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和一个世纪后多玛索·布西达第一次描绘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相似之处。兄弟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十人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队长，只有组员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除了兄弟会首领之外，其他兄弟会成员一概不知。
调查员还发现，兄弟会把成员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家人之间的关系还要神圣。法瓦拉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罗萨里奥·阿莱莫向警方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兄弟会的人把他叫到酒馆里告诉他，他的侄子是叛徒；然后他们给他两个选择，要么亲手杀死自己的侄子，要么自己杀死自己。选择了前者之后，恐惧驱使他以祝酒词来表明自己的决心：“美酒甜美，人血更加甜美。”数日之后，他帮忙引诱侄子中了圈套，其他兄弟会成员杀掉了他的侄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供词，阿莱莫把警察带到一座破败的城堡，那里藏着他侄子的尸体。阿莱莫一回到牢房就上吊自尽了。据说他希望尽量以和他侄子相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绞死。
直到今天，黑手党仍然很谨慎地处理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亲属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侄子、兄弟和儿子经常会被吸收到组织中来。但是如果对某个亲属的疼爱与服从老板的第一职责产生冲突时也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黑手党党徒时常会被迫以很夸张的方式宣告他们最终是效忠于谁的。假如你是一名黑手党成员，同时你的兄弟也是帮会成员并且违反了帮规，那么你就会面临和兄弟会提供给阿莱莫的一样的残酷选择：要么杀了他，要么你们俩都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肠硬的人才会生存下来。对一些“君子”来说，除掉一名家庭成员有可能成为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名被捕的黑手党党徒萨尔瓦多·托塔西欧·孔托尔诺夸耀的那样，“我是唯一能在自己血液里洗手的人”。
甚至在1883年，兄弟会的帮规和巴勒莫附近的黑手党所制定的帮规也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似乎完全被当时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忽略掉了。法瓦拉和巴勒莫隔岸相对。两者之间是西西里岛绵延一百公里道路崎岖的山区内陆。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的黑手党竟然有着同样的帮规是有其渊源的。1879年之前，一些兄弟会的头领和巴勒莫的黑手党分子一起被关在乌斯蒂卡的监狱岛上。这些头领在监狱里第一次听人说起黑手党，并很有可能还加入了黑手党。他们出狱之后和西西里岛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党徒保持联系。身为早期的黑手党成员便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地方帮派，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一张通往更为广阔的罪犯世界的通行证。
法瓦拉兄弟会案件的起诉人认为这些把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只不过是“原始的”。他们提出，对世仇和缄默的原始冲动是兄弟会的主要作案动机。一名地方法官在谈论入会仪式时曾将其描述成一种“野蛮的神秘主义”；他将阿莱莫同意参与谋杀自己的亲侄子之后所发表的祝酒词评价为“赤裸裸的同类相食”。
“原始”、“落后”这些词汇标志着19世纪的意大利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盲点之一，这一点在下一章将会变得更为明显。这样，这些词汇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在当地硫磺采矿业中所扮演的高明的战术角色。在107名申请加入兄弟会的人当中，有72名在硫磺采矿业工作。他们当中除了矿工以外，还有监工甚至小矿主。对于采矿的共同利益或许是这两个对立的帮派为什么成功地合并为“兄弟会”的原因：经济合理性最终战胜了仇杀的欲望。对于兄弟会的审判还把兄弟会的背后保护者们公之于众：地主们、贵族们，以及前任市长们；是他们为黑手党开具了“品德证明信”。没人想到去问一问究竟为什么这些显要人物会设法保护这些“原始帮派”呢？
尽管环境更为恶劣，西西里的硫磺矿场的经营方式和柠檬园的经营方式几乎同样复杂。工厂里那些当牛做马的男孩们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上面是一长串的承包商和次承包商。拥有土地的绅士们把采矿权租借给企业家，企业家付佣金雇佣监工，而监工又反过来雇用勘探员、看守和矿工。随着产业链条的拉长，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一种商品交易的风险也就分散开了。
那些矿工本身被称为“包工头”，他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正是他们雇用的那些男孩。他们出了名的严厉，而且动辄就会吵架，常常酗酒为乐。以当时当地的标准来看，他们远远称不上贫穷；事实上，他们也算是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管理着其他三四名矿工。他们中有许多人热衷于夸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名英国女观察员，嫁给了硫磺矿区的一个地主，是这样描写典型的“包工头”的：“他在穿着上颇为讲究，经常可以在周日看见他身穿精美的黑色服装，脚穿漆皮高统靴，外面披着深色细布料的绿色条纹带帽大斗篷。”（兄弟会成员戴着的这种帽子究竟是有着形式上意义，还是“包工头”的身份标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搞不清楚。）
硫磺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且，和在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暴力通常可以使人具有竞争上的优势。在上至地主下至矿工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阶层中，能够有组织、策略高明地使用暴力的能力都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企业家、经纪人、工头、看守和包工头可以形成联合，击败竞争对手。和巴勒莫附近的柠檬园一样，硫磺矿场也是犯罪组织的滋生地。
抛开对其“落后分子”的成见，法瓦拉兄弟会的事件早早地向我们暗示了在黑手党内部做一名教父意味着什么。发生在洗礼仪式上的、最终促成兄弟会成立的谋杀案件绝非偶然。在洗礼仪式上谋杀一个人是一种蓄意挑衅，并非仅仅针对一个家庭而是针对整个敌对帮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谋杀得到了同样恶意的报复——第二名受害者背部中枪后被切掉右耳。
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洗礼仪式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因为这种仪式意味着家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教父而并非因为这是孩子的洗礼。为孩子施行洗礼使孩子的生父和教父成为孩子“共同的父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仪式：甚至连成为“共同的父亲”的兄弟之间也必须停止使用同辈人之间的熟悉的讲话方式，而是使用正式的敬语。从此以后，这两名“共同的父亲”就有义务回馈对方任何的要求。农民和硫磺矿工讲了很多有关施洗者圣约翰〔※（John the Baptist），基督教的先行者，奉上帝之命在约旦河为耶稣施以洗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故事。施洗者圣约翰是“共同的父亲”的守护神，他会对那些背叛其孩子的教父或生父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被称为“兄弟会”的机构是一种社会黏着剂，它把家庭之间的联系扩展到社会，鼓励和平与合作。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可能会决定摒弃分歧成为“共同的父亲”，以此避免只会给双方家庭带来伤害的暴力纠纷。一名工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更有势力的人作为其孩子的教父，尊重并效忠于他以期换来恩惠。为你的孩子选择一名更有权势的教父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在硫矿矿区的工作、可以开垦的土地、借款以及各种施舍。
但是成为一名教父有时候还有另一层含义。西西里语中有一个短语“举止像个教父”（“fari u pari”）还有“帮凶”的意思，帮助一些人完成非法行为。如果两名“共同的父亲”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它同样也能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履行一份犯罪契约。黑手党党徒经常通过成为“共同的父亲”的方式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为了模仿该头衔在社会中被赋予的声望，高层黑手党分子有时候被称作“教父”。甚至时至今日，正如教父监督孩子的洗礼仪式那样，黑手党教父主持新成员的人会仪式，新成员通过成为“君子”而获得重生。
黑手党一开始就以极其复杂的手段渗入西西里岛的主要经济部门，并以同样复杂的手段使用和调整西西里岛文化内部可以为其血腥的犯罪事业所使用的忠诚资源。换句话说，黑手党一点也不落后。
原始人
在法瓦拉兄弟会被发现之时，黑手党已经从新闻头条中消失，进入了较为安静的学术争论领域。法瓦拉事件的检察长向一家学术期刊投递了一份记录兄弟会罪行的报告——《用精神病学、刑罚科学和犯罪人类学的档案来研究疯狂的违法者》。这篇文章由杰出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校订，在当时他是外国人心目中最为知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为他博得名声的书是《违法的男人》，1876年首次出版。在书中，他指出罪犯可以从一些身体畸形特征辨认出来：壶柄状耳朵、低额头、长手臂等等。他把这些身体特征称作“犯罪特征”。按照隆布罗索的说法，这些特征证明了恶棍们实际上是生物学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人类返祖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原始的”非欧洲人，甚至是动物的原因了。隆布罗索自信地假定，非欧洲人处于种族发展阶梯中的低级阶段，因此他们天生就是罪犯。隆布罗索把自己的逻辑推向极端，还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罪犯。
隆布罗索称之为“犯罪人类学”的疯狂之处在今天看来比当时要明显得多。意大利人民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新政权下的焦虑的公民，并自从统一之日起就成为一场令人担忧的犯罪浪潮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觉得隆布罗索的观点令人宽慰。他的理论暗示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违法犯罪者并非是意大利的过错——生物学成了一个不错的替罪羊。除了带来政治安慰以外，《违法的男人》（及其更加粗俗的《违法的女人》）的许多新版本中出现的大量罪犯的耳朵、生殖器等插图给读者们带来色情刺激。对大多数前往都灵大学听他演讲的听众们来说，隆布罗索——这个又矮又胖、像个松鼠一样的男人——将会在活生生的重罪犯身上证明犯罪特征的存在。
隆布罗索关于黑手党的想法不是一般的混乱。他将其归结于各种原因，包括种族、天气和“社会杂交性”（不管“社会杂交性”指的是什么）。另外，寺院施舍粥饭的善举也助长了懒惰的习气。许多人批评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且毫无根据。但是这些批评者中有很多人也严重地低估了黑手党的影响。他们争辩说，犯罪是有社会原因的。贫穷是导致农民和工人结成秘密社团的原因。黑手党确实是原始的，但它也是一种社会原始现象。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西里岛还停留在中世纪时期。一些左翼思想家把法瓦拉兄弟会看作是工会的雏形。他们相信经济现代化和工人阶级的进步很快会结束类似黑手党的这种所有落后现象（这种幻想在未来几十年内限制了左翼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
19世纪80年代，科学的犯罪学和社会进步的新目标鼓舞了正开始逐步积累打击有组织犯罪专业知识的一代警察。其中有一名警察叫做朱塞佩·阿隆基，他是隆布罗索的追随者。他在其1866年出版的著作《黑手党成因及其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了西西里人的民族心理。西西里人表现出“狂放的自负”、“过分的自我感”、“达到复仇目的之前所具有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暴力、固执的鄙视和仇恨倾向”。阿隆基不相信这些人有能力创建一个有固定规则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他坚持认为，黑手党不过是存在于个别社区和村庄里各不相同、自给自足的家族标签而已。他认为法瓦拉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隆基怀疑黑手党是一场集中的阴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否认许多地方家族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就肯定错了。
尽管有这些原始主义的偏见，阿隆基仍然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到在黑手党活动地区那些从犯罪的零星利益中获利的家庭是如何生活的。他看到巴勒莫附近的村庄里人们大手大脚地花钱。男人们头上戴着名贵的帽子，手上戴着粗黄金表链、戒指和手套，脚上穿着昂贵的靴子。周日，女人们身上穿着丝绸裙子，头上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小帽。节日里，他们消费大量的肉和甜点。医生、专家和官员的家庭都无法与这些社会下层人进行服装秀比试。
阿隆基还注意到当铺店的生意很好。正像格拉蒂医生十年前评论尤迪托黑手党家族的那样，只有黑手党头目才算真正富裕。“他们大多人都在挥霍着偷窃来的果实。他们花钱尽情狂欢，沉湎酒色、饕餮和各种不道德的享乐中。”但是据阿隆基所说，这些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在黑手党成员的言行中反映出来：
这些人想象力丰富，他们的村庄很热闹。他们日常用语甜美且夸张，充满了各种意象。然而黑手党分子们的语言则是简短、审慎、省略的……短语“让他走吧”（“lassalu iri”）有这样一层不屑一顾的意思：“亲爱的兄弟，现在跟你打交道的这个人是个傻瓜。把他视为敌人有损您的体面啊”……另一个短语“随他去吧”（“be'lassalu stari”）看似相同，意思却完全相反。它可以被理解为：“那个人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现在还不是时机。我们再等等。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再下手……”真正的黑手党分子穿着朴素。他的一言一行像兄长般和蔼可亲。他使自己外表看起来很天真，傻头傻脑地认真听你在讲什么。他有耐心忍受侮辱和打击。突然，就在同一个晚上，他向你开枪。
阿隆基的著作成就了他事业上的辉煌。他坚持声称黑手党是一个原始帮派，而且对黑手党和政治家、警察、执法官之间的瓜葛闭口不谈，这或许与他的成功不无关系。
意大利对“原始人”的着迷还有其温和且邪恶的一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发生的四十多年前，朱塞佩·彼得，一位削瘦、高额头的博士，乘着一辆破马车在巴勒莫及其周围地区旅行。这辆马车同时还是他的办公室一一里面永远乱七八糟地丢着各种纸张和便条。他不断收集所到之处的农民谚语、传说、歌谣、风俗、仪式和迷信。这个喜欢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心理学家”的彼得，正在逐步描绘一张巨大的西西里人集体心态图。彼得建立了一份关于正在消失的“原始”世界的档案，这份档案虽然极有价值但却多愁善感。几乎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关于西西里民间传说的一切想法——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西西里人性格的模式化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这位自称为“人民的心理学家”的教授在1889年对“黑手党”作了如下定义：
黑手党既不是派系也不是组织，它没有制度和章程。黑手党党徒也不是盗贼和罪犯……黑手党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意识、是一种夸大个人自身力量的观念……黑手党党徒总是尊重别人也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有人冒犯了他，他一般不会诉诸法律，而是自行解决。
彼得发表上述言论一年后，《乡村骑士》获得了巨大的演出成功，彼得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这部把乡间骑士的神话传播到整个世界的歌剧是根据当时著名的西西里作家乔瓦尼·弗加的短篇故事和独幕剧改编的，而乔瓦尼·弗加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彼得的观点。尽管是通过别人的言语透露出来的，马斯卡尼将之设为歌剧背景的西西里岛，而且是一成不变的西西里岛，恰恰就是彼得笔下的西西里岛。
彼得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西西里匪徒及其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