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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春，韦罗听说战友洛伦佐·帕尼宾托，一名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小镇的农民领袖，在家门前台阶被枪杀之后，韦罗绝望地给一位朋友写信：
你看到他们对可怜的帕尼宾托做了什么吗？牧师、黑手党中的二领主已经起来攻击合作社了。现实如此可怕，我沮丧得要疯了。每次看到左腕的伤疤，我仿佛就看见了两具尸体：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战友帕尼宾托。我必须离开科莱奥内，这里的黑手党已经宣布我是叛徒。我还能做什么呢？是把自己变成罪犯，带着子弹和炸药去报仇？还是像个度假的死囚犯一样，等着被杀？
麻烦继续纠缠韦罗。科莱奥内农民合作社的财务主管因诈骗被捕，并谎称受到韦罗的指使。（然而有力证据显示，这名财务主管受到兄弟会的支持。）尽管现在不再有人猜疑韦罗故意违法犯罪，但是他似乎在监管合作社的财务方面确实过于轻信和松弛。他还是被捕了，在监狱里蹲了两年，最后被还押候审。
1913年韦罗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依然背着诈骗的罪名。在韦罗的敌人看来，韦罗已经潦倒不堪。韦罗沦落到靠卖酒和意大利面过日子的地步。但是，韦罗一心打算等到罪名洗清之后，再重返政界。农民对韦罗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们请求韦罗在地方选举中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农民现在终于有了选举权，1912年开始的男性普选制是用民主手段争取公正和平等前所未有的机会。韦罗知道他面临的危险。他经常和朋友说，黑手党迟早要杀掉他，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打败他。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接受农民的请求。1914年，他势不可挡地被选为科莱奥内镇长。
1914年至1915年初，韦罗的政治生活主要受到一战的影响。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人一样，韦罗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在过去的20年里，科莱奥内人民似乎曾三次处于为自己争得一个更公平未来的生死关头。1894年，“法西”遭到军事管制法的镇压；1910年，他们的合作社受到阴谋和暴力的钳制。现在，在基础更深厚的民主到来之时，他们的希望又因征兵制而落空。意大利最终于1915年5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此以外，这段时间也是韦罗个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月。孤身一人多年后，这位流浪的活动家安定了下来，他的生活伴侣（他俩在思想上反对婚姻）生了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为朱塞平娜·贝斯·乌马纳，意即“约瑟芬人类和平”。1915年秋，那个令他担忧的诈骗案的审判终于即将来临。和有关律师谈过之后，他对自己的胜算很有信心。
1915年11月3日下午，天顿时昏暗下来的时候，韦罗离开科莱奥内镇政厅。他拐弯往特里布纳街走去时，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到达一段延伸至街道高处的四级台阶时，一颗子弹从马棚飞过来，打中了他左臂腋下。他踉跄几步，转过身，掏出他的布朗宁手枪。他开了一枪，但是没打中人，然后枪就卡壳了。又有五颗子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打中了他。摔倒在泥里时，他可能已经死了。
其中一名杀手冷静地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好像是跪在韦罗腰背部。他用手枪瞄准受害人的头颅底部开了四枪。然后他把枪口对准韦罗的太阳穴，又一次扣响了扳机。尸体的惨不忍睹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大多数全国性报纸对这件残忍的凶杀案的报道仅有几行字。西线、塞尔维亚及意大利东北边界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全国民众的关注焦点。
1900年圣乔治的大审判失败以及1904年帕里佐罗和丰塔纳被判无罪后的很多年里，要激发人们对反对黑手党斗争的兴趣无比困难。意大利的公众意见既消极顺从又疑心重重。听到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新闻，人们的态度既冷漠又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莱奥内镇长的死亡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没人会为此承担责任。
甚至审讯中提供的惊人证据也没能吸引足够的公众关注。在韦罗的个人资料中，警方发现了一份他亲手写的证词，这给韦罗充分反映了西西里一段戏剧性历史的一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韦罗的死后坦白书。他讲了他加入兄弟会的全部真相——这个秘密他之前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并详细论述了科莱奥内的黑手党是如何运作的。发现这份文件的警察都断言韦罗绝对正直并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认为，如果韦罗在生前就揭露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真相，他早就被杀害了。
正如所料，尽管该谋杀案有其高度的公众性，没有一个人被定罪。几天后检察长撤回证据，声称他觉得证据并不可靠．审判因此结束。审判的失败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可以信赖的证人一旦摆出“荣誉团体”存在的事实就会变得不再可信了。
兄弟会有充足的理由刺杀伯纳迪诺·韦罗。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杀他。警方后来推测，黑手党担心韦罗会趁诈骗案审判的机会揭露他所知道的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真相。当地黑手党家族有可能还会想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能会减少公众对该谋杀案的关注。过去那么多年，兄弟会曾试图接纳韦罗、贿赂他、在政治上击败他、诽谤、恐吓他。显然，到了1915年，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即使是在他们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黑手党在没准备好承担后果之前，也不会随意除掉他们想杀的人。任何一次谋杀都要考虑风险，而要谋杀像韦罗这样一个在科莱奥内镇周围都有很多热心支持者的有势力的人，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不幸的是，似乎在这次行动中，黑手党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
韦罗绝非农民运动中最后一名殉难者。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出现了大批黑手党展开的政治谋杀。用来对付科莱奥内“法西”组织的策略再次被使用。一旦荣誉团体无法渗入农民组织或是提不出更可行的办法时，它就会以恐怖手段对付他们。大概在韦罗倒下的同时，黑手党的政治牺牲品中还有5名勇敢、正直的牧师，他们的名字值得被记录下来：1910年，圣卡塔尔多，唐·菲利波·迪·福蒂；1916年，西亚古力，唐·乔治奥·吉纳罗；1919年，瑞萨塔纳，唐·科斯坦蒂诺·斯特拉；1920年，蒙雷阿莱，唐·加埃塔诺·米尔仑西；1920年，吉贝利纳，唐·斯特凡诺·卡罗尼亚。新出现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天主教并非完全没有察觉黑手党存在的事实，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17年，科莱奥内的农民在纳斯科广场建造了一座伯纳迪诺·韦罗的半身像，每天早晨会有劳动者在那里聚集，希望能被二领主雇去工作一天。韦罗的塑像向上仰视特里布纳街，这条街正是他被杀的那个地点。1925年，半身像被盗，再也没被找回来。1992年，巴勒莫一名年轻勇敢的左翼市长又造了一座半身像，希望使得这个城镇的居民能够记住黑手党所犯下的罪行。在遭到几次恶意破坏后，纪念雕像最终在1994年7月被毁掉了。黑手党是在向世人强调，黑手党的受害人就是在死后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
“心脏上长毛的人”〔※一个典故，取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沉睡多年，醒来之后发现身上长了长毛。这表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心脏来表达情感了。后来，人们使用“心脏上长毛的人”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冷血无情。〕
1925年1月，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议会中站起来为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暴力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并发动了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行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不再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政权。一年之后，这个新独裁政权发起一场打击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战争来炫耀它的权力。
甘吉包围战，是战争的开场秀，发生于1926年1月1日，当时鹅毛般的大雪落在马多涅山上。前几天警方和意大利宪兵组成50人的流动分队，逐渐形成一道警戒线，逮捕了所有被怀疑和匪徒有勾结的人。这道警戒线和寒冷的天气迫使匪徒们退回甘吉，那里是他们的总部。警方占据了山头及附近一些战略要点。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卡车和装甲车封锁了下面的通道。然后，大批警察和少数穿着黑色衬衫的民兵沿着又窄又陡的道路向甘吉前进。
从它所处的马多涅山上的位置可以俯视整个西西里中部的全景，高耸孤立的甘吉看似坚不可摧；晴天的时候，从整个半岛东部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埃特纳火山的轮廓。在当地，匪徒首领被称作“行政长官”或“警察局长”。他们势力强大，甚至成功说服镇长拒绝接受政府街道照明设备的补助金，声称实际上镇上陡峭的小路在黑暗中更安全。
现在镇上错综复杂的小道上灯火通明，而且路上很多穿制服的人搜查、占领房子，逮捕了很多人。许多被通缉的人躲进当地一个建筑工人造的密室，他是设计隐蔽墙和假房顶的专家。只有少数甘吉人冒险潜入雪中，为躲起来的人传递消息、找寻食物。其余的都挤在家里，门和窗户都上了闩。
1月2日早上，第一名投降的匪徒从他的藏身之处走出来。“马多涅之王”盖伊塔诺·法拉雷洛，现年63岁，自从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及其情夫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逃犯。那大概是半辈子之前的事了。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从偷牛、土地管理到敲诈勒索，并获得免于当局干涉所必需的政治保护。他对人说，他不会向警方投降，只会向镇长投降。
在镇政厅，镇长命令包围的军队坐下等待法拉雷洛出现。镇长发现法拉雷洛身材高大，带着军人的神态，族长式的长胡须一直留到腰部。这名盗匪把他装饰性的拐杖摔到桌子上，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声明：“我的心在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律面前。我自首是为了使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们重新获得宁静祥和。”几天后，法拉雷洛在狱中跳下楼梯井自杀身亡。看起来，此事没有牵涉到其他人。
军事行动还在继续。任何人不许出入甘吉，警方还想出一系列旨在侮辱藏匿起来的匪徒们的花招。没收他们的牛；在镇广场屠宰他们最英俊的牲口，并廉价出售。他们扣押人质，甚至不放过妇女和儿童。警方人员在匪徒们的床上睡觉——还有谣言传说——凌辱他们的女人。街头公告员被命令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敲着腰间笨重的大鼓，嚷道：
甘吉人民注意啦！巴勒莫区长切萨雷·莫里大人已经给镇长发了电报，命令把他的声明公布于众：
我命令本地区所有逃犯在此最后通牒下达12小时之内向当局自首。一旦过了最后期限，我将对他们的家人、财产及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的任何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切萨雷·莫里是墨索里尼选来指挥有组织犯罪打击活动的人。这个最后通牒表明了一种典型的姿态，公开地把甘吉行动变成了与罪犯的直接冲突。
包围行动展开时，莫里在巴勒莫，监督新闻界认可他的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1月10日，由于匪徒依然藏匿在镇里，莫里亲自来到甘吉宣布解放这个城镇。城镇广场装饰着花彩，乐队演奏着军队进行曲。海报上展示着墨索里尼发给区长的贺电。“我表示衷心的满意，并鼓励你继续完成任务，不用考虑任何人，无论其身份高低。法西斯主义已经治愈了意大利的许多伤口。它将烧灼西西里犯罪这个痛处——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炽热的烙铁。”
如果被法西斯控制的报界可以相信的话，演讲当时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的。年轻的巴勒莫法西斯主义领袖阿尔弗雷多·库科，一个身穿黑色衬衫，戴着皮头盔的身材矮小的眼科医生，昂首阔步地带着邀请来的领导走过来，他们应和着领袖〔※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观点。最后，莫里走了上去。他刚度过54岁生日，如果说他的长相不是很出众的话，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他体格健壮，声音低沉。他喜欢多年来在西西里打击犯罪斗争中所获得的绰号：“铁血区长”、“心脏上长毛的人”。他穿着整洁的套装，并精心挑选了笨重的军靴和厚厚的长围巾与之搭配，这样打扮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样一条信息：我是个实干家、罪犯的仇人。当天，一名藏匿的暴徒恐吓说要杀死他。
莫里的演说比之前的演说要直言不讳得多。他认为自己对西西里人讲话时使用的语言是西西里人使用的基本的道德语言。
人们啊！我不会放弃战斗。政府也不会放弃战斗。你们有权力从这些恶棍中解脱出来。这场军事行动将会继续，直到整个巴勒莫省获得拯救。
政府将通过我最大限度地履行它的职责。你们也必须尽一份义务。你们不畏惧枪炮，但是你们却害怕和“警察”有联系。你们必须习惯于把这场打击犯罪的斗争看作是每个正直公民的责任。
你们是善良的人民。你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你们拥有正常的男子解剖学上的特征。所以你们是男子汉，不是懦弱的绵羊。保卫自己！让我们进行反击！
莫里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给高级品种的家畜听的。他到底有没有发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那篇演讲还是个疑问。即便这样，这些话还是代表了被派去实施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独裁幻想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几天后，包围结束；130名逃犯及300名从犯被捕。
军国主义、坚决、强硬、壮观：人们对甘吉包围战的记忆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机器所希望人们能够记住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故意以这种方式开展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斗争。20世纪80年代，黑手党叛变者开始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招供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黑手党对法西斯主义时期也有相似的记忆。卡塔尼亚的“君子”安东尼·卡尔德龙1986年成为黑手党的叛徒。他表明，在法西斯倒台40年多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仍然是黑手党民间回忆的一个创伤。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式发生了变化。黑手党的日子很艰苦。很多人被送往监狱岛，说不准要在那里待到哪一天……墨索里尼、莫里，那些掌管正义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未经审判就让黑手党分子在国内流放5年，这是最长时间的流放时间。5年结束后，他们颁布一项法令又判他们5年。事情就是这样。一项法令！另外5年……战争结束后，黑手党几乎荡然无存。西西里的家庭全被拆散。黑手党就像一种他们不再种植的植物。我的叔叔路易吉，他曾是黑手党老板，一个有权势的人，却最后沦落到靠偷盗养家糊口。
卡尔德龙的叔叔路易吉遭受这些屈辱的时候，卡尔德龙还只是个小男孩，尽管年轻人听到的故事有所有家庭记忆的简单性，这些故事还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以甘吉包围战为开端的法西斯主义镇压给一些积累了多年与黑手党作战经验的警察和法官提供了发动攻势的机会。黑手党损失惨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送进监狱，有些经过了审判，有些没有经过审判。黑手党组织中其余的人则进入“休眠”状态。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他们解决了黑手党这一问题。但是就像墨索里尼所说的大部分话一样，其实这只不过是瞎吹牛罢了。尽管墨索里尼对信息的控制仍然使历史学家很难了解真相，关于“心脏上长毛的人”——黑手党最恐惧的敌人——的真实故事必然比法西斯宣传和黑手党记忆所反映的更黑暗、更复杂。
切萨雷·莫里的父母在他7岁时才认领他，在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