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 第38部分

白世维得令，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将两人发展为特务处特务，并在天津设立军事组，由郑、傅两人共同负责，专门盯梢、注意吉鸿昌的行踪，一有情况，及时汇报。

郑恩普加入特务处后，通过各种方式与吉鸿昌接触，终于约定于11月9日下午3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5楼437房间见面。白世维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提前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没想到，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一行人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

估计吉鸿昌等人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特务们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冲进145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法国工部局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北平军委会”。

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史量才、吉鸿昌被杀，使戴笠的暗杀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自此，蒋介石几天不见戴笠，心里仿佛缺了点什么，总要找出各种借口召见他。

这一天，戴笠又被蒋介石召见，来到中央军校官邸又与毛庆祥相遇，两个人搭讪了一会儿，毛庆祥道：“委员长这段时间老是找你，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

戴笠说：“没有。无非是问我有没有什么重要情报。史量才、吉鸿昌才死去不久，全国上下风声很紧，有重要情报也没有这么急的。”

毛庆祥道：“依我看，委员长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这是好事呀，以前就是我、胡靖安、王世和都没有过这样的厚待。”

戴笠心头一喜，道：“可以去你房间里一叙吗？”

毛庆祥道：“我唯恐请不到，只要不耽搁你，随时恭候驾临。”又说，“我估计委员长也不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交代，咱兄弟俩很久没有在一起叙旧了。走，到我房里去谈。”

戴笠见状，笑道：“毛先生搞得这么神秘干吗？是不是也准备搞特务活动？”

毛庆祥道：“这种环境不由你不小心，有时一不小心被人偷听到一句不该说的话，一旦传到委员长那里，说不定会招来杀头之祸。”

戴笠想想觉得在理，点头道：“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凡事都得有个限度。物极必反，不管什么，加上一个‘太’字就有点麻烦。比如以前我刚从骑兵营出来时，委员长从来就不曾想到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太不起眼了。又比如现在，委员长三天两头召见我，我总觉得主仆之间还是保持距离好，太亲密了总会有事发生的，到时吃亏的还是我。”

毛庆祥点点头，道：“这话很有道理，如果你愿意听，我有保持距离的绝招。”

戴笠疑道：“世上会有这种招数吗？”

毛庆祥道：“当然，而且还是一门专门学问，其历史也有几千年了。”

戴笠说：“毛先生是不是有意说笑话开心？”

毛庆祥表情严肃道：“我可没心思和你开心，我说的是正经事。自古以为，君王太恩宠的人，到头来还是死在君王手里，细究其原委，就是因为太亲近君王的宠臣知道的隐私太多，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名誉，不管怎样仁慈的君王都会想到杀人灭口这一招。”

戴笠听罢，大吃一惊，道：“不好了，委员长这些天老是和我谈私事，让我替他出主意，怎样才能不使隐私败露。”

毛庆祥道：“我的绝招正是要你少管，最好是不管委员长的私事。他到底和你谈些什么隐私呢？”

戴笠说：“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孔二小姐老是派人盯梢委员长，然后密报夫人，弄得委员长夫妻经常闹不愉快。”

毛庆祥道：“原来是这样！内幕我清楚，这位孔二小姐太不像话了，为了控制中央银行，居然经常去外面拉拢年轻漂亮的女人，带回来供她父亲淫乐，以此讨好孔祥熙。委员长看不惯，以姨父的身份批评了她，她心里不服气，总是要找机会报复，所以四处造谣。”

戴笠仿佛大悟，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过孔二小姐说的陈小姐是怎么回事？”

毛庆祥一愣，问道：“这件事，她是从哪里听得的？”

戴笠说：“这孔二小姐如果让她当特务，恐怕比我不会差，她经常用钱收买委员长身边的下人。”

毛庆祥点头道：“哦，是这样的。”说到此处把声音放低，嘴凑到戴笠耳朵边，“这事你千万别说出去，孔二小姐说的‘陈小姐’其实就是委员长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当年委员长为了迎娶宋美龄不得不和她分手，后被委员长送到美国读书。她苦读五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并于去年回国，改名陈璐，与她的养女陈瑶光住在上海法租界巴黎新村。”

戴笠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毛庆祥摇头叹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有些事真是不想知道也由不得我。陈洁如回来后，有次偶尔听到消息说委员长在上海，身边没有带夫人，于是七转八转，就找到了我。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

戴笠说：“当然得告诉委员长。”

毛庆祥道：“就是嘛，我知道委员长虽是一国之主，但还是凡胎俗人，一听说陈洁如找他，肯定会旧情难忘。”

戴笠说：“后来怎么样了，你告诉委员长没有？”

毛庆祥道：“我才不那么蠢呢。为了少惹麻烦，我马上打电话去南京，要夫人催他回去。”

戴笠这才松了口气，又道：“还有，委员长还在我面前说他不能做太监，他说此话的意思我也不大明白。”

毛庆祥道：“这事还没有陈洁如事件重大。委员长年轻时养成了逛窑子的习惯，一下子也改不了，经常想念那些地方，夫人醋意又大，这事正好被孔二小姐钻了空子。”

戴笠连连道：“这事我也清楚。”

正说着，外面有人敲门，叫道：“毛秘书，你见过戴笠吗？委员长在外面找他。”

戴笠忙道：“我在这里，马上就到。”

说着，开了门出去，见是蒋介石的勤务兵，两个人一路向蒋介石家里走。

正如毛庆祥所言，宋美龄的醋劲很大，光看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就知道了，里面从卫兵、勤务兵到办公室服务员，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伙房里虽有几个女的，也都是人老珠黄的老妈子，这样一来，反而把宋美龄衬托得更加美丽迷人。这也正是宋美龄做女人的高明之处。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纵然如此，蒋介石只要一有机会，背了宋美龄，少不了干些偷鸡摸狗之事。

自戴笠得到恩宠以来，蒋介石有心让他保驾护航，回想起他乔装打扮由戴笠护着去烟花巷里玩耍的情景，真有点《水浒传》里宋徽宗在太监陪伴下从地道里去和李师师幽会的味道。

上一次戴笠陪他去烟花巷玩耍，这事又被这位孔二小姐收买的下人得知并报告。孔二小姐马上雇了记者拍照，当记者举起照相机时，戴笠的打手一拥而上，把照相机摔得粉碎，回过头来又把那个告密的下人威胁一通。从此以后，再无人来干涉蒋介石的私事了。

看样子，蒋介石在书房里已等得极不耐烦，见戴笠来了，劈头问道：“戴处长，你去了哪里？怎么到现在才来？”

戴笠说：“毛先生找我有事，一坐下屁股就生根了。”

蒋介石说：“每次我找你来，不到一会儿就急着要走，我难道是老虎会吃你不成？”

戴笠说：“我以为校长找我不会有急事，所以……”

蒋介石说：“谁说我没急事？没急事我找你干吗！我问你，杀了杨杏佛、张敬尧、史量才、吉鸿昌，是不是就已经万事大吉了？革命就彻底成功了？”

戴笠低下头，任由蒋介石骂他。蒋介石骂够了，口气也缓和了，道：“你坐下，我要和你好好谈谈。”戴笠按过去的习惯在蒋介石对面坐下。

蒋介石说：“目前日本方面还没有大的行动，你要密切注意每个党派、每支军队的行动，千万别让他们触怒了日本人，免得这场战争在我们消灭红军之前发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戴笠听过不下一百次，但他还是点点头。

蒋介石说：“现在，我们的头号敌人是共产党。这方面的工作由CC系徐恩曾负责，你只管盯着国内各民主人士和那些宣扬抗战的激进分子。对了，还有王亚樵，他是不会那么容易认输的。一有机会，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一回来，他第一个暗杀的目标就是你。”

戴笠说：“只要能替校长挡凶，雨农也死得其所。”

蒋介石说：“你死了，杀我岂不容易？我不要你死，你要想办法把王亚樵找出来，把他碎尸万段！”

戴笠心里一热，感动得眼睛潮了，曾几何时，蒋介石竟把他当成保护神……正说着话，蒋介石突然眉头一皱，伸手挠起痒来，然后眼睛四处张望……

戴笠立即知道蒋介石有什么秘密话要说，忙把耳朵贴过去，静心地听。

蒋介石说：“我有一事，你必须替我秘密办理，千万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戴笠把头点得如鸡啄米似的。





第二十七章　得陇望蜀　小处长斗陈果夫


戴笠是明白人，蒋介石不吐明，便知道他患的是啥病，回道：“学生也患过那种病，被一位老中医治好了。这位老中医叫张简斋，是南京人，医术了得，被学生吸收为特务成员，专为内部有关人士治病，当然绝对保密。我放心不下的是夫人……”

蒋介石说：“休要啰唆，快去把他叫来，夫人这些天正和我闹气，我不去寻她，她自然不会来理我。”

戴笠出门来，看见毛庆祥没事般在屋里走来走去，猛然记起一桩大事来，暗道：当初陈洁如在上海托他寻找蒋介石，他能做到充耳不闻，才有今天的自在。我这是怎么啦，居然昏头昏脑管起了蒋介石的私事！

后悔已来不及，戴笠只有硬着头皮去叫张简斋。这时，他想起胡宗南对他的评价：“雨农，一个孙悟空式的人物，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最大的优点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守秘密。”

看来胡宗南对他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在蒋介石面前，他几乎无秘密可守。刚才那号事，若换了别人，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完全可以故意装糊涂。如果是这样，等于自己抓住了主动权，不致使自己陷入领袖人物的隐私中。

戴笠一路摇着头自语道：“雨农呀雨农，说不定你的性命就要断送在不能保守秘密上！”

话说戴笠带上张简斋给蒋介石治好病，以后很久没有被召见。一日，偶然听毛庆祥说，近段时间陈果夫、徐恩曾时常被蒋介石召见。

戴笠这才猛然想起蒋介石冷落他，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无非是干一些监视各级将领、策反杂牌军队、排除异己，搞搞绑票、暗杀一类的勾当，而陈果夫、徐恩曾却占足了分工的便宜。

蒋介石把反共当成自己第一重要的任务，即使面临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常常在戴笠等人面前说，日本人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之患。

多年来，陈果夫、徐恩曾正是专门做中共的情报工作，这也难怪CC系受到器重。

戴笠天生不服输，喜欢争强好胜。于是疯狂调整工作目标，一心一意搞共产党的情报，并把工作重点放在上海。

上海是中共机关所在地，自翁光辉被撤职之后，戴笠任命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为第二任上海区区长，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打入上海的中共组织。

戴笠反共心情过于迫切，急于求成。一方面对被捕的中共党员严刑逼供，结果总是因中共人员的坚贞不屈而使线索中断，反共斗争也因此不能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特务处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军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这些特务的思想、文化、气质、道德水准与中共人员相去甚远，因而在反共中难以有上佳表现。戴笠是个好大喜功的人，由于不能达到与组织部调查科在反共方面争功夺宠的目的，因而常常把一腔怒气发到手下的特务头上，大骂特务们是一群酒囊饭袋，不能为“团体”争气。好在蒋介石也没有在反共方面对戴笠过分苛求，戴笠也只好作罢。但是，由于CC系特务在这方面常常跑在他的前面，这更增加了戴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可谓成绩显赫，这使CC系头子陈果夫也感到十分不安。

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CC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商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果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作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塌台负责，并警告他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果夫经过一番努力，在反共方面作出了成绩。

首先，在部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小组学习。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报刊，讲解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其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低之分。最后，对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CC系大头目陈果夫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果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果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对陈果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之作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