒馆，这实际是位于斯蒂克尼的一问两层妓院。
卡彭可能最出名的是1929年情人节大屠杀的幕后指使人，尽管从来也没人能证明他与此事有关。七名与之作对的帮派成员在芝加哥克拉克北街2122号的车库总部遭到屠杀。卡彭手下的恶棍装扮成警察，佯装搜查，让他们靠着墙排成一排。然后另外四个人带着机关枪进行扫射。七名受害人中，有一名牙医，另外六名被怀疑是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意大利人。
在禁酒令将要结束的时候，像卢西阿诺、科斯特洛和卡彭这种在西西里岛之外和意大利居民区有牢固关系的人才能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加快美国化进程。考拉·金泰尔又一次对这一过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所有黑手党分子撰写的自传，金泰尔的自传同样也不例外。大多数黑手党分子一生中都在试图拼凑他组织内部所获得的信息碎片，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老板通常总是神秘莫测，小心翼翼地对信息实行控制，对于谁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安排。因此，没有一个黑手党分子对任何形势有全面、可靠的把握。由于这种信息控制，金泰尔的自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