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对世界各地政治家们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缓和争端的方法。黑手党问题在调查的授权范围之内，但是有关西西里社会的许多其他事情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真正的黑手党问题哪些不是了。
怪不得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这两位“英国”知识分子认为这项议会调查不够尖锐，后来决定自己私下调查了。当议会调查在西西里收集完证据之后，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谈话的人证实了塔亚尼向议会提交的事件陈述。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在塔亚尼逮捕证的阴影下，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逃到了西西里，在当时总理兰萨的劝说下才答应返回。兰萨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艾尔巴尼斯，并向他保证了政府对他的支持。大家还认为，塔亚尼刚离职，就有人开始筹划刺杀他的计划了。
1875年至1876年的冬天，议会调查委员会的9位成员来到西西里岛。他们受到各个小镇的热烈欢迎——政府或军乐队还会护送陪同他们到下榻的宾馆——而且他们就在市政厅进行口头调查。许多参议员和议员利用他们和委员们面谈的机会为犯罪问题辩解：“那么什么是黑手党呢？首先，有一种黑手党是善良的。善良的黑手党代表着一种反抗精神……所以，我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黑手党分子。当然，我不是黑手党分子。但是任何尊重自己的人都可以是。”一些不那么愤世嫉俗的政客、律师、警察、行政人员和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一样的普通公民也提出一些证据。很多证人谈到黑手党在柑橘产业以及1860年和1866年叛乱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这些证词一起勾勒出了关于有组织犯罪和政治腐败的一幅模糊但很让人担忧的画面。意大利政治家现在手中掌握了关于黑手党的证据。
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发表。1877年初，委员会该向议会递交调查结果时，右翼联盟已经垮台了。曾经企图在政治上利用黑手党问题的那一点意愿现在也没了。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现在对认真理解西西里的有组织犯罪都没什么兴趣（因此，当时弗朗凯蒂发表的关于暴力产业的调查报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递交给了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下议院。它得出的结论是平淡和错误的：黑手党被定义为“在那些喜欢靠暴力而非努力工作生活的个人与下层社会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本能的、粗暴的、有偏见的团结形式。这种形式把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国家、反对法律和常设机关”。总之，黑手党被轻描淡写为一群无组织、贫穷又懒惰的恶棍，他们是国家的敌人而非“地方政府的工具”。到1877年为止，意大利政治家已经获得了他们欲与黑手党斗争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也搞清楚了他们需要忘记这一切的所有理由。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的过程的第一阶段到此完成。
第二阶段始于1876年3月左翼联合政府的成立之后。该政府是由1874年选举出来的西西里议员和反对党谨慎地联合成立的。新的内政部长乔瓦尼·尼科泰拉是一位曾和加里波第并肩作战的律师，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意大利南部的老板政治——因为他正是主要倡导者。尼科泰拉着手将那佛纳广场附近的内政部大楼变成左翼强大的选票机器。反对派的支持者被从选民名册上删除或是受到警方骚扰；政府基金和职位只向友好的候选人提供。1876年11月尼科泰拉成功操纵选举，左翼赢得414个议会席位，只给右翼留下94个。他以1184比1的选票击败对手，赢得萨勒诺选区的选举；希望起码这位可怜的对手的家人是允许弃权的。
尼科泰拉以同样的热忱处理犯罪问题。1876年西西里的治安状况还是令人无法忍受。首先，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尴尬事件。11月13日，一家硫酸公司的年轻英国经理约翰·弗雷斯特·罗斯在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矿区被绑架。《泰晤士报》报道，在交赎金之前他受到很好的待遇，并在后来被释放，但是美国报界随后接着说，他的妻子在决定付清赎金之前收到邮寄过来的丈夫的耳朵。很明显，绑架者还是在罗斯先生经常活动的巴勒莫富人圈子里有线人，而且赎金是通过黑手党中间人支付的。
尼科泰拉知道必须采取措施。他显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在自己领地吸收的支持力量包括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还包括那不勒斯地区的黑手党组织卡莫拉。但是他并不是很了解西西里，他在西西里也没有权力基础。所以当他上任时，他从他的文职人员那里听说黑手党和西西里最有势力的人有密切关系以及黑手党对警方和地方行政长官产生的深远影响时甚至还着实大吃了一惊。他得出结论西西里的富有阶层“对黑手党严重妥协”。
罗斯被绑架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甚至没有按照右翼两年前制定的路线建议实施强制性法规，尼科泰拉任命了另一位强硬的人担任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犯罪展开另一次残酷的镇压。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乡镇在夜间被包围，嫌疑犯被大规模驱逐出境。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警方和一些罪犯勾结起来对付另一些罪犯。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这次镇压活动引起了一些西西里政客的大声抗议，其中包括“帮派”的朋友贵族图里西·科隆纳，他们抗议警方使用非法手段。还有，与右翼前辈兰萨曾经的做法一样，尼科泰拉利用镇压打击任何他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迫使潜在的盟友乖乖就范。一个被怀疑与黑手党有染的西西里地主写了一篇批评尼科泰拉反黑手党运动的报纸文章之后，该报纸编辑的哥哥就被捕了，只有以修改报纸中不适宜的言语作为交换条件才被释放。
但是和右翼的镇压运动不同的是，尼科泰拉的镇压活动证明是成功的。1877年11月，在他赢得选举胜利一年后，他就宣告自1860年起就用恐吓手段控制西西里乡村的“匪徒们”被彻底打败。甚至那个绑架不幸的罗斯先生的匪徒也被击毙了。尼科泰拉的秘密在于他与西西里的政客们达成了一项不可告人的交易：只要交出匪徒，他们就会得到政府的另眼看待。“匪徒”在这里通常是指那些给政府制造麻烦的黑手党分子或是没有合适的政治保护伞的人。政客们被要求确保他们的从事暴力产业的朋友们把像绑架这样的罪行控制在政治上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只有根深蒂固的犯罪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情况才最终会在改善西西里岛治安情况的过程中被提出来。为表明他们接受此项交易，巴勒莫省70个城镇议会递交信函或请愿书支持尼科泰拉和警方。这种忠诚的热情流露很可能是尼科泰拉的警察局长精心策划的，但是它起码证明了，在加里波第以意大利民族的名义入侵西西里岛17年之后，罗马和西西里岛之间总算基本达成了某种政治共识。
宣布西西里“匪徒”被打败一个月之后，尼科泰拉被免除了职务。他恬不知耻的独裁主义使他对左翼中敌对派系领导人构成了威胁，因此也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在此之前，他的警网已经搜索到了一些类似黑手党的犯罪组织，而且对他们展开的围捕行动在尼科泰拉离开之后并没有停止。接下来的几年间，对一些黑社会组织展开了调查，随后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审判。
不出所料，从这些审判浮现出来的有组织犯罪的画面十分模糊。一些背叛者站出来作证，其中一些背叛者被杀害。虽然有些证人的可靠性得到证实，有的证人因和当局过于亲密而不能信赖，有的证人因为有重要的政治朋友保护而免受起诉。尽管一些政客热衷于寻找黑社会存在的证据，另一些政客则自身就和黑帮有着瓜葛。相应地，在申诉时裁决就会有所不同．一些嫌疑犯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些嫌疑犯则被判处死刑。1883年，以巴勒莫东南边区为根据地的蒙塔尔托广场家族中的12人被判处死刑。涉嫌与有组织犯罪勾结的少数高级嫌疑犯逃避了罪责。很多黑手党分子在这次镇压运动中毫发未损——只要他们找对政治庇护。
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展开，尼科泰拉提出的交易正在成为转折点。意大利一届届政府与那些有黑手党支持的西西里政客们寻求合作。黑手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常态。黑手党分子收取保护费并扩大其他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也明白此时他们与政客们建立的友谊对他们的生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对于西西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被给予了长期以来被右翼剥夺走的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可以投入国家政治舞台，与联盟伙伴一起秘密决定如何从罗马那里分配权力和资源。当然还有意外收获，左翼比右翼在西西里使用更多的公款用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道路、桥梁、港口、医院、学校、环境卫生、贫民窟拆迁和救济院。所有这些都是政客们和罪犯们获得收入和权力的潜在资源。因此黑手党分子们发现，就像右翼以前一样，左翼愿意利用他们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只不过是用稍微不同的一种方式而已。右翼曾试图用武力来统治西西里，而左翼则倾向于使用贿赂。在左派的统治下，黑手党以及与之勾结的政客们便开始把他们的罪恶之手伸向罗马拨给地方的建设经费。
于是尼科泰拉的交易勾勒出了一幅西西里岛的管辖蓝图，这幅蓝图将会保持40年基本不变。实际上，即便在今天，黑手党也致力于成为它在左翼统治时期的那种“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且在今天，犹如在1875年至1877年的那段关键时期，黑手党分子并不制定政治日程。他们很少有意向或权力扭转意大利政治局势，他们只是顺应时势与处于不同立场的政客达成各种秘密交易。
法瓦拉兄弟会：硫矿区的黑手党
19世纪初期，一种更为病态的黄色斑斑点点地开始出现在西西里内陆长满谷物的山区之上。西西里岛对一种元素有着近乎天然的垄断：硫磺。硫磺是工业革命必需的一种原材料，用于从杀真菌剂、肥料到纸张、颜料和炸药等大量产品的生产过程。西南地区的平原和山脉以及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中部省份都被挖掘开采，暴露出藏在地下厚厚矿层里的这种珍贵原料。似乎一种先天的地理缺陷最终开始表现出症状。大堆埋在地下的硫磺矿石慢慢燃烧会释放一种棕褐色的液体，所以在矿区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从硫磺矿窑里散发出一种怪异的蓝色烟雾。这种气体污染了周边的村庄，损害了人和动物的健康。而且矿区的生活比附近环境更像地狱一般：矿井坍塌是常有的事，一旦着火就会产生致命的二氧化硫气体。1883年，100人死于矿难事故，这一年并不算是特别多的。
长期以来，西西里的硫磺矿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件震惊全国的丑闻，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给矿工们带来身体上的伤害风险。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是搬运矿石的男童，有的大概只有七八岁，他们被雇来以小组为单位工作，把矿石从工作面搬运到矿窑里。这些孩子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挣来的少得可怜的收入被直接交给了父母，他们最多得到一根雪茄烟头或是一杯酒作为对他们劳动的奖励。他们搬运的大筐矿石把身体压得弯曲变形。更糟糕的是，一些热心的观察者悲观地说他们有着“邪恶、不道德的野蛮天性”。成年男子与男童之间的性行为在硫磺矿场极为泛滥。
1883年3月，距西西里岛西南海岸不远处的硫磺矿区中心的法瓦拉小镇上，一名铁路工人到警察局报告说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秘密共和组织“兄弟会”（“La Fratellanza”）。一名建筑工人接近他并告诉他这个组织有特殊的识别暗号，他如果想要避免遭到其他成员的袭击就必须学会使用这些暗号。铁路工人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并猜测这个组织背后隐藏着犯罪意图。
铁路工人作证之前，法瓦拉刚刚经历了数周的紧张和动乱局面。动乱始于2月1日晚，一名男子在酒馆外被两个戴头巾的攻击者击毙，当时酒馆外正在庆祝一场洗礼仪式。警方推测，这次谋杀是酒馆内争斗的结果，并把客人们一致无法认出凶手的行为解释为他们串通一气的标志。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被捕了。
在法瓦拉，人们传言死者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第二天，敌对帮派的一个成员被发现在小镇外面被杀，传言就更具可信度了。这个人背后中枪，并且他的右耳不见了。法瓦拉的内战一触即发。接下来的许多天，两个帮派的人都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结队在城内四处巡走。可是，突然间，这种紧张状态消除了，两个帮派之间一触即发的战斗也没有付诸行动。直到铁路工人到警察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警方才开始调查事情真相。
1883年3月到5月之间，法瓦拉及其附近地区有两百多人被捕。兄弟会的头目之一在接纳两名戴头巾的兄弟人会时被抓。不同寻常的是，他居然还有一份手写的帮规制度。据他交代，帮会弟兄会抽签决定谁去执行首领认为维护兄弟会利益所必需的谋杀。更多的招供随之而来。从偏僻的洞穴、枯井和废弃的硫磺矿井中找到大量的尸骨。警方对帮规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获得了兄弟会的组织图。
1885年对兄弟会的审判在阿格里琴托经过特殊改造的圣安妮教堂进行。107个人被排成四列带到审判席。许多人这时又否认警方的指控，声称他们是屈打成招，但这种伎俩并没有奏效。这些兄弟会成员被判有罪入狱——这是打击这类犯罪组织少有的一次胜利。
法瓦拉兄弟会事件使警方对这种在巴勒莫地区之外（在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硫磺矿区）发展起来的这类黑手党组织有了独特的见解。调查员的发现在法庭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对周围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兄弟会是一个远比官方认为的更为复杂和危险的组织。如果黑手党就像在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硫磺矿区也能生存如此之久，那么部分原因就是它像法瓦拉的兄弟会一样一直被低估了。
事实上，警方知道兄弟会的存在时，它才刚刚成立几周而已。法瓦拉两个派系的头目们在洗礼仪式上的谋杀事件发生之后会面商讨镇上逐渐升级的暴力问题时，决定成立兄弟会。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当时双方各自的利益受到威胁，尽管双方存在暴力冲突，他们不但同意和解还决定合并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兄弟会的帮规比它自身的历史还要久，这些帮规是由合并为一个组织的那两派人共同遵守的。对任何熟悉格拉蒂医生和尤迪托黑手党故事的人来说，这些帮规惊人地似曾相识。就拿人会仪式来说：新成员要把食指戳破，把血抹到圣像上。圣像燃烧时，入会者宣读誓词：“我以自己的荣誉发誓效忠于兄弟会，正如兄弟会效忠于我一样。圣像与我的几滴鲜血在一起燃烧，预示着我愿意为兄弟会流尽身上的每一滴血。正如圣像的灰烬和我所洒下的鲜血将永远无法回复原状一样，我也永不离开兄弟会。”兄弟会从法瓦拉附近几个小镇吸收了大概500名成员，所以人会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和巴勒莫的入会仪式一样，他们也是开始时询问牙疼，之后再进行类似的谈话（巴勒莫检察长在1877年递交给司法部长的报告中说，这个仪式在全岛得到认可）。
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和一个世纪后多玛索·布西达第一次描绘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相似之处。兄弟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十人小组。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