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主。在这些年里，西西里岛的上流社会围绕在福罗里欧家族财富的落日余晖周围。新闻界称巴勒莫为“福罗里欧大都市”，但这是它作为欧洲大城市的最后一次辉煌。
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温文尔雅、才华横溢而又放荡不羁。他手臂上刻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文身。他的衣服几乎全是从伦敦买来的：领带、帽子和服装都是伦敦名牌。早晨，他的纽扣孔上装饰着肉色康乃馨，晚上就变成了栀子花。1893年，他效仿父亲的做法，娶了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女士，巩固了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新娘芙兰卡·哈克纳·迪·圣格里诺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婚礼几个月之后，芙兰卡第一次怀孕，伊纳齐奥却动身前往突尼斯游猎，这次游猎需要五十名搬运工和十几只骆驼。伊纳齐奥回来之后，芙兰卡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女人的内衣。而伊纳齐奥拿出一大串珍珠就把芙兰卡哄好了。这种悔过行为在他们以后的婚姻中上演了很多次，据说芙兰卡已经因此积攒下来30千克的珠宝。
尽管丈夫出轨，芙兰卡还是迅速确立了巴勒莫上流社会女王的地位。她资助艺术活动。她那绿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受到诗人加布里埃雷·邓南遮的赞美。她允许一个时髦的艺术家乔瓦尼·波蒂尼为她的腿画素描，一时间招来了人们的流言蜚语。作为自由风格的代表，她佩戴的成串珍珠几乎要坠到膝盖了。金钱对芙兰卡·福罗里欧来说意味着炫耀。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是对家庭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漠不关心。20世纪初，芙兰卡感到年老色衰，于是便到巴黎做了面部整容手术，引领了时尚潮流。
圣乔治的报告提到，1897年一月份的一天早晨，伊纳齐奥和芙兰卡·福罗里欧很早就被仆人吵醒。伊纳齐奥生气地发现，别墅里的许多艺术品在夜间被偷了。然而，最被这起前所未有的人室盗窃案件惹恼的并非指挥官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而是他大声责骂并命其把这件事查清楚的对象：他的花匠——弗朗西斯科·诺托。他体格强壮，秃顶，留着一小撮胡须，除了福罗里欧他不会忍受任何人对他如此训斥。小伊纳齐奥清楚地知道，他的花匠事实上是黑手党奥里乌扎家族的老板。弗朗西斯科的弟弟、二老板彼得罗在福罗里欧庄园做保安。考虑到保护西西里岛最富有家族的庄园——巴勒莫上流社会中心的巨大战略及象征意义，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低下的职位头衔所愚弄。诺托兄弟才是奥里乌扎别墅盗窃案的真正目标，并且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将这桩抢劫案的原因归结为几周前十岁的奥德丽·惠特克在诺托兄弟的命令下被黑手党分子绑架。当时奥德丽去拉·法沃里塔骑马，拉·法沃里塔是巴勒莫西北郊的一个皇家公园，无所事事的富人在这里打鹌鹑、参加赛马或是跳栏比赛。突然有四个人从树丛中蹿出来，袭击家人请来保护她的马夫。马夫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拴在马上，而奥德丽则被人带走了。她父亲乔舒亚（“乔斯”）随即收到一封客气的请求信，要求10万里拉的赎金。
圣乔治无需介绍惠特克家族的身份。惠特克家族属于西西里岛英国商业王朝的主要成员（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西西里岛时，英国侨民就已经在巴勒莫这里扎下根了）。和他们的朋友福罗里欧家族一样，惠特克家也介人马沙拉酒生意。后来在1901年，惠特克家族将和福罗里欧家族被邀请去伦敦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惠特克这个大家族还给巴勒莫的上流社会带来了浓郁的英国气息。他们把花园派对介绍到了西西里岛，在他们家别墅的后面支起来一张大帐篷，人们可以在里面享受顿顿饕餮大餐。惠特克家还创办了弃婴慈善基金会、动物福利保护组织以及巴勒莫足球和板球俱乐部。小奥德丽的母亲埃菲以古怪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坐马车在巴勒莫兜圈的时候，肩膀上站着一只鹦鹉。仆人用放在银盒子里的葵花籽喂它，并且还准备了一把银铲子处理它的粪便。埃菲的另一项爱好是草地网球。他们家的花园有三个网球场，分别称作“地狱”、“炼狱”和“天堂”。客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会决定他被允许使用哪个网球场。埃菲的鹦鹉可以在比赛期间随意飞来飞去。在一场这样的比赛中，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十几岁的弟弟文森佐，由于缺乏英国人对动物的那种热爱，把这只被宠坏的鸟从树上射了下来。
奥德丽·惠特克被绑架并不是他们和黑手党之间的第一次纠纷。他们不像福罗里欧家族有很硬的社会关系。年轻的时候，乔斯的哥哥约瑟夫（“皮普”）收到过一连串的信件，向他索要钱财，信上还有骷髅图形。他在哈罗公学的老师们应该会对他的直接答复感到满意。“我很清楚谁是当地的黑手党头子”，他这样写道，“所以我给他传了一个口信，说那些信已经被交到警察局，并且还对警察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以防我被杀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找过我麻烦了”。若干年后，乔斯的嫂子在自家花园散步的时候，一只断手从围墙上扔了过来，落在她的脚下。这次福罗里欧家的反应更为慎重：他们对此事保持缄默，以防这是一种威胁。迄今为止，黑手党党徒还在“保护”着一些属于惠特克家族的财产。
乔斯·惠特克在女儿被绑架之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他立即付清赎金并对此事矢口否认。几天之后，小奥德丽回来了。
圣乔治的神秘线人不仅揭露了奥德丽·惠特克遭劫持的秘密还告诉他这一大笔赎金在奥里乌扎黑手党内部引起了矛盾。有两名成员，即车夫文森佐·罗波图和朱塞佩·卡鲁索对他们分得的赃款数额很不满。他们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划破皮肤”（sfregio）。圣乔治解释说，“划破皮肤”是黑手党一个很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两个密切相关的事物。它既指一种损伤相貌的伤口，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侮辱，是一种故意令某人难堪的冒犯行为，由于对黑手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地盘，那么最为明目张胆的“划破皮肤”就是损毁被另外的黑手党分子保护的财产。正如圣乔治所言，“黑手党帮规之一就是尊重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区域管辖权。藐视这项权力就构成了对别人的人身侮辱”。
从福罗里欧的豪宅偷走艺术品的正是罗波图和卡鲁索。他们的盗窃行为就是针对奥里乌扎帮派领导人的“划破皮肤”的行为。小伊纳齐奥对弗朗西斯科·诺托的大声训斥就是这项行动的全部目的。再次引用圣乔治的话，“这两名车夫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使他们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难堪，已经达到了”。
诺托兄弟以值得效仿的耐心对这种“划破皮肤”的行为做出了反应。首先，他们确保被破坏的名誉得到修复，重获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信任。他们答应分给两名盗贼更多惠特克绑架案的赎金，甚至他们如果把从福罗里欧家盗走的物品归还的话还有赏金。就这样，几天之后，福罗里欧家人早晨醒来发现了一个惊喜：每件丢失的物品都回归原位了。
福罗里欧家的财产归还之后，他们的花匠和警卫开始对付罗波图和卡鲁索。谋杀任何一名黑手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事关整个黑手党组织利益的不安定行为。福罗里欧家族的介入更提高了此事的重要性。诺托兄弟俩秘密地向其他老板告发罗波图和卡鲁索，其结果是召开了一个由八大黑手党家族老板都参与的听证会。听证会在菲尔德的地盘而非诺托兄弟自己家的奥里乌扎地盘上召开——再次证明该决定对整个组织影响重大。显然诺托兄弟并不满足于有罪裁决：圣乔治断言，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尽可能广泛一致的死刑判决。他们最终获得了想要的判决：为避免怀疑和提高效率，死刑必须在几个月之后进行。
1897年10月24日，执行死刑的时候到来了。这两名车夫被以要他们参加抢劫的借口骗到拉加纳果园。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由来自不同黑手党家族的“君子”组成的代理行刑队。首先开枪的是和他们一道前来的那几个人。罗波图和卡鲁索重新站了起来，另外几名黑手党分子开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千疮百孔的尸体被扔进地下洞穴。在罗波图和卡鲁索的尸体之上，还躺着第四具尸体，也是最后一具尸体：一名因偷老板的东西而被处决的年轻黑手党分子。一周前，他坐下来以为要打牌的时候，头部被射击了好几枪。
对圣乔治来说，通过讲述集体处决和保护费的前因后果来解释失踪的四名男子如何在拉加纳果园被害是一回事，在法庭上证实事情的真实性并把其转变为证明他所说的“秘密兄弟会”存在的证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需要更多的证人。很快两名证人站了出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证人也是女人。
当那两名车夫的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其他黑手党成员编谎说她们的丈夫死得很英勇，他们因反对参加绑架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弟弟的计划行动而被敌帮杀害，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弟弟就是那名射杀鹦鹉的少年文森佐。换句话说，她们被告知丈夫是因效命于福罗里欧家族而非由于他们曾偷过他家别墅里的东西才被害的。
几周之后，这个谎言被伊纳齐奥的母亲（令人畏惧的伯爵夫人乔瓦纳·德昂德斯·特里格纳）揭穿了。1897年11月29日，在拉加纳果园传出的腐臭味导致井里尸体被发现后不久，这位伯爵夫人从福罗里欧家的奥里乌扎庄园出发去一家女修道院，她是这家修道院的捐助人。在路上她看见文森佐·罗波图的遗孀向她的马车走来。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抚养儿子。但是听到伯爵夫人的回答，她的希望破碎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你的丈夫是个贼，他和卡鲁索偷我们家的东西。”
这两名寡妇来到警察局说出她们所知道的情况时，圣乔治随即清楚伯爵夫人显然知道那件盗窃案背后的全部实情。她认为罗波图罪有应得。此时，她显然比被杀的黑手党分子的遗孀知道得多，她也比警方了解得多。警方虽然找到了尸体，但对四人失踪案几乎毫不知情。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整个福罗里欧家族被秘密告知从他们家盗取艺术品的那两个人的悲惨下场，他们过分的无耻行为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秩序已由秘密渠道得到恢复，所以福罗里欧家不会想到去报警。事实上，他们在这场杀戮中的角色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圣乔治不知道在盗窃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小伊纳齐奥和他的黑手党花匠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伊纳齐奥向他的花匠暗示了他认为犯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以他一贯的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两名车夫的遗孀交待的情况中得出结论。他还说，如果控方律师找福罗里欧伯爵夫人谈话，或许会问出有价值的信息。询问当事人是他的工作职责。不难想象圣乔治提出如下建议时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讽刺的苦笑：
福罗里欧夫人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贵妇人。我们很难说她哪一点更为了不起：是她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还是她极其高贵、出身名门的心灵的杰出美德？因此，如果她被邀请在誓约之下作证，她是不可能愿意也不会对法官隐瞒自己与两名寡妇的对话。
圣乔治的希望不可能得到满足；福罗里欧家的势力使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圣乔治现在有三名愿意作证的证人，她们都是女人，都失去了亲人，但是圣乔治想要证明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她们的证词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圣乔治继续递交新的报告，直到1898年底和1899年的前几个月。在他工作的每个阶段，黑手党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因福罗里欧盗窃案而丧命的其中一名车夫的弟弟被迫自杀，因为他被怀疑与当局勾结。一名黑手党告密者，或许是圣乔治在“四人失踪案”中最重要的内部线人为了自保，带着警方签发的护照移居国外。但这也是徒然：一名杀手在新奥尔良追上了他，并将他毒死。圣乔治承认自己担心能否在法庭上得出一个完满的调查结果。他抱怨接手这个案子的调查官“性格懦弱，极易受人影响”。黑手党战争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凶杀和失踪事件继续发生。依然从秘密组织传出关于谈判、倒戈联盟和失败的休战等等零碎的消息。
1899年10月25日，圣乔治的机会来了。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分子在枪击现场被抓个正着。本来要被杀死的受害人得以死里逃生；令人惊讶的是，他结果恰恰是黑手党的前“地区或最高头目”，圣乔治这样称呼他。弗朗两斯科·赛诺，一个五十多岁、瘦弱的男人。他是马拉斯宾纳黑手党家族的老板，成功地经营着柠檬园生意，最近才成为黑手党组织的首领。警方根据匿名线人的情报而勾画出一幅黑手党的组织结构图。
圣乔治迅速而又精明地抓住这次机会，再次打算向他现在已知的黑手党潜在弱点施压，即：黑手党的女人们。他把赛诺藏起来，并故意传出话来，说这个受伤的黑手党头目生命垂危。然后他让赛诺的妻子和被捕的杀手见面。她克制不住地叫起来：“人渣！人渣！”这是黑手党对背叛者的辱骂。她当时就指控他和同伙所犯下的一系列谋杀罪行。这是她与法官合作的开始。弗朗西斯科·赛诺很快得知妻子已经向圣乔治说了实情，他也开始谈论他的那群朋友，圣乔治有了建立案件所需的“背叛者”。
与黑手党新的背叛者的交谈使圣乔治逐渐从内部了解了黑手党的斗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从中了解到黑手党的斗争并不只是帮派之间的混乱冲突，而是一个组织内部破裂的结果。圣乔治开始明白，即便处于斗争中，黑手党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外交手段，甚至是历史记忆。
在警方得知弗朗西斯科·赛诺是“地区或最高头目”的时候，他的势力已经开始衰弱了。黑手党的主要财富和势力，即黑手党的重心，不在赛诺这里而在帕索迪·里加诺、皮埃纳·德考利和波皮纳诺家族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资助人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唐·安东尼诺·贾莫纳，就是那个“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的黑手党分子，19世纪60年代在贵族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的庇护下得势掌权，他还是19世纪70年代迫害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的幕后指使人。1898年，贾莫纳在郊区帕索迪·里加诺村庄的卡瓦拉奇街上有一幢大房子，78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他的儿子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首领，负责管理日常事务。但据圣乔治说，这个老家伙仍然是黑手党的“决策首脑”。“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多年犯罪记录提出建议，下达指示。在实施犯罪行为和进行辩护尤其是制造不在场证据时，他会予以指导。”老家伙贾莫纳持续的影响力证明黑手党并非兴盛一时的暴徒。到那时为止，“秘密兄弟会”成为巴勒莫社会一个固定的特征已经有40年了。
1897年到1899年这场断断续续的黑手党斗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警方袭击菲尔德黑手党假钞厂的行动，也就是1896年末，朱赛帕·迪·赛诺因之遭到责难的那次袭击。唐·安东尼诺·贾莫纳设法应对这一损失所造成的系列连锁反应。八大家族首脑会议——由皮埃纳·德考利、阿夸桑塔、菲尔德、马拉斯宾纳、尤迪托、帕索迪·里加诺、波皮纳诺和奥里乌扎的首领组成的最高会议于1897年1月召开。和往常一样，由弗朗西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