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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过去了，司马颙想做的事情还是一件都没做成，他之所以做不成事，是因为手下的将军们根本不听他的，很多人各行其是。立节将军周权（内宫的杂牌将军）谎称自己接到诏书，复立羊献容为后，但洛阳令何乔不买账，他杀了周权，又罢黜了羊后，经过这一场小小的动乱，司马颙决定杀了羊献容，干脆一了百了。诏书抵达金墉城，却被司隶校尉刘敦顶了回去，他以羊后无过为由拒绝执行司马颙的命令，司马颙大怒，想派人杀了刘敦，刘敦提前得到消息，连夜逃出了长安城，羊后也因此躲过了一劫。区区一个杂牌将军就能复立皇后，可见西晋皇族的正支沦落到了什么地步！诸王争雄，竟然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都不放过。当初司马伦立她为后，是为了笼络人心；陈眕复立她，是想和司马颖叫板；周权复立她，是为了捞取合法的政治资本；何乔杀周权，则是在向后者传达这样一条信息：你这种行为完全非法。每个人掌权后，都会以复立羊后来掩饰自己的篡逆之心，他们不敢轻易废立皇帝，于是羊献容成了靶子，充其量，羊献容只是诸王博弈的筹码，一旦谈不拢，这个筹码随时可以变成一个有力的工具，不管羊献容愿不愿意，她命该如此。
接下去司马颙将手下仅有的两名还算会打仗的部将吕朗和石超派去镇守荥阳，让司马颖率领很少量的兵马据守洛阳。司马虓派刘琨去幽州王浚处乞援，王浚毫不含糊，率数万胡人骑兵与刘琨一起打败了王阐，随后渡过黄河进攻荥阳，石超兵败被杀。王浚的骑兵部队接着又三次打败刘乔，与司马越合兵一处，成为司马越的先锋军。大敌当前，在长安的司马颙后院也失火了，由于数战失利，所有人大为惊恐，属下劝司马颙带着皇帝回到洛阳，司马颙有点心动，可他担心张方不同意。张方的反对是有原因的，长安的地理位置比洛阳强许多，进可攻退可守，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况且军队尚不稳定，迁都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期间不能保证军心稳固，司马颖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司马颙可不理这套，他只在乎自己的性命，此时投降还来得及，若等到长安城破，一切就都晚了，为这件事，司马颙和张方嫌隙陡生，但还不至于撕破脸。真正激化这件事的是张方的政敌们，张方为人残暴，且刚愎自用，平日里把朝廷大臣几乎得罪了个遍，以前他们碍于张方的战功，不敢有所行动，但今时不同往日，这些人纷纷诬告张方拥兵自重，图谋造反，司马颙乘机不问青红皂白，把张方杀了，然后命人提着他的头颅去司马越处求和。
司马越没想到司马颙还真会把张方给杀了，这可不是他让对方去杀的，他也没提过类似的要求，现在他只有看着张方的人头，苦笑一声：“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啊！杀了张方，难道我就不攻打你了？”他立即整顿队伍，准备进攻司马颙。司马颖的日子也不好过，张方被杀时，他正率领一千多人，苦苦镇守洛阳。司马模（司马越之弟）命先锋宋胄攻击洛阳，司马颖抵挡不住，向长安方向奔逃。祁弘（王浚先锋）率军向西进入关中，接着进攻长安，大败司马颙的军队，攻占了长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司马颙打跑了。司马颙处最能打的张方被他杀了，此仗若不败，天理何存？王浚随后接管了长安，城中百姓和文武百官早就听说过鲜卑骑兵的残暴，他们趁城破之际，携家带口逃出洛阳。
37 皇帝的命运连傀儡都不如
公元306年，皇帝司马衷被毒死于显阳殿，皇储司马炽即位，是为晋怀帝。
在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由于这个皇帝天生白痴，根本没有治国的能力，所以造成天下大乱，司马家族的所有亲属全都梦想掌控朝廷，造成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不过至此暂时画上了句号，我们终于可以盘点一下这场席卷全国的惨烈内战所造成的影响了，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分析：首先是八王之乱损失了大批重要的人物，而这些人物的意外死亡造成大量文化与非文化遗产的损失：凡阵亡被杀人员共计一百万余人；武帝司马炎二十五子（包括夭折的）只剩三人；八王死了七个；张华、陆机、陆云等一大批文人能臣死于非命；平民百姓就更难以计数了。至于七王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张华等人是不该死的，张华以《博物志》流传于世，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书中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风土人情、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传说，无所不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初即来源于此，书中甚至提到了“石漆”（石油），连早期的地质工作者都要参考此书，其文学、科学价值举世瞩目，《博物志》仅成书十卷，若假张华以天年，这本书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远。陆机，大家不会陌生，此人是陆亢之子，陆逊之孙，以文名留世，一百多年后，钟嵘这样评价陆机：“才高词瞻，举体华美。”陆机还是一名大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存世的中国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这样一个大才子，竟死于司马颖屠刀下，至于陆云等人，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打仗主要打的是粮草，打的是国力，尤其的长年战争消耗的经费更庞大，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八王之乱的连年战争对国力造成巨大损耗。军费开支在历朝历代的财政支出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士兵也是人，士兵也要吃饭拿俸禄，要不谁跟你干？如何养军，是帝王必须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秦朝曾经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即每五户供养一名作战士兵，什么购置马匹的费用、打造盔甲的费用均由这五户人家承担；到了汉朝，汉武帝为征讨匈奴，组建了相当数量的骑兵队伍，打了十几年仗，总算把匈奴打怕了，外患也得到了解决，但为了供养这些骑兵，自文景之治以来积攒下的钱财全部散尽，武帝晚年时期甚至已经出现财政赤字了。到了三国时期，曹操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屯田制。和平时期，士兵种田储粮，战争一起就可以带着之前储备的粮草上战场了，这些政策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曹操虽然屡次被其他诸侯所败，但元气一直尚存，粮草供应充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屯田制有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全国的土地必须是由国家统一支配的，不能过多地成为豪门士族的私有财产，这种制度到晋武帝这里行不通了，原因很简单，土地都被门阀大族侵占了，在仅剩不多的土地上，一些将领也变成了大地主，他们以兵士为佃农，变相侵吞着国家财富。庞大的军费开支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屯田制行不通，武帝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乎罢兵令应运而生。罢兵令到八王之乱时期已经比废纸还贱了，各王纷纷募兵，地方军事长官也没闲着，他们只要扯一张牛皮做成大旗，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庸附，甚至连奴隶石勒都能聚集几百人的队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因为农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因为他们的财产都被政府或者军阀抢走养军了，而新组建的大军又会成为骆驼背上新的稻草，如此一来，征粮——农民财产大量损失——加入军队求生——征粮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这个循环不是无限的，因为耕地就那么多，耕地上的农民却在逐步减少，当减到生产出来的粮食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时，国家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该内战时期的总兵力达数百万，这对国家财政，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无疑是毁灭性的，且不说军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千里断炊。
最后一点就是外族入侵，中原的北方多游牧民族，西南也有吐蕃等少数民族聚居，他们所住的地方当然远不如汉人住的地方好。胡人多居住在蛮荒之地，这里的气候环境由于缺乏人为改造，往往非常恶劣。胡人们宁愿窝在家里睡大觉都不想扛着铁锹种点防护林，好解决一下土地荒漠化问题；西南倒没有太大风沙，可树林太多了，耕地少得可怜，这些人也没有烧林为田的想法，所以一直处于赤贫状态。但无论胡人也好，土蕃也罢，他们有一个特长：作战生猛。中原地区物产富饶，宜居指数高，没事还能看看海景，捉几条鱼解解馋，可汉人实在是太强大了，那里从来不缺蒙恬、刘彻、孙策、诸葛亮那样的奇人，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倚在家门口向中原望两眼罢了。但中原一乱，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些胡人土蕃已经寄人篱下很长时间了，对西晋这个主人兼邻居家里的情况早就了若指掌，家里那么多钱却不懂得珍惜，那就让他们失去后体会一下懊悔的痛楚吧！
我们看到的八王之乱时期就是外族入侵中原的最佳机会，就像警察自己内乱不管治安了，街上的盗匪就会多起来一样，他们当然乘机揭竿而起，攻城略地，开始逐步蚕食西晋的地盘，中原打得火热，自然没时间搭理他们——当后者发觉时，他们往往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君不见李特之流，据成都而自立；王浚铁骑，入汉室所向披靡；石勒年方十四，便有吞并四海，包举宇内之心……一言以蔽之，八王之乱给外族入侵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38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传奇人物石勒的光辉一生，成大事者，起步不怕低，除了自己的能力以外，运气也很重要。公师籓战死以后，汲桑与石勒等人又重新回到了当初起兵的牧马场，然后干起了强盗的勾当。渐渐地，他们发现强盗这个职业很没有前途，随时面临着被官军剿灭的危险，要想做大做强，必须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汲桑打出了司马颖的旗号，自封大将军，扬言为成都王报仇，司马颖被杀，很多人都为他鸣不平，汲桑打出他的旗号，隐含的意思是：成都王是被冤杀的，我们这是在替天行道。这样一来，强盗军就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任何想讨伐汲桑军的将领必须要考虑其身后的汹汹民意，司马颖的旧将甚至与之成了朋友。汲桑派石勒为前锋，所到之处，郡县望风而逃，声势极为浩大，部队连战连捷，兵锋直指邺都。
汲桑既然打着为司马颖报仇的旗号，当然首战要去攻打司马颖曾经驻守过的封地邺都，目前镇守邺都的是司马越之弟司马腾，这个人非常吝啬，从来不给将士们发奖金，偶尔善心大发，给每人发几升米、几丈布。这些小恩小惠当然不能换来大家的衷心拥护，以致汲桑军攻城时，竟没一人听从司马腾的调遣，偌大的邺都，纵使司马腾有三头六臂都回天无力，司马腾只好只身逃出邺都。汲桑进入邺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挖出了司马颖的棺材。毕竟打着人家的旗号，总得意思一下吧！汲桑的意思很够意思：他把司马颖的棺木装裱一番，装在了车上，随部队出征，部队所有的行动都要报告司马颖之后再执行。然后汲桑对邺都大加劫掠，实在没得抢了，就用一把火烧了邺都，大火整整烧了十天；城内百姓被杀一万多人，汲桑的强盗本质暴露无遗。再怎么说，邺都也是司马颖的第二故乡，汲桑却打着他的旗号挖了他的坟，烧了他的故乡，不知汲桑脑海里的忠孝仁义到底是怎么一番模样。
汲桑的大军一路顺风顺水，之所以干些抢劫的老本行，那是因为他每天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质啊，养这么大的一支军队，开销从哪里来？所以烧完邺都，他又渡过黄河，准备南下攻击兖州。在乐陵郡（今山东阳新县东南），他们遇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苟晞。石勒仍为前锋，率军向苟晞发动攻击，三战三败，根本打不过人家。久攻不下，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渐渐笼罩了石勒，自起兵以来，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可怕的对手，无论他的骑兵怎么冲击，敌军的阵营都坚如顽石，还能趁他后撤时发起追击。败绩连连，汲桑几乎被打懵了，以至后来看到苟晞的旗帜就哆嗦，正面作战打不过，汲桑干脆在阵地前修筑了一条栅栏，在上面插满各种铁钩尖刃。苟晞到阵前巡视了一遭，对手下的将士们说：“不用打了，全体原地休息！”苟晞话锋一转：“你们谁卖过豆腐？”话音刚落，一名士兵快步走上前：“报告将军，小人祖宗八辈都是做豆腐的，参军前小人整天走街串巷卖豆腐。”“行，就你了！你去军曹那里要张劝降书，然后去阵前用你卖豆腐的嗓音冲对面喊出来，完事后重重有赏！”劝降书刚喊到一半，汲桑扛不住了，他担心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变成光杆司令，无奈之下，汲桑引军回城。
39 文人也能当武将
司马越本来对苟晞的能力并不了解，他一直认为苟晞是一个文人，根本不知道他还会打仗，这次原打算让苟晞探探敌军虚实，不料苟晞太争气了，愣是把汲桑打成了缩头乌龟，大喜之下，司马越派军支援苟晞。援军甫到，苟晞便发起了总攻，连破汲桑八座大营，歼敌一万多人。汲桑和石勒集合残余部队，打算投奔刘渊。汲桑军途径赤桥，遭到丁绍的截击，部队彻底被打散，汲桑逃回牧马场，不久后为大将田甄所杀。石勒一路艰辛，终于到达赵国，司马颖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
苟晞这次打仗打得很顺利，他对打仗一下子兴趣大增，觉得自己天生是个当将军的料，打败石勒等人，苟晞面临的严峻形势终于稍稍缓解，他把注意力放到了王弥等人身上，此时的西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地叛军多如牛毛，王弥和刘灵就是其中比较有实力的叛军首领。苟晞派弟弟苟纯讨伐王弥，部将王赞攻打刘灵，这两股叛军没坚持多久便败下阵来，结果这两人也投奔刘渊去了。
当初刘渊告别司马颖，回到左国城去搬兵，毕竟来回的路途实在太远，就算刘渊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没能赶得及拯救司马颖于危难之中。等他赶到时司马颖早就灭亡了，刘渊长叹一声，返回左国城，开始用心经营赵国。两年后的今天，赵国已积攒了相当的国力，刘渊渐生入主中原的心愿。石勒、王弥等人的到来，于刘渊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立即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封平晋王，王弥为镇东大将军，刘灵为平北将军。翌年，刘渊派儿子刘聪等将领南下占据太行山脉，石勒等人引军东进，攻打魏赵地区。王弥集合残兵败将，经过一年的休整，实力得到很大恢复，由于刘渊的支持，王弥的部队竟然达到数万人之多，抵挡他的依然是苟晞，王弥兵分四路，尽量避免和苟晞发生正面冲突，毕竟这次双方的兵力相差太大，苟晞这下没辙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王弥没和苟晞过多纠缠，四路大军越过邺都，直接在许昌汇合，王弥的下一个目标是洛阳。
王弥的部队猛攻到了洛阳城区，本以为一路顺风应该很快就拿下了洛阳城，没想到刚进洛阳就迎头遇到了张轨率领的禁卫军，禁卫军的战斗力惊人，张轨部将北宫纯还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敢死队，冲到王弥阵中就是一通狂砍。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王弥的部队被杀得大乱，北宫纯趁机进攻，把王弥赶出了洛阳城，后者渡过黄河，败退平阳，刘聪赶来支援，亦大败。刘渊越来越感觉到，由于都城的限制，难以有力指挥关中的军队，于是下令迁都平阳（今河南信阳以南）。石勒这一路进展相对顺利，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打到冀州最南端的赵郡（今河北高邑），镇守冀州的是西部都尉冯冲，在赵郡蜀地中丘，还有一支乞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