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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博洛尼亚裁决引起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政治反响。在“人民的心理学家”朱塞佩·彼得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支持西西里”委员会，他们对帕里佐罗的定罪表示“公愤”，认为这是对整个西西里岛的一次攻击。有20万人签字表示支持。
当事态周期性地在国家层面上对黑手党不利的时候，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又诉诸于此类的请愿活动，甚至开始制造西西里呼吁独立的声势。这一战术是为了在西西里岛激起一种强烈的“西西里主义”情感。在诺塔巴托洛一案审判期间，新闻界确实有一些有偏见的干预。“西西里是意大利脚上的一颗毒瘤”，一名评论员这样宣称。这些年，还有一些学术家认为意大利南部人是一个落后的种族，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脑袋，天生就有犯罪倾向。
更为重要的是，帕里佐罗所说的他的“殉难”导致了“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背后保守主义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强强联手。“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这一组织不单单是黑手党的前锋组织，甚至还是规模扩大了的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游说闭。帕里佐罗的案子正处于西西里重要的右翼政党在罗马不再有影响力的时候。现在自由党政府甚至还对社会党表示友好。“支持西西里”委员会是保守党对他们觉察到的无权力的回应。这一施压团体并没有持续很久，但是他们确实想方设法让政府倾听了他们的意见。这种团体的组合可以是任何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博洛尼亚审判的撤销很可能就是向团结在“支持西西里”周围的势力以示友好的表示。
1903年9月5日，此案在佛罗伦萨再审，此时距泰尔米尼一巴勒莫火车杀人案已有十多年了。这次只有丰塔纳和帕里佐罗站在被告席上（那些在博洛尼亚被宣判无罪的人，包括火车上的刹车手不需要接受第二次审判）。然而，佛罗伦萨审判只比上一次审讯短了两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与上次相似。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律师们确实传召了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新证人。据说马特奥·费利佩洛就是那个代表维拉巴泰黑手党家族和帕里佐罗保持联络的人。1896年，他在一场被认为由瓜分谋杀诺塔巴托洛所获得的报酬所引起的争端中受伤。巴勒莫早期还有传言说他也是凶手之一。
费利佩洛受到拘捕的威胁后，才肯出庭聆讯。在佛罗伦萨，他曾因恐吓另一名证人并假装发疯而被逮捕。在本该出庭的前一天，他失踪了。他在圣十字教堂附近的寄宿处被发现在楼梯栏杆上吊而亡。经调查鉴定为自杀。
但时至今日，公众舆论对此案件已经变得厌倦和怀疑了。自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在米兰大肆披露黑幕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这个案子起初引起了人们对黑手党的广泛争论。一些有价值的记述发表了出来，其中有两篇来自西西里的警务督察。然而，尽管对这个有名的犯罪组织有许多有用的调查，还是有二三项调查会把问题搞复杂。依然有很多声音——包括有名望的证人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他们认为黑手党只不过是一种被夸大了的个人自豪感，是岛上人民在历史过程中受到压迫的产物。另一些人认为它不过是西西里语中对每个欧洲及美国的现代城市都存在的下流社会的叫法。
令人吃惊的是，连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在博洛尼亚的拥护者们也相信这种说法。在西西里西部，他们认为，只存在几个零散的、有时拥有相同的保护者的家族。“如今的黑手党是什么？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有大老板和二老板吗？不。那只不过是老警察局长的想象罢了。”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如果把在诺塔巴托洛一案中定罪的可能性怪罪于圣乔治企图打击整个黑手党的失败是很不明智的。尽管如此，这个说法给这场争论更增添了些混乱。
于是，尽管“黑手党”是米兰和博洛尼亚的焦点，但是它仍然是个杂乱浑浊的概念。这势必导致人们对黑手党产生了疲劳感。这种情况降低了宣布被告无罪后所有可能引起的一场有政治破坏性的公愤风险。
受益于之前的博洛尼亚服装彩排，佛罗伦萨的辩护律师得以更好地表现自己。唐·拉法莱放弃了之前令人作呕的演说口吻，而是扮演了一位必须在宪兵的帮助下才能走到证人席上的顺从的病人的角色。
这起诉讼案件没能获得它在博洛尼亚那样的动力，没能像上次那样因为被告辩护证词的矛盾和混乱而得出有罪的结论。1904年7月23日，陪审团以8比4的票数宣判被告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听到判决后，帕里佐罗昏倒在地。
尽管审讯完一周后身体恢复得奇快，已是自由人的唐·拉法莱8月1日在巴勒莫港口踏下跳板的时候又一次晕倒。“支持西西里”委员会从意大利航运总公司雇了一艘轮船得意洋洋地把他从大陆接回来。
在这天庆祝气氛达到了高潮。福罗里欧的报纸《时刻》说，这座城市被佛罗伦萨陪审团从噩梦中解救出来。帕里佐罗的支持者们在上衣翻领里放着他的照片。为了能让这位凯旋的英雄参加庆祝，卡米尼圣母节还被推迟了。恢复神智之后，帕里佐罗在欢呼喝彩的混乱人群的陪同下回家了。他发现自己的房子装饰着拼写有“帕里佐罗万岁！”字样的灯。他一出现在阳台上，乐队就奏起了特意为庆祝他的胜利而写的颂歌。一个谄媚者把这种兴奋之情记录了下来：
在遭遇56个月悲惨的折磨之后，拉法莱·帕里佐罗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沐浴在他耀眼的磨难和美德的光环中。他的磨难和美德来自他过去5年里在空前的折磨下显示出的高尚的自我否定。为了熬过在狱中的惨淡时光，他像用洒满泪水的花朵编成的残酷苦难的花环一样编织他磨难和美德的光环。
黑手党的游说团一向不懂得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很多西西里人，甚至那些认为指控唐·拉法莱的证据不足以使其定罪的人也对这种猖狂感到厌恶了。
然而，喜悦并没持续很久。在11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这位博洛尼亚的受难者一败涂地。尽管帕里佐罗获得了选举胜利，但是由于他现在过于妥协让步，他被那些有权势的朋友抛弃。由于帕里佐罗继续在地方政府任职，那些床边的追随者又回来了，但是他作为西西里强大的客户网络建立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帕里佐罗受到热烈赞颂前不久，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登上了邮轮回到了巴勒莫。在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无声地迎接他，手里拿着帽子。与妹妹相聚时，他眼里噙着泪水。继承了父亲与帕里佐罗斗争的传统，使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不得不变卖曼多里拉庄园来支付诉讼费用。
幸好在接下来的几年，莱奥波多的海军事业让他远离西西里岛。他获得了海军上将的头衔，但却从公众记忆中消失了。自帕里佐罗被判无罪之日起，他就下决心不丧失前进的信心，不陷于世界混乱、不公的消极想法中。他找到的为正义斗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记录下父亲一生的经历，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项事业。漫长的海上航行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撰写传记，他系统地记载下了1893年到1904年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对自己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一定会赞成他这种谦逊的做法。1947年，在长期病痛之后，莱奥波多在他的第二故乡佛罗伦萨去世，膝下并无子女。两年后，他的妻子出版了这部传记。
审判结束后，朱塞佩·丰塔纳也离开了西西里。带着他的四个女儿，他移居纽约，在黑手党新开辟的疆域里继续发展他的敲诈、谋杀事业。
第四章 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黑手党18931943
科莱奥内
从巴勒莫到科莱奥内直线距离大概只有35公里。然而，阿道夫·罗西1893年10月17日旅行的时候——诺塔巴托洛被害八个月后——火车花了4小时15分钟沿着光秃秃的山道蜿蜒前行。火车穿过的大部分风景被西西里的炎热烤焦了；颜色发白，净是岩石，只有几个毁坏了的瞭望塔，还有零星分布的一些绿色橄榄树和柠檬树。
阿道夫·罗西是一名记者，为自由党的罗马日报《论坛报》工作。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那里他花费十多年时间横穿大陆寻找财富。在他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升为纽约日益增长的意大利移民的主要刊物《意大利美国进步报》的编辑。罗西带着对美国生活开放和节奏的满腔热情回到欧洲。他说相比之下，意大利像墓地一样封闭、停滞不前。
和罗西同一车厢的还有一名来自大陆的年轻军官。他们聊起了一个当地流行的话题：西西里农民无望的生活条件。罗西把军官讲的这则典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这里居住，看见偶尔碰上的一些场景是让人很痛苦的。我记得，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正和我的部队在长途行军中。我们在一个农家场院停下来休息，当时他们正在分配收获的粮食。我走过去要点水喝。他们刚刚分完粮食，那个农民只剩下一小堆，其他的都被老板搜刮去了。那个农民站在那儿，双手和下巴靠在铁锹的长柄上。开始，他似乎是惊呆了，麻木地看着他分到的粮食。然后他看了看妻子和四五个孩子，想着一年的辛勤汗水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小堆养家糊口的粮食。他看起来像一座石像，只是两只眼睛里默默地流出了泪水。
意大利改革家20年来一直公开呼吁人民关注西西里内陆农民的生活困境，但是这里农民的生活环境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他们面临着营养不良、文盲现象、疟疾、债务奴隶、可怕的工作条件、黑手党暴力支持下的压榨、被收买的律师将盗窃合法化。
农民们说，在科莱奥内正直的老板比粉虱还稀少。镇上16000名居民都是靠农场来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农场一直绵延至狭窄街道、小广场以及巴洛克式教堂下面的山丘。科莱奥内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巴勒莫供给生活必需晶，但是它似乎连自己的居民也养活不了。19世纪90年代，一名英国游客发现这个小镇上住着“苍白、面无血色的女人，眼窝凹陷的男人，还有衣衫褴褛、怪异的孩子在讨饭，讲话时像厌世的老人一样声音粗哑”。
罗西到科莱奥内来就是为了采访一个人，此人毕生致力于改善这种生活状况，他将成为与贫穷和黑手党作斗争的象征。
西西里内陆农民贫困的原因很简单。科莱奥内以及其他与之相似的小镇上的大地主一向待在巴勒莫，他们以短期合同的方式把土地租赁给中间人或二领主（gabelloti）。短期租赁意味着二领主必须尽快从农民身上回收租金。一般的二领主都是冷酷无情、白手起家；这是个必然会树敌的行当。二领主通常要保护自身和财产，特别要防备土匪和盗贼偷盗牲口。二领主时常与土匪合作或控制他们。二领主还常常需要法律业务上的朋友。过去几十年里封建制度的废除以及时有发生的教堂和国家财产拍卖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需要懂得法律的人去处理。
二领主在西西里的暴力经济中是很关键的人物，人们认为当一名黑手党分子和一名二领主是一回事。更确切地说，加入黑手党组织可以使二领主更好地完成工作。一方面，黑手党在租赁买卖盛行的巴勒莫有很多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成为荣誉团体的一员可以提供打击不守规矩的农民所必需的军事力量。
这股力量在阿道夫·罗西去科莱奥内前的那个秋天仿佛从天而降，西西里西部和中部被压迫的农民开始形成一个叫做新的“法西”（Fasci）的组织。“法西”和下一代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的反民主法西斯军事运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法西”只是一群人，一种团结的形象；西西里“法西”是一种联合农民反抗地主和二领主的兄弟会。
1893年的几个月里，“法西”运动使科莱奥内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由伯纳迪诺·韦罗创立和领导的当地“法西”组织是西西里岛上组织得最好、也是最早的团体之一。一年前，韦罗是一名普通的市政府职员，只受过不完整的教育——他中学时被开除了。整个意大利有数千名像他一样的无名公职人员，他们被迫依靠保护人获得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行政工作。韦罗对自己亲眼所目睹的各种不公正现象感到愤怒不已，于是决定造反。
成为科莱奥内“法西”的领袖之后，韦罗因他的政治信仰被解雇。此时他已经对此毫不在乎了。他用方言向农民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说，从他们熟知的寓言故事中列举例子。带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狂热，他宣扬协作、自律和妇女权利。他解释说，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大是因为爱的力量衰退了，但是全人类被爱意拥抱的时代即将到来。从科莱奥内骑着骡子，他把消息传播到附近的乡镇。他所到之处，都成立了“法西”组织。韦罗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热情的业余的福音传道者。“像亲兄弟一样”，他们见面时会互相亲吻嘴唇。
韦罗就是记者阿道夫·罗西来科莱奥内要采访的那个人。罗西到达西西里内陆的时候，韦罗正在领导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集体罢工。韦罗成了一名与高级政客、官员平等谈判的农民，他为自己所领导的农民赢得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人民的同情。
罗西和韦罗的会面使读者了解到了为数不多的有关“法西”领袖的第一手资料。这次采访受到了罗西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罗西看问题带有新大陆的偏见，而且他还刻意迎合意大利读者对西西里岛的不理智看法。尽管如此，这次采访还是披露了许多有关韦罗和“法西”的真实情况。
其他认识韦罗的人说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情暴躁、对他的事业全身心投入。相反，罗西以大都市的眼光看待眼前这位怪人：“‘法西’的主席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的脸、胡子，尤其是他那双鼓起来的大眼睛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
不管怎样，韦罗的希望和热情在他回答罗西的问题时充分表现了出来。“我们‘法西’组织有大约六万成员，男女都有……我们的妇女很清楚穷人结成联盟的优势，她们现在正在教孩子学习社会主义。”罗西还察觉到了韦罗敏锐的政治头脑。他们在科莱奥内提出的要求，成为整个岛上每个“法西”组织所效仿的模板。这些要求条件既清楚又温和：他们要签订新的契约，保证在地主和租赁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平分农产品。甚至许多保守派人士都视之为公平有效的分配方法。科莱奥内的许多地主接受了这项协议。“最有钱的地主还没让步，”韦罗向罗西解释道，“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怄气。他们不愿意看起来好像向‘法西’屈服了一样。”
韦罗自豪地领着罗西参观一个拱形大厅，那是他的“法西”组织的指挥中心。大厅一端的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座马克思的陶釉半身像，两侧挂着爱国主义英雄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和加里波第的画像。桌子下面陈列着落后的武器：军刀、火枪还有一把大口径短枪。
罗西采访了那里的一些农民。他们告诉他，会读书写字的成员会及时告诉不识字的人岛上其他地方的最新消息。组织里的老兵组成了一个身穿军装的乐队，演奏爱国歌曲以及“法西”会组织的会歌。罗西问他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有人答“革命！”还有人说，“财产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