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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布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后也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必操胜算。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人，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二十多万人，总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但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二十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四百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一千四百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六百公里。在这条约二千四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五十万人，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一千五百门大炮，五十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三百二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二个骑兵师，号称六百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在日军的打击下一溃千里，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七个航空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一百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做掩护，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和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做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送完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直到12月5日，日军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经过统计，邓葆光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十分赞赏，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橡胶、粮食、棉纱以及大批战略物资，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一百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有五百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一百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谈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戴笠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合作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他本人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日本人一投降，中美合作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批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急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东南接收，周佛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戴笠于是改变主意，吩咐去东南的人员仍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自己则先乘飞机到了贵阳。
临行前，戴笠自拟了一份电文报给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贵阳医院仙逝。兄远在敌陷区，雨农将代为主持丧事。
呜呼哀哉！
戴雨农顿首
发完电报，戴笠赶到贵阳，令军统局贵阳站火速布置灵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驱车至贵阳医院将周母马翠珍的遗体运至贵阳市新设的灵堂。并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将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来吊丧。
灵堂由沈醉按湖南风俗布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员腰系白带，头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显得格外醒目。
灵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写了几个大字：周母马老太君灵堂。左边书：早登仙去；右边书：声容犹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习俗，灵牌应由“孝子”跪捧，戴笠自当“孝子”，披麻戴孝，愿替周佛海尽此职责。
马翠珍的丧事办得十分热闹，送葬的队伍声势浩大，鞭炮、哀乐、锣鼓一应俱全。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让特务将每一个细节拍成照片—特别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的情景也由专人拍摄。
安葬马翠珍之后，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恰好，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回渝汇报工作，戴笠令他将一大沓照片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父亲早亡。后留学日本，并参加国民党，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成为陪都之时，因为对抗战前途抱悲观态度，与汪精卫假托出外视察，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参加“对日谈判”。然后又一同去河内，把汪精卫公开投敌的电报带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周佛海出任中央执行委员，权力仅次于汪精卫。
戴笠了解到周佛海是个反复无常、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向蒋介石建议派唐生明去策反。
唐生明领着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后，建议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来，作为策反的筹码。
戴笠依计而行，于1941年5月，从湖南湘潭和沅陵两地，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人押解至息烽集中营软禁。
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兼任数职，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精卫政府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扣押了周母马氏等人，戴笠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问”做掩护，到周佛海的家里探听口风。很快，唐生明回电：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伤心、内疚至极，连日苦闷……
戴笠接到电报，觉得大有希望，立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岳父杨世荣两家在息烽营内的生活条件。原先，两家六口人在息峰营分三处拘押，马氏和亲家母、女儿关在义斋；杨世荣关在忠斋；周佛海的妹夫关在平斋。
戴笠指示在息烽营另建一处新屋以便两家人同住一起，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称马氏为“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有时戴笠还亲自上医院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以马翠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
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得到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的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的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图，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笔迹，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核实程克祥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身份后，才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1943年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的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他预料程克祥会要求探望周佛海的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一一照办。
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