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子修缮了一番，甚至都没有搬走大厅里的长条木椅和牧师布道的讲坛，没有改变墙壁和柱子上那些关于上帝造人、亚当获罪、耶稣拯救人类的浮雕，便安驻了三世佛的像、诸菩萨的像和护法金刚的像，让一座典型的西方教堂变成了东方寺庙。
寺庙从外观到内里，到处都是基督教的痕迹，让原本信奉上帝的英国人，来到这里后少了许多异陌感和互相排斥的惶恐。他们发现信仰原来是可以融合的，他们用不着抛弃自己信奉的基督教，就可以在这里心安理得地修禅念佛。不久，江央仁波切刊印了他的《修身指南》，发给所有来到喜马拉雅禅坐中心的英国人。人们发现，里面收录的是来自佛经的释迦牟尼嘉言录和来自《圣经》的耶稣基督嘉言录。有人吃惊道：“耶稣和佛陀太相像了，有些话简直是一个人说的。”
一年后，哈顿博士去世。在他的葬礼上，江央仁波切才知道，哈顿博士是莎格迅的后代，而莎格迅其实就是撒克逊的变音。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英国人的祖先，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里，还有两名十一世纪的撒克逊国王的墓室。
莎格迅是祖先撒克逊国王的血脉延伸。
西藏一直存在着一个莎格迅。马翁牧师走向了藏北高原，也就是说莎格迅走向了藏北高原。后来呢？
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两座十字形大楼的组合。十字楼的中间，耸立着高达一百多米的穹窿圆顶。圆顶的尖端，镀金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耀着上帝之光。石栏围拢的阳台和圆形石柱撑起的两层圆楼，让人感觉那是天堂的所在。门前是由六对高大的圆形石柱组成的走廊，穿过走廊，能看到圣保罗到大马士革传教的图画和圣保罗的石雕像。这样宏丽的教堂自然是有钟楼的，对称的两座，悬吊着英格兰最大的铜钟和一组音色谐美的教堂用钟。
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没有比圣保罗大教堂更重要的教堂了。
教堂里面的大厅里，一排排长条木椅和牧师的讲坛以极其朴素而简单的格调，衬映着富丽堂皇的天花板和装饰奢华的墙壁，让人想到，无论有多少五光十色的炫耀，真正的存在和真实的目的，永远都是人心和肉体的原点。大厅四周，是一间间明亮幽静的殿室。着名的镀金耶稣像陈列在东边某个殿室的墙龛里。
镀金耶稣像的下面是一个地球一样椭圆的象征情爱、和平、圆满的玻璃柜，柜中一溜儿摆着三个精致的水晶盒子，中间的盒子里放着一本纸张古老的《圣经》，左边的盒子里便是《天国法音》。右边的盒子空着，似乎在等待放置，却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我的眼光，也就是作者杨志军的眼光，自然落在了左边的盒子上。里面放着一沓手写的长条经文，封面上写着四个公正的藏文字：天国法音。
我想起了迪牧活佛圆寂前的话：“现在，觉醒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就在这里。佛祖的话，上帝的话，还有我的话，都记在这里了。这个晚上，是最后的对话。”
传说迪牧活佛圆寂后，灵识带着他的《天国法音》漂洋过海来到了英国。就像当年佛教传入西藏时从天空降下一卷宝箧经、一座金宝塔和一件金法器那样，英国人在一天早晨看到从光净碧蓝的天空徐徐降下了写着“天国法音”宝箧。他们知道这是信仰的启示，是精神父亲的来临，便把它供奉在了圣保罗大教堂里。
《天国法音》——最后的对话。太想知道它的内容了。
二十五禁行：五种根本恶行即杀、盗、淫、妄、酒；五种次性恶行即赌博、不正当谋生、传阅邪书、祭祖宗和敬鬼神、信邪教；五种特重恶行即杀男人、杀女人、杀婴儿、杀牛、毁塔庙经像；五种伤害行为即伤害亲友、伤害长官、伤害佛和上师、伤害僧众、伤害信赖自己的人；五种贪欲行为即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口贪味、身贪安乐。
饶迥：为藏历纪年法，六十年周期的称呼，相当于汉历甲子周期。
后 记
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
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
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
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民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我有着藏民的情怀、藏民的思维方式、藏民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西藏的战争》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着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00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也可能仅仅是惧怕）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十字精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
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民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
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民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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