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当您观看三个世纪前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土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fu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土眀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如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fu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三个世纪前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
“但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土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眀朝政fu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土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一个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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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六百七十一章 凡间精灵
写到这里，陈伟停了下来，他的脑中浮现出了一幅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一时间文思如泉涌，不可扼抑。；最新章节访问：
他定了定神，继续写了下来。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老牌帝国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土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有在那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也有把新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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